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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被一张遮住的海报改变。
2010年7月，肖璇已完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正为即将的去向烦恼。她不是没有工作意向，新加坡教育部、上海一家外国电影公司，还有湖北老家一些零零碎碎的工作，都在她的备选列表上，但她却无法下定决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总是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快离开校园的一个晚上，肖璇在宿舍楼下瞥见一张被遮起来的海报，只露出一个照片的角，是一个笑得很淳朴的农村小学生。
这是一个叫中国教育行动组织的招募海报。海报上写道：在中国贫困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孩子们无法接受优质教育。在中国主要城市，超过70%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然而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这个数字仅为5%。
这些话击中了肖璇。
肖璇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叫“中国教育行动”的公益组织，当时已在中国悄悄成立了一年多。
从美国学来的“行动”
2008年时，中国教育行动的名字还叫“美丽中国”。
发起人之一Andrea Pasinetti，是个80后美籍意大利裔。2007年，20出头的他还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申请到清华大学的IUP中文中心进修汉语。美国的老师给他取中文名潘勋卓，朋友们则习惯亲热地称呼他“小潘”。
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小潘偶然地看到了一篇讲述中国农村发展的文章，庞大的人口，庞大地域，如何用统一的政策使如此广大的地区得到发展，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新农村运动。到清华读书后，这成了他的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为了深入调查，他邀请自己的中文语伴胡婷婷一起到农村去“看看”。婷婷当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是小潘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结识的。
他们最开始只计划走两三个村子，却一下子就走了五六个省，并没有想去考察农村小学的两个人，无意中走进了很多乡村小学。他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状况，无论在哪儿，大家普遍反映农村师资力量匮乏，好的老师或者招不来，或者招来了也留不住。
20年前，小潘的大学校友Wendy Koop创建了Teach for America（美国教育行动）组织，旨在弥补美国各地因不均衡的教育资源而带来的教育差距。如今，美国教育行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在各大名校中享有盛名，每年有近14%的哈佛毕业生和超过10%的耶鲁毕业生会申请这一项目，为美国教育平权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
小潘对美国教育行动非常熟悉。他于是设想：如果中国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招募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教学培训，然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欠缺的乡村小学任教两年，会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呢？
胡婷婷是第一个支持者。她来自河南一个小城镇，一路披荆斩棘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深知优质教育对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第二个支持者是在清华进修中文的美国人温慧玲，她来自耶鲁大学，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村和环保。他们三人后来成了中国教育行动的创始人和铁三角。
第一场招募宣讲是在中山大学，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但情况出乎意料，300多名学生将教室挤满，宣讲一结束，立刻有不少人报名参加。这给予了他们信心。
2008年，中国教育行动的前身“美丽中国”公益教育组织正式成立，之后，又正式更名Teach for China（TFC），中文名称：中国教育行动。
2009 年8 月，第一期20 名项目老师前往云南大理州鹤庆县，他们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
2011年，中国教育行动已成为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拥有150余名项目老师，分布在云南和广东汕头30多所中小学，教着超过万余名学生。他们希望到2015年时，能够拥有1000名项目老师，那将惠及15万农村学生。
