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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休的老支书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山西省长治县手工业局支农办公室工作。一天，局领导引来一位原在某厂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志，介绍说：“李新松同志是县里批准因病在家休息的，他再三要求到支农办工作，精神可嘉，请同志们适度安排好工作。”李新松接住领导的话说：“领导和同志们都知道，我已被医院判了死刑。顶多再活10年，也就是能活到52岁，我苦恼极了。在学习了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后，明确了人总是要死的，就看你会死不会死，死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工业支援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正确发展方向，是一项非常宏伟的工程，工作在这个战场是光荣的，能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得其所。”他接着说：“领导让同志们多关心我的病情，这个情我领了，但是希望同志们无所顾忌地和我一起拼搏，帮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放出更多的光和热，帮助我能死得重如泰山，使我能含笑九泉。”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激动而悲壮，使在座的人淌下眼泪，同时也爆出热烈的掌声。
英雄找到了战场
上班后，他深知我是工业系统的老支农，好学习这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经常写工业支援农业的通讯报道材料。于是，他一有机会就和我谈论支农工作的新情况和新想法。我说：“支农要改进，务虚变务实。”他急忙问：“什么叫虚？什么叫实？”我说：“办公室改公司，创办经济实体，直接领导支农流动服务队，把推广农业机械化、培养农村农机使用技术人才的工作抓在手上，何愁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把大手一挥，高兴地说：“这席话真乃支农工作的‘隆中对’也。”他激昂地说：“我们现在就写改革的方案，让领导研究批准后马上行动。”我们二人苦战一夜，三易其稿，写成由办公室改支农公司的支农工作方案。第二天的局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补充了一些内容后，报县委审批。几天后，县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在县工业系统各厂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由李新松负责工业支援农业服务公司的工作，统管各种内容的支农流动服务队。
我们先办了粮食加工、饮料加工、玉米脱粒等三机服务队，后来又组织了支农打井队、土地基建支农队等等，还到周边一些县的农村支援农业，宣传农业机械化。每年春季我们都组织以维修农机具为内容的支农大会战，每个公社去一个支农队，每个支农队三至五人，携带砂轮机、电焊机、小台钻等（这些机器都是本县生产）到农村挨村排查修理农机具。这时的李新松真不像是个有病之人，他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平川、山区，按照三收（慰问信、奖状或奖旗、红书）三不收（请吃饭、送钱、送物）的规定检查支农队的工作纪律，协调工厂和农村的工作关系，在农户吃派饭，在支农队住宿，走遍全县的大小村庄。我们的行动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县委书记亲笔给支农队批了三辆飞鸽牌自行车，并批明“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支农队每年给农民修理上万件农机具，同时对县里生产的农业机械存在的不周之处，及时反馈给有关厂矿，加以改进。如冲击式打井机原设计是用杉杆绑架吊着打。在实际使用中，根据“立木顶千斤”的原理，改用一根木头顶着打。这项改革效果很好，得到迅速推广。
荣誉面前继续前进
1970年山西省手工业系统2500多个单位在临汾召开了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会，会上评出10个红旗单位，长治县支农公司被评为红旗之首，还定为第一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经验。李新松的发言获得阵阵掌声。从此，长治县支农公司的声誉大振，从中央所辖的省、区各级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县委通讯组的调查报告在《山西日报》发表。山西日报派记者专访长治县支农流动服务队，以“太行游击”为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长篇通讯。新华社摄影记者周树铭，拍摄了支农队在实践活动中的多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上。新华通讯社发表相关电讯新闻后，各地新闻单位纷纷转载。有一次县里组织各厂领导到南方参观，在南京一下飞机，就听到喇叭里播放山西省长治县手工业支农流动服务队深入农村地头修理农机具的先进事迹。人们惊奇地问我：“你何时把稿子投到南京市的？”我说：“不是我写的，是新华社记者去长治采访后编写的，让全国各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播发的。”南京市领导在接待长治县参观团时，还提起此事说：“我们借你们的经验，开展了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1972年，山西省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长治县支农服务队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成40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在三晋大地播放。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宣传和推广，农业机械作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省乃至全国得到较快的发展。
