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总政组织部里胡耀邦工作最忙
1942年春，延安整风扩大范围，开始审干运动。4月，胡耀邦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升任部长。当时，参加审干是他承担的工作之一。
时年24岁的杨寿亭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革命、1938年入党的军队干部。他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云阳留守处文化教员，1942年1月调任军委总政组织部干事。
杨寿亭刚到职的时候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他怕闲着，就想去抗大学习，即向总政副主任邓发提出要求。邓发说，这要问问胡耀邦部长的意见。很快，邓发告诉杨寿亭，胡部长同意了，你可以去抗大学习，拿上介绍信就走吧。杨寿亭马上开出了去抗大学习的介绍信。
就在这时，胡耀邦来找杨寿亭谈话。胡耀邦说，现在工作很忙，积压了一大堆材料。有一些干部积压在延安，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分配工作。是不是你先在组织部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抗大？
听胡耀邦这么一说，杨寿亭马上答应先工作再说。他来到组织部各个办公室转了转，看到组织干部们都在紧张地工作，有的给干部写结论，有的在研究历史积案，包括党籍问题，等等。而这些事情，最后都要汇总到胡耀邦那里，由他批准或转送上报。杨寿亭感到，看来组织部里，还数胡耀邦部长最忙。大家这么忙，我现在就是去抗大学习，又怎么能静下心来呢？
杨寿亭发现，作干部结论最复杂，事务积压了很多。当时在延安的干部中有一批人正在等结论。他们有的来自大后方；有的出了敌人监狱，还需要履行相关的审查手续；还有的一度脱离了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党籍。这些都需要组织部来处理。经胡耀邦谈话之后，杨寿亭就分工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童陆生申诉获得较早处理
杨寿亭首先接手处理的，是童陆生在审干时提出的关于承认他的党龄的问题。
童陆生（1901—2001），湖北黄陂人，1923年入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秋天参加了由李富春领导的鄂西暴动，是一位老革命。但是，鄂西起义未能按计划举行，领导人即分散隐蔽。童陆生曾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辗转到西北军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并和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在西安事变中，童陆生是受中共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军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国，西北军被拆散。童陆生于1937年冬来到延安，不久后到山东八路军中工作，1940年调回延安抗大任教。童陆生是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学员，他的父亲是国民军少将。他自幼家境宽裕，读书不少，审干运动来了，自然要经受考察。根据他的陈述，唯独在从事中共秘密活动中一度失去组织关系这段经历没有找到证明人，这样他的党龄计算就出现了问题。童陆生很早就和朱德、叶剑英等人熟悉，但是这一段特殊经历因战争阻隔，实在难以找到证明人。
军委总政组织部安排杨寿亭和童陆生多次交谈，并对谈话作了详细记录。胡耀邦仔细阅读了谈话记录，本人也和童陆生谈了话。最后，童陆生的党龄问题要由胡耀邦作结论。胡耀邦经过反复思考以后对杨寿亭说，对童陆生的情况，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替人家考虑，具体分析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多年找党找不到，后来找到了，我们信不信任他，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胡耀邦的意见是，应该信任童陆生。他落笔为童陆生写了这样一段结论：可以认为，没有发现童陆生有什么问题，原则上应该恢复党籍。
有胡耀邦的这个结论，再经王稼祥等人批准，童陆生的历史证明人难题就解决了，他不仅继续在抗大任教，并且成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高参室成员，在朱德总司令直接领导下从事战略方面的参谋工作。
抗战胜利后，童陆生到军委一局（即作战局）这样的作战核心指挥部任副局长，不久即任代局长，后任局长，分管作战事务。此后，他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国共谈判。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童陆生是一位寿翁将军，他的生命跨越了20世纪，长寿百岁。童陆生一生的事业和奋斗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胡耀邦在当年给予信赖的人。
接手黄鹄显的申诉