在天黑之前抵达梦想
在中国一些人的心目中，去乡村支教被赋予的含义往往是“吃饱了没事干”。肖璇在做出参与中国教育行动的支教行动之后，接受了太多善意的劝导——这样的学历，这样的成绩，就付诸乡野、去教几个萌童稚子？
为了解释选择的理由，肖璇跟老师、朋友和家人费尽了口舌。
樊超群，华东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按照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政策，必须和老家某个中小学签约就业，但樊超群认为，他的家乡不缺优秀教师，希望能去更边远的地方。为了既不违反免费师范生政策的规定，又参与中国教育行动，樊超群费尽周折，愣是劝自己的高中母校同意签约，允许他先去支教两年，再回来“服役”十年。
樊超群的父母也持反对意见，他们从没到过云南，觉得是“化外之地”，到处充满危险。父母的担忧，同样发生在美国项目成员身上。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Mary Kohlmann告知父母将到中国某个山村学校教书的决定后，最初得到的反馈也是“不同意”，她家里没人到过中国，对在这里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他们甚至问她，生病了怎么办？
事实上，有不少通过审核的人，最后都是因为无法抗拒家人的反对而放弃。这些反对，有的是因为不确定要将人生轨迹中断两年，对未来的影响会多大；还有的是因为不愿意让儿女到如此艰苦的地方去。
但Mary说，事实上，这些提问和质疑都很有益——当你正头脑发热地觉得“那一定很好”的时候，需要有人来用这些实际问题让你清醒。
他们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
肖璇经常穿红毛衣，戴绿围巾，梳着小丸子发型，却戴着柯南式的大眼镜。孩子们很快和她熟稔起来。早上，她带着学生晨练，看男生打球，教女生跳操。上课时，她带学生读《山海经》，“希望他们心里有个可以敬畏的东西”，下课一起跳皮筋、下棋、布置教室，把彩笔画到对方手上脸上。
只要在教室，学生多半会把肖璇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翻她的备课教案，看她给作业写评语，拿起肖璇的笔凑到鼻子上闻一闻再放回原位；中午到了，一起勾肩搭背去吃饭，拼命往对方碗里夹菜。
小学的孩子们经常缠着另外两位美国来的项目老师问：老师，你周末要回美国家里去玩，周一再来教我们吗？这让项目老师们有些心酸：他们甚至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
于是，肖璇在教室挂满明信片，有北京胡同、鼓浪屿、青藏高原，还有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明信片周围，贴上了肖璇给学生拍的照片，照片中，孩子们手拿着写有自己梦想的卡片，“我想当火车司机”“我想去北极”“我想去贵州”…………
事实上，让孩子认识外面的世界，是大多TFC老师最初要做的事情。2010年项目老师Emily Cole甚至动员自己世界各地的朋友给她所教的孩子们写明信片。那个学期末，Emily的学生们都学会了用英文写简单的自我介绍，在最后一节课上，他们亲手制作明信片，然后发往世界各地，明信片上画满了小学、水牛、山脉、甘蔗田……
这些“外交明信片”成了小镇的一件大事。当第一张来自瑞士的明信片到达临沧市云县幸福镇邮局时，工作人员惊喜地宣布，这是上百年来他们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
因为有美国项目老师，大部分项目学校都添置了英语角。大寺乡中学的英语角就设在食堂的屋顶上，墙上贴着一张大白纸，写满了单词。英语角活动时，Marry老师搬来了自己的苹果电脑，没有地方放音箱，就由Hayley老师用手举着，活动内容是观看Marry的家人在美国拍摄的美国家庭生活，父母兄弟姐妹先后亮相，连宠物狗都露面了。Marry甚至买了吉他，准备自学吉他，学会后教学生排练音乐剧，她想让大山的孩子能够用英语来唱歌，来自己编排舞蹈。
一次有关家乡的调查
在另外一所项目学校，鹤庆县松桂镇鹤庆二中，项目老师郝琳硕、李莹和美国人Colin，为了让孩子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共同探讨家乡发展存在的问题，发起了“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实践活动。活动设计分两个阶段：学生先以小组形式，寻找村子里的问题，并调查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症结；之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一份解决方案。
正当项目老师们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学生问：“老师，调查怎们做？”郝琳硕才意识到，这里的学习生活中，从来没有涉及过做调查的知识和方法。
计划迅速做了修改。学生们不懂如何查资料，就从培训他们利用书籍和网络做起；学生不了解村子的历史，就鼓励他们去问老师、村干部和村里的老人；调查遇到了困难，就与学生们分享励志故事，增加他们解决问题的信心。
孩子很快就学会了有意识地思考，评选会那天，15组学生依次上台，通过小品、实验、海报，诗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所调查出的问题涉及垃圾处理、水污染和赌博对生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