1971年在建党50周年纪念会上，县委发给李新松“模范共产党员”的奖状和证书。但是李新松总是谦虚地对我们讲：“要正确认识支农工作取得的成绩，这是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全工业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只是在工作中牵线搭桥，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而已。”1975年，长治县支农公司为让支农队在前方更好地工作，首先创建了自己的后方工厂。他们根据全县农机发展情况，提供设备和技术，帮助农村的重点村队办起了农机具修配厂，成了永驻不走的“支农队”。
忠孝两全，含笑赴九泉
时到1977年，李新松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脸形明显地瘦了，脸色发黄，精神也显得疲倦。就在这时，他78岁的老娘病了，侍奉病娘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身上。为工作方便，他把老娘安置到公司附近来住。他说：“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年轻守寡，把我养育大，自己拼上命，也要把老娘侍候好。”他对母亲侍候了一年，直到逝世。老娘走了，他的身体状况更糟了！就在这时，手工业局所辖的一个较大厂子出了些问题，局里要派工作组进厂整顿，李新松被任命为副局长，兼任该厂党支部书记。我们几个老人真为他捏一把汗。我私下和他谈：“领导的选择是对你的信任，但你自己要明白自己眼下的身体状况。”他用手势止住我的话，毫不含糊地说：“别人不明白，你应该明白，医院判期已超过二年，我自己也觉得身体每况愈下。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最后一搏。”时过两个月，工厂整顿好了，生产恢复了正常，李新松却住进了医院，检查结果：“肝病复发”。我们经常去探望他，有一次，我觉得他精神较好，就鼓励他拿出工作中拼搏的精神，战胜疾病，重返工作岗位。他笑了笑说：“我们搭档十几年，工作很愉快，现在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思。”我抢着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习惯地用手势止住我的话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吧，现在看起来，那个目标基本达到了，死得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只能让人们去评说，我自己觉得可以含笑赴九泉了。”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我说：“我要把你一心为党的崇高理想和感人事迹，写成材料，告诉社会，告诉群众，向你学习。”他勉强地笑了笑说：“大可不必。”然后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天，噩耗传来：“李新松同志在1979年10月2日晚上7时半，在老家峰北底村去世了。”这时他只有54岁。他的一生，虽然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但精神是伟大的，我们永远怀念他。
（责编雷蕾）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山西省长治县手工业局支农办公室工作。一天，局领导引来一位原在某厂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志，介绍说：“李新松同志是县里批准因病在家休息的，他再三要求到支农办工作，精神可嘉，请同志们适度安排好工作。”李新松接住领导的话说：“领导和同志们都知道，我已被医院判了死刑。顶多再活10年，也就是能活到52岁，我苦恼极了。在学习了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后，明确了人总是要死的，就看你会死不会死，死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工业支援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正确发展方向，是一项非常宏伟的工程，工作在这个战场是光荣的，能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得其所。”他接着说：“领导让同志们多关心我的病情，这个情我领了，但是希望同志们无所顾忌地和我一起拼搏，帮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放出更多的光和热，帮助我能死得重如泰山，使我能含笑九泉。”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激动而悲壮，使在座的人淌下眼泪，同时也爆出热烈的掌声。
英雄找到了战场
上班后，他深知我是工业系统的老支农，好学习这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经常写工业支援农业的通讯报道材料。于是，他一有机会就和我谈论支农工作的新情况和新想法。我说：“支农要改进，务虚变务实。”他急忙问：“什么叫虚？什么叫实？”我说：“办公室改公司，创办经济实体，直接领导支农流动服务队，把推广农业机械化、培养农村农机使用技术人才的工作抓在手上，何愁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把大手一挥，高兴地说：“这席话真乃支农工作的‘隆中对’也。”他激昂地说：“我们现在就写改革的方案，让领导研究批准后马上行动。”我们二人苦战一夜，三易其稿，写成由办公室改支农公司的支农工作方案。第二天的局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补充了一些内容后，报县委审批。几天后，县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在县工业系统各厂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由李新松负责工业支援农业服务公司的工作，统管各种内容的支农流动服务队。