大约与此同时，胡耀邦还接手了黄鹄显的申诉。黄鹄显（1914—1986），福建上杭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后曾任连长、中央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参谋等职，周恩来、朱德都熟悉他。他参加了长征。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担任红三十军参谋长。长征后期，他又参加了西征。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兵败，黄鹄显被俘，被西北军阀关押在监狱里。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他被释放，历经艰辛回到陕北。
到陕北以后，有人反映说黄鹄显在西路军失败时动摇变节了。结果，黄鹄显一回陕北就受到控制，问题几年没有得到解决。黄鹄显一再申诉，说明自己革命坚决，绝无动摇，但同样面临一个找不到有关证明人的问题。
胡耀邦要求杨寿亭，一定要认真查清问题，但证明人就是找不到。胡耀邦为此当面向朱德请示。对黄鹄显在西路军的经历，朱德也不知情。他考虑之后对胡耀邦说：“这个人历史上做过对党有益的工作。”回来以后，胡耀邦对杨寿亭说，这句话要写在黄鹄显结论里面。最后，经胡耀邦执笔，处理结论中引用了朱德的话。胡耀邦还写道：他在被俘以后是否有过不够坚定的地方，不能下结论。但是考虑到他对党做过有益的工作，组织上还是应当相信他，希望他在今后为党作出贡献。
半个世纪以后，已经由杨寿亭改名为林谦的老将军指出，现在看来，胡耀邦的这个结论不够完善，有不足之处，留了一点尾巴，委屈了黄鹄显。但是，根据历史条件分析，这恐怕是当时所能作出的最好结论了，否则这个案子就可能拖下去，大大影响黄鹄显的进步。实际上由于久久没有结案，已经影响了对黄鹄显的任用。 有了胡耀邦签字写下的这个结论，黄鹄显就可以工作了，就可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再上前线立功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胡耀邦代表总政组织部对黄鹄显作出结论后，黄鹄显即于1943年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担任团长。解放战争时期，黄鹄显在冀察热辽军区任旅长，后任东北野战军的纵队参谋长、师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装甲兵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为苏进历史积案承担责任
当时，还有一个让胡耀邦更为难的案子，是老红军苏进的问题。苏进（1907—1992），在西北军当过冯玉祥的副官，手枪团副团长，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而且是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一个月后入党，担任过红五军团的团长、师长。然而，在1932年春红军进攻江西赣州的激烈战斗中，身为师长的苏进调动部队引起了怀疑，被认为有“反水嫌疑”。在战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他被立即撤职，反复审查，后来其工作被调整为红军大学教员。他是编在“干部团”中比较特殊的单位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组织部有一个意见，认为凡是以前被认为有过什么问题的，比如“AB团”等，凡是经过了长征的，均可认为经受住了考验，以前的事情不再细究。但像苏进这样担任了高级职务的指挥员，他的问题毕竟是要查清楚的，更何况他本人始终不断地进行申诉。中央社会部投入力量查来查去，“反水”问题查无实据，就把档案移交给胡耀邦。
苏进一事的档案材料不少，胡耀邦仔细看过，感到难以判断。他给远在山东的罗荣桓发去电报，希望这位首长解答。但是对苏进如此“严重的问题”，罗荣桓并不知情，也就不好回这个电报。
苏进本人非常急切，有一次找到了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林彪申诉，因为苏进所在的师曾一度编入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序列。林彪接待苏进时把胡耀邦也找了去，一起听苏进怎么说。
苏进把前因后果细说一遍。林彪听了也说不出话来，却冷不丁儿冒出一句：“可是无风不起浪呀。”这一来，似乎又使问题复杂化了。
卷宗回到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苏进已经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旅长，协助旅长王震在南泥湾开荒。由于积案在身已有10年，苏进未能奔赴抗战第一线杀敌。眼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变化，在中国战场上反攻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胡耀邦想了很久，把杨寿亭叫去，说：我们的部队需要干部，苏进的问题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对革命对他都是损失，应该解决。
胡耀邦决心由自己承担责任。他指示杨寿亭，将苏进申诉的内容记述一遍。然后，胡耀邦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直到现在，关于苏进的历史问题没有查到确凿的人证物证，应该相信本人申诉。如果今后发现不符之处，则另当别论。胡耀邦建议，安排苏进工作，并把这份报告上报军委领导，请求批复。