郝琳硕没想到，一次调查比赛产生了惊人的结果。原来跟老师们说话时只会低着头的学生们，演讲时居然站在千余名师生面前侃侃而谈；原来只会死记硬背，现在懂得用自己的思考来阐述和解决问题；原来只知道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活动，现在养成了观察事物并发现问题的习惯。
八年级的一篇调查报告这样写道，“I can，我能。我看到了理想给我的无尽力量，我好像又有了崭新的生命；We can，我们能。相信自己，就能创造奇迹，即使我们只有14岁。14岁的我们无所不能，因为我们有时间，有能力，有青春，有激情，我们敢拼敢闯，失败，又怎样？”
让郝琳硕印象最深的是，七年级的学生杨华说：“人只要有梦想，就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有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从现在起，我要奋发读书，寻找机会，改变家乡的现状……”
评选会那天，松桂镇阳光灿烂。郝琳硕说，她从参赛学生们颤抖而洪亮的演讲辞中，听到了希望，更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改变，真的无法估量。
孩子们哭了，谁都想去北京
2011年，肖璇从大学同学处得知，中央电视台要举办一个企业家峰会，计划让一所西部小学的孩子为获奖CEO颁奖。肖璇很想为孩子们争取这个机会。
她早已搜集准备了详实的学校资料，一直在努力申请合适的项目，帮助孩子们改善条件。她曾经获得过几笔捐款，还一直努力募捐为学校修建一个浴室，但她更希望能有机会把孩子带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资料很充足，申请当天，肖璇就得到了肯定的回复：由她的学生到北京为企业家们颁奖。问题也随之而来，名额只有5个，宣布名单时，孩子们都哭了，谁都想去北京。
10月下旬，肖璇带着一路晕机晕车的5个孩子到了北京。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课本彩图上的天安门，还游览了北大。肖璇事先联系的北大同学极为重视这次特殊的“任务”，准备了六页纸的导游词，背下来，还提前一天进行了演习，“导（游）得极其成功，小朋友们就像疯了一样觉得北大太靠谱了”。
颁奖典礼上，先播放了哨街学校的小纪录片，之后，主持人芮成钢采访来自哨街学校的5名学生，肖璇坐在下面，完全没听见孩子们说了什么，只是突然间泪流满面。
几乎所有乡村学校都缺书，特别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好书，四处搜罗书籍是项目老师在课余最努力做的事情。在大寺乡大寺中学，TFC老师樊超群卧室的地上、床上，全是各地快递来的图书。这些书后来成为教室里的图书角，由班级里的学生自行管理。
除了书，樊超群在网上征集的捐赠还有：篮球，乒乓球，以及一切对山村孩子有帮助的学习和运动用品。这让当地老师很受触动，校长施益位说，“我们在网上发帖都害羞，哪敢跟别人要东西。”
一次，樊超群在一个女生的周记里看到，她很想买一辆自行车，爸爸也答应给她买，但那天晚上她等到很晚，却发现爸爸两手空空，带着一身汗水回来了。樊超群还记得这个女生是这样写的：“我当时没有责怪爸爸，但是我觉得非常心痛，为什么他要这么累，每天做这么多事情。”
这个女生的妈妈得过一场重病，住院两个多月，花掉好几万块钱，还欠了不少债，而爸爸打一天短工只能挣六七十块；女生的哥哥在临沧读技校，女孩子负责所有的家务，课余时间还去打工。
樊超群把这个周记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网友给他汇了款，说要为这个女生买一辆自行车。
樊超群和另一位老师去县城买了自行车，送到女孩子家。学生告诉他们，下了公共汽车后就离家很近了，结果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泥巴路，其中一段像悬崖一样，要抓着路边的草藤才能行走，女孩子就住在路尽头的一个土坯房里。樊超群告诉他们，这辆自行车是一个朋友看到她学习很努力，奖励给她，请父母也要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高兴，“他们当时笑得很开心，我印象特别深刻”。
去过孩子家，樊超群才明白，自行车对她其实没什么用，但他觉得，哪怕是放在孩子家里，让她每天都能看到，也值得。
项目老师们带来的资源，还能从更大的意义上使学校或孩子们获益。
2010年11月，中国教育行动公布了一个申请项目，一个国际基金会将提供不超过五千元的基金，在全球寻找可以资助的乡村女生成长项目。
哨街学校成员决定要参加。这个偏远的乡村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男人外出到沿海地区或者越南、老挝做苦力，留下来的多是年迈的奶奶，生病的妈妈和女孩子。“要帮助她们改变命运”。
大家一起讨论哨街女生的真实需要，每天都做头脑风暴。由于申请要求以个人为单位，哨街学校的肖璇和Phoebe各自提交了一份申请。评审结果令他们大跌眼镜：基金会将两个终选名额都给了哨街的肖璇和Phoebe。两份计划书最终合成一份，她们成功地让两笔基金都落户哨街。
这个项目计划培养女孩子的生存能力，自由组队，每队发给20元启动金，自己想办法通过经营去每周一次的集市上赚钱。学生的创意超出了想象。有的队买了整个的西瓜，切成小块单块去卖。有的队买了一只鸡，把鸡毛拔干净再卖。两个小时的时间，最多一个组的女孩赚了八十多块钱。
肖璇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个项目知道，成功来自许多方面，“不走出大山，也可以做个快乐的主妇，养猪养得好，种茶种得棒，都是成功。”
