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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郭沫若书简——致容庚》
一九七八年六月，郭老逝世的噩耗传到了中山大学康乐园。年逾八旬的容庚先生十分难过，当即与商承祚先生合拟唁电，委托曾宪通同志专程前往长堤电信局拍发。追怀与郭老将近五十年的交往，容先生心潮难平。他把历经动乱而珍藏着的郭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来信翻检出来，一一细看，如对故人。曾宪通同志拍完电报来到容先生家中，容先生郑重地把这些信札交给他研究。曾宪通同志捧着这厚厚的一叠信札，深感份量之重，决心尽快将它整理出版。容先生对此极为支持，主动提供了尚未公诸于世的《颂斋自定年谱》和《颂斋日记》，这使书信的内容得到了许多有力的佐证。曾宪通同志竟五十余日之功，查阅郭老与容先生的有关著述，考订事实，诠释术语，理清学术讨论的线索，介绍郭老和容先生学术观点的发展，终于完成了这本《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的编注工作。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对研究郭老的思想及学术道路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近代古文字学发展史保留了一段佳话。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郭老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东渡日本，前后几近十年。对此，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一年曾经说过：“十年内，他的译著之高，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再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这本书所收录的郭老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致容庚先生的五十六件书信就是这一“革命的努力”的珍贵记录。书末附载了曾憲通、陈炜湛合写的《试论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一文，对郭老的研究道路及重要贡献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这五十六件书信是写给容庚先生的，容先生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主角。当我展读这一封封通信时，我不但为郭老的“革命的努力”所感动，同样地也对容先生的精神钦佩不已。郭老第一次写信给素不相识的容先生时，用“未知友”署名，我们现在用“‘未知友’的知音”来称呼容先生大概是不算过份的。
当郭老在日本开始研究古文字的时候，困难重重。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弟苦材料缺乏，复无可与谈者，殊闷闷也”。他在王国维先生为商承祚先生的《殷虚文字类编》所作的序中才第一次得知容先生的名字，于是冒昧投书，自署“未知友郭沫若”，时当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幸的是容先生并没有使郭老失望，也没有让郭老久候。尽管海天相隔，素昧平生，容先生依然热情地与郭老结成了文字之交，及时地给郭老复了信并寄去了郭老急需的绅
郭老与容先生通信时，容先生已经是古文字学界卓有成绩的学者了，正在燕京大学任教，并主编《燕京学报》。但他并不以“先进者”自居，而是认真听取郭老很多有益的批评与建议，修改自己的著作。郭老在一九三○年四月六日的信中写道：“武英殿古器复将由兄整理成书，甚欣慰”，“余意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近世考古学即注意于此……足下与古物接触之机会较多，能有意于此乎？”曾宪通同志在注释中认为：“容庚先生此后作《武英殿彝器图录》，开著录花纹之先例。读此信，似郭老之建议于此书之创例有所促成。”此外关于图形文字，容先生在《宝蕴楼彝器图录》中称之为“文字画”。其后在《武英殿彝器图录》中即采纳郭老意见，修改旧说，称：“此种图形文字，昔人多不得其解，吾友郭沫若谓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其说是也。”我想容先生之所以乐于与一位“未知友”神交十余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书函来往，切磋琢磨，正是为了提高古文字研究的学术水平。容庚先生常说：“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他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后来者居上。
读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着郭老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拚命写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郭老能取得这么辉煌的研究成果？”郭老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态度，直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希望学术界更多地涌现象郭老这样的研究家，我们同样也希望学术界更多地涌现象容庚先生这样的学者，让更多的“未知友”找到自己的知音。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曾宪通编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1.85元)
陈抗
读《郭沫若书简——致容庚》
一九七八年六月，郭老逝世的噩耗传到了中山大学康乐园。年逾八旬的容庚先生十分难过，当即与商承祚先生合拟唁电，委托曾宪通同志专程前往长堤电信局拍发。追怀与郭老将近五十年的交往，容先生心潮难平。他把历经动乱而珍藏着的郭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来信翻检出来，一一细看，如对故人。曾宪通同志拍完电报来到容先生家中，容先生郑重地把这些信札交给他研究。曾宪通同志捧着这厚厚的一叠信札，深感份量之重，决心尽快将它整理出版。容先生对此极为支持，主动提供了尚未公诸于世的《颂斋自定年谱》和《颂斋日记》，这使书信的内容得到了许多有力的佐证。曾宪通同志竟五十余日之功，查阅郭老与容先生的有关著述，考订事实，诠释术语，理清学术讨论的线索，介绍郭老和容先生学术观点的发展，终于完成了这本《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的编注工作。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对研究郭老的思想及学术道路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近代古文字学发展史保留了一段佳话。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郭老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东渡日本，前后几近十年。对此，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一年曾经说过：“十年内，他的译著之高，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再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这本书所收录的郭老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致容庚先生的五十六件书信就是这一“革命的努力”的珍贵记录。书末附载了曾宪通、陈炜湛合写的《试论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一文，对郭老的研究道路及重要贡献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这五十六件书信是写给容庚先生的，容先生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主角。当我展读这一封封通信时，我不但为郭老的“革命的努力”所感动，同样地也对容先生的精神欽佩不已。郭老第一次写信给素不相识的容先生时，用“未知友”署名，我们现在用“‘未知友’的知音”来称呼容先生大概是不算过份的。
当郭老在日本开始研究古文字的时候，困难重重。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弟苦材料缺乏，复无可与谈者，殊闷闷也”。他在王国维先生为商承祚先生的《殷虚文字类编》所作的序中才第一次得知容先生的名字，于是冒昧投书，自署“未知友郭沫若”，时当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幸的是容先生并没有使郭老失望，也没有让郭老久候。尽管海天相隔，素昧平生，容先生依然热情地与郭老结成了文字之交，及时地给郭老复了信并寄去了郭老急需的绅
郭老与容先生通信时，容先生已经是古文字学界卓有成绩的学者了，正在燕京大学任教，并主编《燕京学报》。但他并不以“先进者”自居，而是认真听取郭老很多有益的批评与建议，修改自己的著作。郭老在一九三○年四月六日的信中写道：“武英殿古器复将由兄整理成书，甚欣慰”，“余意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近世考古学即注意于此……足下与古物接触之机会较多，能有意于此乎？”曾宪通同志在注释中认为：“容庚先生此后作《武英殿彝器图录》，开著录花纹之先例。读此信，似郭老之建议于此书之创例有所促成。”此外关于图形文字，容先生在《宝蕴楼彝器图录》中称之为“文字画”。其后在《武英殿彝器图录》中即采纳郭老意见，修改旧说，称：“此种图形文字，昔人多不得其解，吾友郭沫若谓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其说是也。”我想容先生之所以乐于与一位“未知友”神交十余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书函来往，切磋琢磨，正是为了提高古文字研究的学术水平。容庚先生常说：“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他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后来者居上。
读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着郭老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拚命写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郭老能取得这么辉煌的研究成果？”郭老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态度，直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希望学术界更多地涌现象郭老这样的研究家，我们同样也希望学术界更多地涌现象容庚先生这样的学者，让更多的“未知友”找到自己的知音。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曾宪通编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1.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