回归常识——诗歌面对灾难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我们回归常识，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民族传统，但席卷全球的病毒让我们回归常识。正如本年度上海金玉兰花奖获得者塞尔维亚诗人德拉甘·德拉戈洛维奇的新作《我该怎么想》写道：“因为我们只有一所房子，一个地球/全都笼罩在新冠病毒的阴影里/它从天而降/从可见和不可见的四面八方/但——这是我们的唯一世界。”诗人们丢掉所有的技巧，他们的天赋让他们在沉默和黑夜中回归常识。人类应有的第一常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是一家人，命运与共的亲戚。
　　我写下的第一首关于疫情的诗《想到想不到》：“想小，小到边缘细胞壁都没有/小病毒的小/让这座高楼如林的城市/变成了哑巴/拿下我，囚在这间斗室……”这是我领悟到的生存常识，也应是人类的第二常识：人面对自然应该多些敬畏，我们并非像我们自认为那样强大，核武器、航母并不表明你就是这个地球的主宰。
　　宅在家中，成为一种常态，我写下了《宅家之心经》，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宅家，呆在家里明白——/原来官员可以当官不开会/原来商店可以卖货不开门/原来银行挣钱可以不数钱/原来世上所有的规矩都可以改变/只是人不可以不喘气……”这是诗歌让我在宅家的日子里重新认识规矩的顺序，珍爱生命，生命就是一口气撑着的自己！
　　诗歌引领我们回归常识，也引领我们回归人性，我在上次非典疫情期间写过一首诗，至今很多传媒又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引用，这首《洗手仪式》，写了抗疫中的最有效方法——洗手，我也由此想到人类回归常识的最有效方法，反思与自省：“我们洗手，洗手是我们祖传的仪式/因为要打开那些圣洁的书/书啊手的情人/因为要掀起那些卷筒的画/画啊手的知音/还有那些家谱乐谱和菜谱/还有那些奖状奖杯和奖牌/还有那些珍藏的情书/一叠爱的遗嘱/还有那些遗嘱的原件/惧怕风化的愿望……/我们洗手，为了忏悔我们的贪欲罪过/因为相信手上有血迹/血啊谁说看不见/因为知道手上有罪孽/罪啊谁说没证据/还有告密信匿名信揭发信/还有认罪书检讨书悔过书/还有那些领赏的纸条/也许需要冲掉需要稀释/才能有勇气继续伸出手啊/去再次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们洗手，洗手是我们的希望复活/因为相信手上有奇迹/因为相信奇迹能再现/像一双起飞的翅膀啊这洗礼之手/像一对并蒂的莲花啊这清洁之手/从地狱引领我们攀上天堂/根植于污泥而芳菲着花香/这是灵魂与肉体共同的沐浴/让每个指头都让头颅一样顶礼水花/啊，一切都重新开始……/啊，新生于清莹之水……”反思和自省就是灵魂的沐浴，诗歌应是清洁之水，让我们走出阴霾，让生活重新开始。
　　诗人就该成为人类回归常识的引领者，这是诗人的光荣与天职。
　　回首尴尬——诗歌面对现实
　　二十世纪最短的一首诗，大概就是这首诗，题目：生活。内文：网。一字诗还有不少，但是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一首了，反对者因为它把丰富的东西说成是一种“网”，而且这样的写法不像诗，更像偈语。
　　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新内容就是：网络。对于许多网迷和新人类来说，网络就是他们的新生活。而且，不少网络公司还在进行“网上生存”比赛，参加比赛的人不与正常社会接触，全凭网络取得生存条件。这时候的生活现实，题目：网。内容：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有争议的一首诗，题目：生活。内容：网。
　　二十一世纪最现实的最新生存方式，题目：网络。内容：活。
　　对这一首诗的争论还在继续，因为还有许多人不认为它是什么好诗;对这种生存方式的争论也在继续，因为都在网络上活着，也太辜负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了。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变得如此“现代主义”，现实生活变得比诗更有想象力，更浪漫，更荒诞，更简捷，这是叫诗人们尴尬的“现实主义”。