“我现在最喜欢鲁迅的两句话，”肖璇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
2010年7月，肖璇已完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正为即将的去向烦恼。她不是没有工作意向，新加坡教育部、上海一家外国电影公司，还有湖北老家一些零零碎碎的工作，都在她的备选列表上，但她却无法下定决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总是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快离开校园的一个晚上，肖璇在宿舍楼下瞥见一张被遮起来的海报，只露出一个照片的角，是一个笑得很淳朴的农村小学生。
这是一个叫中国教育行动组织的招募海报。海报上写道：在中国贫困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孩子们无法接受优质教育。在中国主要城市，超过70%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然而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这个数字仅为5%。
这些话击中了肖璇。
肖璇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叫“中国教育行动”的公益组织，当时已在中国悄悄成立了一年多。
从美国学来的“行动”
2008年时，中国教育行动的名字还叫“美丽中国”。
发起人之一Andrea Pasinetti，是个80后美籍意大利裔。2007年，20出头的他还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申请到清华大学的IUP中文中心进修汉语。美国的老师给他取中文名潘勋卓，朋友们则习惯亲热地称呼他“小潘”。
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小潘偶然地看到了一篇讲述中国农村发展的文章，庞大的人口，庞大地域，如何用统一的政策使如此广大的地区得到发展，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新农村运动。到清华读书后，这成了他的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为了深入调查，他邀请自己的中文语伴胡婷婷一起到农村去“看看”。婷婷当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是小潘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结识的。
他们最开始只计划走两三个村子，却一下子就走了五六个省，并没有想去考察农村小学的两个人，无意中走进了很多乡村小学。他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状况，无论在哪儿，大家普遍反映农村师资力量匮乏，好的老师或者招不来，或者招来了也留不住。
20年前，小潘的大学校友Wendy Koop创建了Teach for America（美国教育行动）组织，旨在弥补美国各地因不均衡的教育资源而带来的教育差距。如今，美国教育行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在各大名校中享有盛名，每年有近14%的哈佛毕业生和超过10%的耶鲁毕业生会申请这一项目，为美国教育平权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
小潘对美国教育行动非常熟悉。他于是设想：如果中国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招募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教学培训，然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欠缺的乡村小学任教两年，会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呢？
胡婷婷是第一个支持者。她来自河南一个小城镇，一路披荆斩棘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深知优质教育对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第二个支持者是在清华进修中文的美国人温慧玲，她来自耶鲁大学，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村和环保。他们三人后来成了中国教育行动的创始人和铁三角。
第一场招募宣讲是在中山大学，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但情况出乎意料，300多名学生将教室挤满，宣讲一结束，立刻有不少人报名参加。这给予了他们信心。
2008年，中国教育行动的前身“美丽中国”公益教育组织正式成立，之后，又正式更名Teach for China（TFC），中文名称：中国教育行动。
2009 年8 月，第一期20 名项目老师前往云南大理州鹤庆县，他们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
2011年，中国教育行动已成为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拥有150余名项目老师，分布在云南和广东汕头30多所中小学，教着超过万余名学生。他们希望到2015年时，能够拥有1000名项目老师，那将惠及15万农村学生。