胡耀邦为苏进写结论给杨寿亭留下了永远的印象，他当时就很感动。送出关于苏进的报告后，胡耀邦还对他说了一句充满感叹的话：“作人的结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林谦（杨寿亭）说：为苏进写结论的事大约发生在1944年底或1945年初，当时胡耀邦为苏进作的这个结论，并非没有可推敲之处，也不够完善，但可能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结果。否则，苏进就可能得不到恰当的工作安排。
苏进终于从审干的苦恼中解脱了。不久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抗战结束后，他前往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副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而胡耀邦写下的“结论”，已被历史物化成苏进将军军功中的一个石阶。
多年以后，对苏进的“结论”，胡耀邦总觉得心有内疚，愧对这位早在苏区战斗中就出生入死的将军，认为苏进的申诉在总政组织部拖延过久，使所谓的“苏进调兵”案耽误了他的进步。
在“文革”中，“苏进反水”或“苏进调兵”案被重新提出，苏进受到残酷迫害，身陷囹圄。外调人员找到胡耀邦，要落难中的胡耀邦“交代”苏进的问题。这时，胡耀邦坚决地说明：苏进没有问题，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有缺点错误是另外一回事。
林谦在回忆延安时期的胡耀邦时说：在军委总政组织部工作时期，胡耀邦投入审干方面的工作量非常大。林谦认为，即使时隔半个世纪后看胡耀邦当时的工作，仍然可以看出那时他在干部工作上的明显进步：在胡耀邦身上集中表现出一种对干部特别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经手的所有的干部结论，胡耀邦都仔细推敲，大量的结论都有底稿，在正式定稿时，均由胡耀邦书写。作干部结论的时候，胡耀邦特别能思考，思想性很强，他的智慧亦突出地反映出来。胡耀邦通过自己的工作，加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团结，使一大批干部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他甚至挽救了一批重要干部的政治生命。这是胡耀邦在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岗位上，为抗日战争，乃至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
1942年春，延安整风扩大范围，开始审干运动。4月，胡耀邦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升任部长。当时，参加审干是他承担的工作之一。
时年24岁的杨寿亭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革命、1938年入党的军队干部。他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云阳留守处文化教员，1942年1月调任军委总政组织部干事。
杨寿亭刚到职的时候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他怕闲着，就想去抗大学习，即向总政副主任邓发提出要求。邓发说，这要问问胡耀邦部长的意见。很快，邓发告诉杨寿亭，胡部长同意了，你可以去抗大学习，拿上介绍信就走吧。杨寿亭马上开出了去抗大学习的介绍信。
就在这时，胡耀邦来找杨寿亭谈话。胡耀邦说，现在工作很忙，积压了一大堆材料。有一些干部积压在延安，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分配工作。是不是你先在组织部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抗大？
听胡耀邦这么一说，杨寿亭马上答应先工作再说。他来到组织部各个办公室转了转，看到组织干部们都在紧张地工作，有的给干部写结论，有的在研究历史积案，包括党籍问题，等等。而这些事情，最后都要汇总到胡耀邦那里，由他批准或转送上报。杨寿亭感到，看来组织部里，还数胡耀邦部长最忙。大家这么忙，我现在就是去抗大学习，又怎么能静下心来呢？
杨寿亭发现，作干部结论最复杂，事务积压了很多。当时在延安的干部中有一批人正在等结论。他们有的来自大后方；有的出了敌人监狱，还需要履行相关的审查手续；还有的一度脱离了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党籍。这些都需要组织部来处理。经胡耀邦谈话之后，杨寿亭就分工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童陆生申诉获得较早处理
杨寿亭首先接手处理的，是童陆生在审干时提出的关于承认他的党龄的问题。
