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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税大礼包如期而至。
4月1日下发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显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
“高兴没几天，我们就看到沃尔玛（Walmart）这些大型商超在系统里把供货价直接下调了2.6%，理由就是国家降低了增值税。”全国人大代表、某上市公司董事长林乐（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一家食品制造企业的董事长王武（化名）也说，降价2.6%，相当于把制造企业本来应该获得的减税红利，全部装进他们零售商自己口袋了，“大不了不供货！”
一时间，减税与降价的争议引发关注。
4月1日，一家食品制造企业的销售人员当天接到了某大型商超的电话通知，告诉其产品含税供货价下调2.6%。震惊之余，他很快发现，这并非愚人节的善意谎言。
相对而言，电话通知算得上文质彬彬的做法。据媒体公开报道，有供应商在华润万家的销售系统中发现，含税供货价被对方直接调低了2.6%。
为何是2.6%？林乐一边解释，一边拿起笔在稿纸上算账：以某产品未税价8.62元为例，减税之前，加上16%增值税，含税价就是10元;减税之后，加上13%增值税，含税价变为9.74元。
林乐说，“现在，华润、永辉这样的大型连锁商超就要求把之前10元的含税价降低2.6%，变成9.74元。”
王武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的企业也接到了降价的信息，之所以调价2.6%，就是因为增值税降了。
林乐说：“他们这样做，我们的未税价就没有变，制造企业的税负相当于没有变化，国家原本给制造企业的政策红利就被硬生生地拿走了。”
这笔账怎么算？
显然，假如保持现有的10元供货价不调整，则林乐的企业就享受了3%的增值税下降红利。不考虑其他因素，以该企业45%的毛利率计算，能够享受到的增值税减税红包有多大呢？
算式很简单：45%×16%=7.2%;降税后，变为5.85%;再加上教育附加与城建附加税相应的减少，该企业利润率增加1.485%。全年营收30亿元，该企业有望增加净利润4455万元。
“真没想到减税力度这么大，当时手掌都拍红了。”林乐回忆当时现场听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情形说。
零售商的减税红包也不小。零售业平均毛利率约为25%，则上述10元含税价进货的产品，售价为12.5元，增值部分2.5元需缴纳增值税，下降3个百分点之后，就能享受0.75%的红利。
一家大型商超上市公司董事长曾公开表示，综合测算，降税能给其企业带来约1个百分点的新增净利润。按50亿元的营收规模计算，那就是5000万元的净利润。
关于减税降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这样做有利于公平，因为按照规则，各类所有制企业普遍能从减税费中受惠，而且政策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场主体。4月1日就要减增值税，5月1日就要降社保费率，全面推开。我看还没有其他辦法比这种办法给企业带来的感受更公平、更有效。”
既然链条上的各方都能从减税中获利，那么，零售商为何要求供货商降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认为，增值税是价外税，税率下降了，就应该传导至下游，各链条上的销售价格就应该跟着下调，当然，最终的零售价格也应随之下降。
王武介绍，其合作的零售商给出的理由是：国家降了税，供应商就应该让利给零售商，零售商再把这个红利让给消费者，在终端产品降价。
某上市公司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刘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展示的供货单上，公司向零售商的供货价格已经下调2.59%，但是，他发现，对方超市里零售价格并没有跟着下调。
对此，一家大型商超的高管刘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降税以后，其商超里的一万多种商品最近都在降价，“整个产业链条上，大家都能享受到减税红利，每个环节都不一样。如果终端不降价，那就是耍流氓了。”
对此，林乐并不认可。他认为，商超对价格的控制要从全年来看，“他们有定价权，有时候做特价活动，有时候又恢复原价，或者上调价格。我估计，全年的价格并不会下降。”