在天黑之前抵达梦想
在中国一些人的心目中，去乡村支教被赋予的含义往往是“吃饱了没事干”。肖璇在做出参与中国教育行动的支教行动之后，接受了太多善意的劝导——这样的学历，这样的成绩，就付诸乡野、去教几个萌童稚子？
为了解释选择的理由，肖璇跟老师、朋友和家人费尽了口舌。
樊超群，华东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按照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政策，必须和老家某个中小学签约就业，但樊超群认为，他的家乡不缺优秀教师，希望能去更边远的地方。为了既不违反免费师范生政策的规定，又参与中国教育行动，樊超群费尽周折，愣是劝自己的高中母校同意签约，允许他先去支教两年，再回来“服役”十年。
樊超群的父母也持反对意见，他们从没到过云南，觉得是“化外之地”，到处充满危险。父母的担忧，同样发生在美国项目成员身上。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Mary Kohlmann告知父母将到中国某个山村学校教书的决定后，最初得到的反馈也是“不同意”，她家里没人到过中国，对在这里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他们甚至问她，生病了怎么办？
事实上，有不少通过审核的人，最后都是因为无法抗拒家人的反对而放弃。这些反对，有的是因为不确定要将人生轨迹中断两年，对未来的影响会多大；还有的是因为不愿意让儿女到如此艰苦的地方去。
但Mary说，事实上，这些提问和质疑都很有益——当你正头脑发热地觉得“那一定很好”的时候，需要有人来用这些实际问题让你清醒。
他们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
肖璇经常穿红毛衣，戴绿围巾，梳着小丸子发型，却戴着柯南式的大眼镜。孩子们很快和她熟稔起来。早上，她带着学生晨练，看男生打球，教女生跳操。上课时，她带学生读《山海经》，“希望他们心里有个可以敬畏的东西”，下课一起跳皮筋、下棋、布置教室，把彩笔画到对方手上脸上。
只要在教室，学生多半会把肖璇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翻她的备课教案，看她给作业写评语，拿起肖璇的笔凑到鼻子上闻一闻再放回原位；中午到了，一起勾肩搭背去吃饭，拼命往对方碗里夹菜。
小学的孩子们经常缠着另外两位美国来的项目老师问：老师，你周末要回美国家里去玩，周一再来教我们吗？这让项目老师们有些心酸：他们甚至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
于是，肖璇在教室挂满明信片，有北京胡同、鼓浪屿、青藏高原，还有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明信片周围，贴上了肖璇给学生拍的照片，照片中，孩子们手拿着写有自己梦想的卡片，“我想当火车司机”“我想去北极”“我想去贵州”…………
事实上，让孩子认识外面的世界，是大多TFC老师最初要做的事情。2010年项目老师Emily Cole甚至动员自己世界各地的朋友给她所教的孩子们写明信片。那个学期末，Emily的学生们都学会了用英文写简单的自我介绍，在最后一节课上，他们亲手制作明信片，然后发往世界各地，明信片上画满了小学、水牛、山脉、甘蔗田……
这些“外交明信片”成了小镇的一件大事。当第一张来自瑞士的明信片到达临沧市云县幸福镇邮局时，工作人员惊喜地宣布，这是上百年来他们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
因为有美国项目老师，大部分项目学校都添置了英语角。大寺乡中学的英语角就设在食堂的屋顶上，墙上贴着一张大白纸，写满了单词。英语角活动时，Marry老师搬来了自己的苹果电脑，没有地方放音箱，就由Hayley老师用手举着，活动内容是观看Marry的家人在美国拍摄的美国家庭生活，父母兄弟姐妹先后亮相，连宠物狗都露面了。Marry甚至买了吉他，准备自学吉他，学会后教学生排练音乐剧，她想让大山的孩子能够用英语来唱歌，来自己编排舞蹈。
一次有关家乡的调查
在另外一所项目学校，鹤庆县松桂镇鹤庆二中，项目老师郝琳硕、李莹和美国人Colin，为了让孩子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共同探讨家乡发展存在的问题，发起了“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实践活动。活动设计分两个阶段：学生先以小组形式，寻找村子里的问题，并调查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症结；之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一份解决方案。
正当项目老师们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学生问：“老师，调查怎们做？”郝琳硕才意识到，这里的学习生活中，从来没有涉及过做调查的知识和方法。
计划迅速做了修改。学生们不懂如何查资料，就从培训他们利用书籍和网络做起；学生不了解村子的历史，就鼓励他们去问老师、村干部和村里的老人；调查遇到了困难，就与学生们分享励志故事，增加他们解决问题的信心。
孩子很快就学会了有意识地思考，评选会那天，15组学生依次上台，通过小品、实验、海报，诗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所调查出的问题涉及垃圾处理、水污染和赌博对生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