　　回顾无用之用——诗歌面对生命
　　诗歌总是面对一种认知上的尴尬。场面上夸奖：“诗是文学的皇冠上的明珠！”而在对诗歌的指摘批评中，有一种说法，没有用。这种说法不会在大庭广众中高声宣扬，但会在私下，特别是内心深处藏着。一旦说出来，也是另一种腔调，无病呻吟呀，自我欣赏嘛，文字游戏啊……特别是对待新诗，有人说过给二百大洋也不看。诗歌尤其是新诗，真的无用吗？没有日常功用的诗歌存在的意义何在？新诗出现一百多年了。看来无用的新诗依然摆在人们面前，恰恰讓我们想，也许新诗证明了其“无用之用”，存在且有意义。
　　古代诗论均认为诗歌能反映社会、时代和民情。朝廷有官员到民间收集歌谣，就是常说的“采风”。借“采风”之说，我们回顾一下新诗的历史。一百多年前，胡适先生发表了他的小诗《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有人把这首诗，视为中国新诗的开篇。也有许多人说这首诗太幼稚了，是大白话，口水诗，不配叫开篇。什么叫好诗？不是一个比一个写得精致，也不是后来居上的进化论，而是经过若干年以后，所有流行一时的诗歌都退潮后，它还站在那儿，这就叫好诗。新诗是创新者的试验田，最后能留下的，必然是与时代社会有关联，记录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比方说这首《蝴蝶》，虽稚气，有名望的胡适写了也叫中国人知道了，写诗不必平仄押韵，不必用文言文来写，可以想什么就写什么，当然这首诗还有格律的影子。《蝴蝶》飞出来是一个象征，象征春天到了，虽然诗后有个爱情悲剧，是有点冷清孤单的春天。此风一开，春雷萌动，像春雷一样的这个人叫郭沫若，狂飙般给国人写出一本诗集《女神》。他的诗像疯子一样的呐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也许今天还会有人说，写得太直白了，口号，一点不含蓄。那个时候不得了，私塾里的书生们还摇头晃脑押韵地念：“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突然有一个笔下的诗行像雷声炸响。中国人发现他叫出来的，竟然就是大家想叫的心声，压了几千年的声音，被他喊出来了。有《蝴蝶》报春，有郭沫若雷鸣般狂啸，记录了一种五四新文化时代的到来。中国新诗就这么风风火火诞生了。回过头去看，《蝴蝶》写个人悲欢没有写学生上街游行，《女神》也没有像救亡传单那样鼓动民众。然而这样的诗，发乎于心，情动于时，让我们再读这些诗章，可以像“采风官”一样体恤五四时期的国民心境。也许，这就是无用之用。
　　说到诗歌的无用之用，让我想起《庄子·杂篇》中庄子与惠子的对话：“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之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这段话饱含庄子智慧。庄子说，土地广大，人站立在足下有用的也就那么一小块，若认为没在足下的土地无用多余，挖掉并且一直挖到黄泉，那么足下的有用的那一小块还会有用吗？一段很有意思的说法。记得刚参加工作，那是相当困难的年代。住在集体宿舍里，工厂分配给自己的家具，是两根长条架支一张床板。床板上放一张草席、一床棉被、一只枕头，床板下放一只脸盆、一双鞋子。这就安心上班了。每一样东西都有用，缺一不可。这叫生存条件。那时候，我的枕头下只比别人多一本书，诗歌或小说，有时只是一本过期的杂志。有用吗？没用。但有了这本书，枯燥干涩的日子好像有了寄托。寄托有用吗？没用。但有寄托的日子就像有了润滑剂，过起来就不那么苦涩。现在居住得宽敞多了。再宽的房子，最有用的是睡的床板，坐的椅子，吃饭的碗筷，洗手间里的马桶。吃喝拉撒睡，足矣。那么窗台和阳台上的花草，书房和书架上的图书，桌子上的艺术品和墙上挂的画……有用吗？多余吗？没有了它们，只叫温饱，有了它们才能靠近诗意栖居。对了，诗歌的无用之用，就是精神上的诗意生存与现实中的诗意栖居。诗歌的无用之用，就是一步步引领我们告别野蛮与低俗，让生活和心灵都洒满文明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