遇到减税的情况，国外企业又是怎么做的呢？冯俏彬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减税后降价，其实在发达国家是很成熟的传导链条，他们的做法就是跟着降价。之前，我国增值税从17%下降到16%，苹果、大众、沃尔玛等企业就跟着做了价格调整。”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零售企业与国内供应商签订的供货合同一般是未税价合同，不管税负多少，直接在未税价的基础上增加税点即可，各方的争议相对较小。
华润万家有关人士也称，系统调整的是含税价，未税价格保持不变。
刘刚则表示，减税是一个系统内的利益调整，全社会都享受红利，不是某个环节独享，也没有谁能够独享。
面对降价争议，各方如何协调？
林乐说，现在各方都在谈判，最终谈成什么结果还不知道，一种可能是含税供货价不变;一种可能是未税价不变，含税价跟着税率下降;还有一种就是双方各自让出一点，共享这个空间。
“降不降价，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也不存在谁攫取减税红利的问题，实质是利益的博弈。”冯俏彬说，国内当前的减税传导机制还不是很畅通，传导机制良好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冯俏彬认为，最终形成的结局，还是看供给弹性，看谈判能力。“要看在博弈过程中，谁更强势，谁的话语权更大。”
一家小型供应商说，“大家都怕。”的确，在零售业，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谁都怕失去渠道。
王武透露，当前，供应商与零售商直接博弈激烈，但是，没有哪家供应商敢直接摊牌，“一旦谈崩，就意味着失去一个渠道，失去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销售额。”
“市场经济下就是博弈，你不降价，别人降价抢占市场份额。” 刘刚的说法更直白。
林乐认为，零售商以减税为名强行要求供应商降价，涉嫌利用自身在渠道方面的强势地位，甚至是寡头垄断地位，压榨供应商。
对这一点，王武感慨，多年来制造企业始终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大型商超对利润控制就是切香肠，一点点切下来，切到极限，制造商玩不下去，就只能退出。”
王武称，其产品主要走自建渠道，对商超依赖程度并不高，“实在谈不下来，我们就退出来。”他推崇格力电器在与苏宁、国美等渠道商发生矛盾时的表现。“格力一度退出国美，自建销售渠道，获得渠道的主导权。”
4月1日下发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显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
“高兴没几天，我们就看到沃尔玛（Walmart）这些大型商超在系统里把供货价直接下调了2.6%，理由就是国家降低了增值税。”全国人大代表、某上市公司董事长林乐（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一家食品制造企业的董事长王武（化名）也说，降价2.6%，相当于把制造企业本来应该获得的减税红利，全部装进他们零售商自己口袋了，“大不了不供货！”
一时间，减税与降价的争议引发关注。
“没想到减税力度这么大”
4月1日，一家食品制造企业的销售人员当天接到了某大型商超的电话通知，告诉其产品含税供货价下调2.6%。震惊之余，他很快发现，这并非愚人节的善意谎言。
相对而言，电话通知算得上文质彬彬的做法。据媒体公开报道，有供应商在华润万家的销售系统中发现，含税供货价被对方直接调低了2.6%。
为何是2.6%？林乐一边解释，一边拿起笔在稿纸上算账：以某产品未税价8.62元为例，减税之前，加上16%增值税，含税价就是10元;减税之后，加上13%增值税，含税价变为9.74元。
林乐说，“现在，华润、永辉这样的大型连锁商超就要求把之前10元的含税价降低2.6%，变成9.74元。”
王武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的企业也接到了降价的信息，之所以调价2.6%，就是因为增值税降了。
林乐说：“他们这样做，我们的未税价就没有变，制造企业的税负相当于没有变化，国家原本给制造企业的政策红利就被硬生生地拿走了。”
这笔账怎么算？
显然，假如保持现有的10元供货价不调整，则林乐的企业就享受了3%的增值税下降红利。不考虑其他因素，以该企业45%的毛利率计算，能够享受到的增值税减税红包有多大呢？
算式很简单：45%×16%=7.2%;降税后，变为5.85%;再加上教育附加与城建附加税相应的减少，该企业利润率增加1.485%。全年营收30亿元，该企业有望增加净利润4455万元。
“真没想到减税力度这么大，当时手掌都拍红了。”林乐回忆当时现场听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情形说。