郝琳硕没想到，一次调查比赛产生了惊人的结果。原来跟老师们说话时只会低着头的学生们，演讲时居然站在千余名师生面前侃侃而谈；原来只会死记硬背，现在懂得用自己的思考来阐述和解决问题；原来只知道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活动，现在养成了观察事物并发现问题的习惯。
八年级的一篇调查报告这样写道，“I can，我能。我看到了理想给我的无尽力量，我好像又有了崭新的生命；We can，我们能。相信自己，就能创造奇迹，即使我们只有14岁。14岁的我们无所不能，因为我们有时间，有能力，有青春，有激情，我们敢拼敢闯，失败，又怎样？”
让郝琳硕印象最深的是，七年级的学生杨华说：“人只要有梦想，就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有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从现在起，我要奋发读书，寻找机会，改变家乡的现状……”
评选会那天，松桂镇阳光灿烂。郝琳硕说，她从参赛学生们颤抖而洪亮的演讲辞中，听到了希望，更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改变，真的无法估量。
孩子们哭了，谁都想去北京
2011年，肖璇从大学同学处得知，中央电视台要举办一个企业家峰会，计划让一所西部小学的孩子为获奖CEO颁奖。肖璇很想为孩子们争取这个机会。
她早已搜集准备了详实的学校资料，一直在努力申请合适的项目，帮助孩子们改善条件。她曾经获得过几笔捐款，还一直努力募捐为学校修建一个浴室，但她更希望能有机会把孩子带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资料很充足，申请当天，肖璇就得到了肯定的回复：由她的学生到北京为企业家们颁奖。问题也随之而来，名额只有5个，宣布名单时，孩子们都哭了，谁都想去北京。
10月下旬，肖璇带着一路晕机晕车的5个孩子到了北京。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课本彩图上的天安门，还游览了北大。肖璇事先联系的北大同学极为重视这次特殊的“任务”，准备了六页纸的导游词，背下来，还提前一天进行了演习，“导（游）得极其成功，小朋友们就像疯了一样觉得北大太靠谱了”。
颁奖典礼上，先播放了哨街学校的小纪录片，之后，主持人芮成钢采访来自哨街学校的5名学生，肖璇坐在下面，完全没听见孩子们说了什么，只是突然间泪流满面。
几乎所有乡村学校都缺书，特别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好书，四处搜罗书籍是项目老师在课余最努力做的事情。在大寺乡大寺中学，TFC老师樊超群卧室的地上、床上，全是各地快递来的图书。这些书后来成为教室里的图书角，由班级里的学生自行管理。
除了书，樊超群在网上征集的捐赠还有：篮球，乒乓球，以及一切对山村孩子有帮助的学习和运动用品。这让当地老师很受触动，校长施益位说，“我们在网上发帖都害羞，哪敢跟别人要东西。”
一次，樊超群在一个女生的周记里看到，她很想买一辆自行车，爸爸也答应给她买，但那天晚上她等到很晚，却发现爸爸两手空空，带着一身汗水回来了。樊超群还记得这个女生是这样写的：“我当时没有责怪爸爸，但是我觉得非常心痛，为什么他要这么累，每天做这么多事情。”
这个女生的妈妈得过一场重病，住院两个多月，花掉好几万块钱，还欠了不少债，而爸爸打一天短工只能挣六七十块；女生的哥哥在临沧读技校，女孩子负责所有的家务，课余时间还去打工。
樊超群把这个周记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网友给他汇了款，说要为这个女生买一辆自行车。
樊超群和另一位老师去县城买了自行车，送到女孩子家。学生告诉他们，下了公共汽车后就离家很近了，结果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泥巴路，其中一段像悬崖一样，要抓着路边的草藤才能行走，女孩子就住在路尽头的一个土坯房里。樊超群告诉他们，这辆自行车是一个朋友看到她学习很努力，奖励给她，请父母也要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高兴，“他们当时笑得很开心，我印象特别深刻”。
去过孩子家，樊超群才明白，自行车对她其实没什么用，但他觉得，哪怕是放在孩子家里，让她每天都能看到，也值得。
项目老师们带来的资源，还能从更大的意义上使学校或孩子们获益。
2010年11月，中国教育行动公布了一个申请项目，一个国际基金会将提供不超过五千元的基金，在全球寻找可以资助的乡村女生成长项目。
哨街学校成员决定要参加。这个偏远的乡村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男人外出到沿海地区或者越南、老挝做苦力，留下来的多是年迈的奶奶，生病的妈妈和女孩子。“要帮助她们改变命运”。
大家一起讨论哨街女生的真实需要，每天都做头脑风暴。由于申请要求以个人为单位，哨街学校的肖璇和Phoebe各自提交了一份申请。评审结果令他们大跌眼镜：基金会将两个终选名额都给了哨街的肖璇和Phoebe。两份计划书最终合成一份，她们成功地让两笔基金都落户哨街。
这个项目计划培养女孩子的生存能力，自由组队，每队发给20元启动金，自己想办法通过经营去每周一次的集市上赚钱。学生的创意超出了想象。有的队买了整个的西瓜，切成小块单块去卖。有的队买了一只鸡，把鸡毛拔干净再卖。两个小时的时间，最多一个组的女孩赚了八十多块钱。
肖璇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个项目知道，成功来自许多方面，“不走出大山，也可以做个快乐的主妇，养猪养得好，种茶种得棒，都是成功。”
“我现在最喜欢鲁迅的两句话，”肖璇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