童陆生（1901—2001），湖北黄陂人，1923年入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秋天参加了由李富春领导的鄂西暴动，是一位老革命。但是，鄂西起义未能按计划举行，领导人即分散隐蔽。童陆生曾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辗转到西北军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并和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在西安事变中，童陆生是受中共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军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国，西北军被拆散。童陆生于1937年冬来到延安，不久后到山东八路军中工作，1940年调回延安抗大任教。童陆生是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学员，他的父亲是国民军少将。他自幼家境宽裕，读书不少，审干运动来了，自然要经受考察。根据他的陈述，唯独在从事中共秘密活动中一度失去组织关系这段经历没有找到证明人，这样他的党龄计算就出现了问题。童陆生很早就和朱德、叶剑英等人熟悉，但是这一段特殊经历因战争阻隔，实在难以找到证明人。
军委总政组织部安排杨寿亭和童陆生多次交谈，并对谈话作了详细记录。胡耀邦仔细阅读了谈话记录，本人也和童陆生谈了话。最后，童陆生的党龄问题要由胡耀邦作结论。胡耀邦经过反复思考以后对杨寿亭说，对童陆生的情况，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替人家考虑，具体分析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多年找党找不到，后来找到了，我们信不信任他，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胡耀邦的意见是，应该信任童陆生。他落笔为童陆生写了这样一段结论：可以认为，没有发现童陆生有什么问题，原则上应该恢复党籍。
有胡耀邦的这个结论，再经王稼祥等人批准，童陆生的历史证明人难题就解决了，他不仅继续在抗大任教，并且成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高参室成员，在朱德总司令直接领导下从事战略方面的参谋工作。
抗战胜利后，童陆生到军委一局（即作战局）这样的作战核心指挥部任副局长，不久即任代局长，后任局长，分管作战事务。此后，他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国共谈判。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童陆生是一位寿翁将军，他的生命跨越了20世纪，长寿百岁。童陆生一生的事业和奋斗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胡耀邦在当年给予信赖的人。
接手黄鹄显的申诉
大约与此同时，胡耀邦还接手了黄鹄显的申诉。黄鹄显（1914—1986），福建上杭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后曾任连长、中央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参谋等职，周恩来、朱德都熟悉他。他参加了长征。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担任红三十军参谋长。长征后期，他又参加了西征。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兵败，黄鹄显被俘，被西北军阀关押在监狱里。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他被释放，历经艰辛回到陕北。
到陕北以后，有人反映说黄鹄显在西路军失败时动摇变节了。结果，黄鹄显一回陕北就受到控制，问题几年没有得到解决。黄鹄显一再申诉，说明自己革命坚决，绝无动摇，但同样面临一个找不到有关证明人的问题。
胡耀邦要求杨寿亭，一定要认真查清问题，但证明人就是找不到。胡耀邦为此当面向朱德请示。对黄鹄显在西路军的经历，朱德也不知情。他考虑之后对胡耀邦说：“这个人历史上做过对党有益的工作。”回来以后，胡耀邦对杨寿亭说，这句话要写在黄鹄显结论里面。最后，经胡耀邦执笔，处理结论中引用了朱德的话。胡耀邦还写道：他在被俘以后是否有过不够坚定的地方，不能下结论。但是考虑到他对党做过有益的工作，组织上还是应当相信他，希望他在今后为党作出贡献。
半个世纪以后，已经由杨寿亭改名为林谦的老将军指出，现在看来，胡耀邦的这个结论不够完善，有不足之处，留了一点尾巴，委屈了黄鹄显。但是，根据历史条件分析，这恐怕是当时所能作出的最好结论了，否则这个案子就可能拖下去，大大影响黄鹄显的进步。实际上由于久久没有结案，已经影响了对黄鹄显的任用。 有了胡耀邦签字写下的这个结论，黄鹄显就可以工作了，就可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再上前线立功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胡耀邦代表总政组织部对黄鹄显作出结论后，黄鹄显即于1943年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担任团长。解放战争时期，黄鹄显在冀察热辽军区任旅长，后任东北野战军的纵队参谋长、师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装甲兵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为苏进历史积案承担责任