零售商的减税红包也不小。零售业平均毛利率约为25%，则上述10元含税价进货的产品，售价为12.5元，增值部分2.5元需缴纳增值税，下降3个百分点之后，就能享受0.75%的红利。
一家大型商超上市公司董事长曾公开表示，综合测算，降税能给其企业带来约1个百分点的新增净利润。按50亿元的营收规模计算，那就是5000万元的净利润。
关于减税降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这样做有利于公平，因为按照规则，各类所有制企业普遍能从减税费中受惠，而且政策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场主体。4月1日就要减增值税，5月1日就要降社保费率，全面推开。我看还没有其他辦法比这种办法给企业带来的感受更公平、更有效。”
减税是否就要降价？
既然链条上的各方都能从减税中获利，那么，零售商为何要求供货商降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认为，增值税是价外税，税率下降了，就应该传导至下游，各链条上的销售价格就应该跟着下调，当然，最终的零售价格也应随之下降。
王武介绍，其合作的零售商给出的理由是：国家降了税，供应商就应该让利给零售商，零售商再把这个红利让给消费者，在终端产品降价。
某上市公司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刘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展示的供货单上，公司向零售商的供货价格已经下调2.59%，但是，他发现，对方超市里零售价格并没有跟着下调。
对此，一家大型商超的高管刘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降税以后，其商超里的一万多种商品最近都在降价，“整个产业链条上，大家都能享受到减税红利，每个环节都不一样。如果终端不降价，那就是耍流氓了。”
对此，林乐并不认可。他认为，商超对价格的控制要从全年来看，“他们有定价权，有时候做特价活动，有时候又恢复原价，或者上调价格。我估计，全年的价格并不会下降。”
遇到减税的情况，国外企业又是怎么做的呢？冯俏彬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减税后降价，其实在发达国家是很成熟的传导链条，他们的做法就是跟着降价。之前，我国增值税从17%下降到16%，苹果、大众、沃尔玛等企业就跟着做了价格调整。”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零售企业与国内供应商签订的供货合同一般是未税价合同，不管税负多少，直接在未税价的基础上增加税点即可，各方的争议相对较小。
华润万家有关人士也称，系统调整的是含税价，未税价格保持不变。
刘刚则表示，减税是一个系统内的利益调整，全社会都享受红利，不是某个环节独享，也没有谁能够独享。
价格传导机制与利益博弈
面对降价争议，各方如何协调？
林乐说，现在各方都在谈判，最终谈成什么结果还不知道，一种可能是含税供货价不变;一种可能是未税价不变，含税价跟着税率下降;还有一种就是双方各自让出一点，共享这个空间。
“降不降价，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也不存在谁攫取减税红利的问题，实质是利益的博弈。”冯俏彬说，国内当前的减税传导机制还不是很畅通，传导机制良好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冯俏彬认为，最终形成的结局，还是看供给弹性，看谈判能力。“要看在博弈过程中，谁更强势，谁的话语权更大。”
一家小型供应商说，“大家都怕。”的确，在零售业，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谁都怕失去渠道。
王武透露，当前，供应商与零售商直接博弈激烈，但是，没有哪家供应商敢直接摊牌，“一旦谈崩，就意味着失去一个渠道，失去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销售额。”
“市场经济下就是博弈，你不降价，别人降价抢占市场份额。” 刘刚的说法更直白。
林乐认为，零售商以减税为名强行要求供应商降价，涉嫌利用自身在渠道方面的强势地位，甚至是寡头垄断地位，压榨供应商。
对这一点，王武感慨，多年来制造企业始终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大型商超对利润控制就是切香肠，一点点切下来，切到极限，制造商玩不下去，就只能退出。”
王武称，其产品主要走自建渠道，对商超依赖程度并不高，“实在谈不下来，我们就退出来。”他推崇格力电器在与苏宁、国美等渠道商发生矛盾时的表现。“格力一度退出国美，自建销售渠道，获得渠道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