我们先办了粮食加工、饮料加工、玉米脱粒等三机服务队，后来又组织了支农打井队、土地基建支农队等等，还到周边一些县的农村支援农业，宣传农业机械化。每年春季我们都组织以维修农机具为内容的支农大会战，每个公社去一个支农队，每个支农队三至五人，携带砂轮机、电焊机、小台钻等（这些机器都是本县生产）到农村挨村排查修理农机具。这时的李新松真不像是个有病之人，他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平川、山区，按照三收（慰问信、奖状或奖旗、红书）三不收（请吃饭、送钱、送物）的规定检查支农队的工作纪律，协调工厂和农村的工作关系，在农户吃派饭，在支农队住宿，走遍全县的大小村庄。我们的行动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县委书记亲笔给支农队批了三辆飞鸽牌自行车，并批明“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支农队每年给农民修理上万件农机具，同时对县里生产的农业机械存在的不周之处，及时反馈给有关厂矿，加以改进。如冲击式打井机原设计是用杉杆绑架吊着打。在实际使用中，根据“立木顶千斤”的原理，改用一根木头顶着打。这项改革效果很好，得到迅速推广。
荣誉面前继续前进
1970年山西省手工业系统2500多个单位在临汾召开了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会，会上评出10个红旗单位，长治县支农公司被评为红旗之首，还定为第一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经验。李新松的发言获得阵阵掌声。从此，长治县支农公司的声誉大振，从中央所辖的省、区各级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县委通讯组的调查报告在《山西日报》发表。山西日报派记者专访长治县支农流动服务队，以“太行游击”为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长篇通讯。新华社摄影记者周树铭，拍摄了支农队在实践活动中的多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上。新华通讯社发表相关电讯新闻后，各地新闻单位纷纷转载。有一次县里组织各厂领导到南方参观，在南京一下飞机，就听到喇叭里播放山西省长治县手工业支农流动服务队深入农村地头修理农机具的先进事迹。人们惊奇地问我：“你何时把稿子投到南京市的？”我说：“不是我写的，是新华社记者去长治采访后编写的，让全国各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播发的。”南京市领导在接待长治县参观团时，还提起此事说：“我们借你们的经验，开展了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1972年，山西省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长治县支农服务队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成40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在三晋大地播放。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宣传和推广，农业机械作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省乃至全国得到较快的发展。
1971年在建党50周年纪念会上，县委发给李新松“模范共产党员”的奖状和证书。但是李新松总是谦虚地对我们讲：“要正确认识支农工作取得的成绩，这是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全工业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只是在工作中牵线搭桥，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而已。”1975年，长治县支农公司为让支农队在前方更好地工作，首先创建了自己的后方工厂。他们根据全县农机发展情况，提供设备和技术，帮助农村的重点村队办起了农机具修配厂，成了永驻不走的“支农队”。
忠孝两全，含笑赴九泉
时到1977年，李新松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脸形明显地瘦了，脸色发黄，精神也显得疲倦。就在这时，他78岁的老娘病了，侍奉病娘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身上。为工作方便，他把老娘安置到公司附近来住。他说：“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年轻守寡，把我养育大，自己拼上命，也要把老娘侍候好。”他对母亲侍候了一年，直到逝世。老娘走了，他的身体状况更糟了！就在这时，手工业局所辖的一个较大厂子出了些问题，局里要派工作组进厂整顿，李新松被任命为副局长，兼任该厂党支部书记。我们几个老人真为他捏一把汗。我私下和他谈：“领导的选择是对你的信任，但你自己要明白自己眼下的身体状况。”他用手势止住我的话，毫不含糊地说：“别人不明白，你应该明白，医院判期已超过二年，我自己也觉得身体每况愈下。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最后一搏。”时过两个月，工厂整顿好了，生产恢复了正常，李新松却住进了医院，检查结果：“肝病复发”。我们经常去探望他，有一次，我觉得他精神较好，就鼓励他拿出工作中拼搏的精神，战胜疾病，重返工作岗位。他笑了笑说：“我们搭档十几年，工作很愉快，现在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思。”我抢着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习惯地用手势止住我的话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吧，现在看起来，那个目标基本达到了，死得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只能让人们去评说，我自己觉得可以含笑赴九泉了。”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我说：“我要把你一心为党的崇高理想和感人事迹，写成材料，告诉社会，告诉群众，向你学习。”他勉强地笑了笑说：“大可不必。”然后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天，噩耗传来：“李新松同志在1979年10月2日晚上7时半，在老家峰北底村去世了。”这时他只有54岁。他的一生，虽然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但精神是伟大的，我们永远怀念他。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