当时，还有一个让胡耀邦更为难的案子，是老红军苏进的问题。苏进（1907—1992），在西北军当过冯玉祥的副官，手枪团副团长，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而且是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一个月后入党，担任过红五军团的团长、师长。然而，在1932年春红军进攻江西赣州的激烈战斗中，身为师长的苏进调动部队引起了怀疑，被认为有“反水嫌疑”。在战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他被立即撤职，反复审查，后来其工作被调整为红军大学教员。他是编在“干部团”中比较特殊的单位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组织部有一个意见，认为凡是以前被认为有过什么问题的，比如“AB团”等，凡是经过了长征的，均可认为经受住了考验，以前的事情不再细究。但像苏进这样担任了高级职务的指挥员，他的问题毕竟是要查清楚的，更何况他本人始终不断地进行申诉。中央社会部投入力量查来查去，“反水”问题查无实据，就把档案移交给胡耀邦。
苏进一事的档案材料不少，胡耀邦仔细看过，感到难以判断。他给远在山东的罗荣桓发去电报，希望这位首长解答。但是对苏进如此“严重的问题”，罗荣桓并不知情，也就不好回这个电报。
苏进本人非常急切，有一次找到了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林彪申诉，因为苏进所在的师曾一度编入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序列。林彪接待苏进时把胡耀邦也找了去，一起听苏进怎么说。
苏进把前因后果细说一遍。林彪听了也说不出话来，却冷不丁儿冒出一句：“可是无风不起浪呀。”这一来，似乎又使问题复杂化了。
卷宗回到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苏进已经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旅长，协助旅长王震在南泥湾开荒。由于积案在身已有10年，苏进未能奔赴抗战第一线杀敌。眼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变化，在中国战场上反攻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胡耀邦想了很久，把杨寿亭叫去，说：我们的部队需要干部，苏进的问题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对革命对他都是损失，应该解决。
胡耀邦决心由自己承担责任。他指示杨寿亭，将苏进申诉的内容记述一遍。然后，胡耀邦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直到现在，关于苏进的历史问题没有查到确凿的人证物证，应该相信本人申诉。如果今后发现不符之处，则另当别论。胡耀邦建议，安排苏进工作，并把这份报告上报军委领导，请求批复。
胡耀邦为苏进写结论给杨寿亭留下了永远的印象，他当时就很感动。送出关于苏进的报告后，胡耀邦还对他说了一句充满感叹的话：“作人的结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林谦（杨寿亭）说：为苏进写结论的事大约发生在1944年底或1945年初，当时胡耀邦为苏进作的这个结论，并非没有可推敲之处，也不够完善，但可能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结果。否则，苏进就可能得不到恰当的工作安排。
苏进终于从审干的苦恼中解脱了。不久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抗战结束后，他前往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副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而胡耀邦写下的“结论”，已被历史物化成苏进将军军功中的一个石阶。
多年以后，对苏进的“结论”，胡耀邦总觉得心有内疚，愧对这位早在苏区战斗中就出生入死的将军，认为苏进的申诉在总政组织部拖延过久，使所谓的“苏进调兵”案耽误了他的进步。
在“文革”中，“苏进反水”或“苏进调兵”案被重新提出，苏进受到残酷迫害，身陷囹圄。外调人员找到胡耀邦，要落难中的胡耀邦“交代”苏进的问题。这时，胡耀邦坚决地说明：苏进没有问题，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有缺点错误是另外一回事。
林谦在回忆延安时期的胡耀邦时说：在军委总政组织部工作时期，胡耀邦投入审干方面的工作量非常大。林谦认为，即使时隔半个世纪后看胡耀邦当时的工作，仍然可以看出那时他在干部工作上的明显进步：在胡耀邦身上集中表现出一种对干部特别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经手的所有的干部结论，胡耀邦都仔细推敲，大量的结论都有底稿，在正式定稿时，均由胡耀邦书写。作干部结论的时候，胡耀邦特别能思考，思想性很强，他的智慧亦突出地反映出来。胡耀邦通过自己的工作，加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团结，使一大批干部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他甚至挽救了一批重要干部的政治生命。这是胡耀邦在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岗位上，为抗日战争，乃至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