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化门东醉别时，主人折赠最高枝。船开酒醒潞河远，回头烟树漫参差。”这首元代杨柳词，生动描绘了文人南下、亲友于大都齐化门外置酒饯别的场景。齐化门即现在的朝阳门，始建于元初，本是元大都的东南门。明初北京城门有重大变动，而齐化门则继续沿用，成为北京东部两门中最重要的城门。正统年间增建箭楼、瓮城、闸楼，更加壮丽巍峨，又易名为朝阳门，但民间仍多俗称为齐化门。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每年需要的大量粮食物资，主要仰仗沿运河北上的江南漕运。朝阳门直抵京东水陆交汇的通州，成为漕粮入京最为便捷的通道，并因此发展成为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民俗信仰的胜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漕运粮门  食货都会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朝阳门是漕粮进入京城的必经之地，在元、明、清三代均占有重要地位。江南漕粮由水路汇运至通州以后，大部分从朝阳门进城，再转运至城内各仓储存、发放，朝阳门遂有京城“粮门”的美誉。老北京更口耳相传，朝阳门券洞内的石刻谷穗，就是该门历代相传的镇门之宝。
　　以此之故，元、明、清维系京师安危的粮仓，也以朝阳门附近为多。沿至清代，朝阳门以北建有北新仓、海运仓、富新仓、南新仓等大型粮仓，用于储存军民用粮。朝阳门以南则在元代太仓的基础上建造了禄米仓，专门储存京城百官的俸米。据清末《天咫偶闻》记载，京仓发放的禄米多红朽变色，俗称“老米”“紫米”，但显贵人家却“以紫色米为尚”。可见漕粮对民众生活的重要影响。至今沿用的海运仓胡同、仓南胡同、禄米仓胡同等地名，也充分反映了漕粮济京的悠久历史。以海运仓、禄米仓为代表的京仓遗迹，更汇融漕运史、仓储史、城市史于一体，成为古都北京具有代表意义的文物建筑。
　　朝阳门内外的商业贸易，亦伴随漕运的兴盛而繁荣。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明、清两代，更是如此。元、明、清三代北京商业中心由城北向城东南、再向南城转移的历史过程，就与漕船停泊地点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而作为水陆交冲的朝阳门，则始终位于漕船往来的关键地段，其商业氛围亦长盛不衰。早在元代，多数民用物资与商人来到大都城下后，只能在近城的东门外卸船、登岸。齐化门关厢很快发展为“南货”的集散与交易地。《析津志》有载，元人沿海道北抵通州，一般在齐化门外居止，“趋之者如归”，漕运岁储也多在此交易。因而齐化门附近商贸繁荣，“居民殷实”，成为大都最重要的商贸区之一。门内十字街以东的车市、门外东岳行宫附近的香烛酒纸市，尤为著名。时人在《日出齐化门》诗中说道：“都城万井烟，沃盥整衣裳。纳履戒车马，出入纷仓皇。”可以想见齐化门内外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
　　历明至清，朝阳门内外的商业持续相沿。明代《二刻拍案惊奇》一书中描述有人于朝阳门外“闹热胡同，只拣可口的鱼肉荦肴、榛松细果，买了偌多，撮弄得齐齐整整”，就是商业繁华的写照。清人借漕粮入城之便，又在朝阳门内大街开设大量售卖米面的店铺，著名的店铺就有义和店、义盛隆、永昌店、晋源店等十多家，吸引了全市居民的目光。往西靠近东四牌楼即元代十字街附近，又有著名的京城“四大恒”，即控制北京金融市场的恒兴号、恒利号、恒和号、恒源号四大钱庄。再往西为猪市大街，分布有猪店、猪肉铺数十家，整日买卖兴隆。猪市大街以北的隆福寺，更自明代中期以来，就已成为北京重要的商业中心。
　　朝阳门熙熙攘攘的人流、络绎不绝的货运，亦使其往东的大道，成为攸关京师生计的“国东门孔道”。自元代以来，不断整建扩建。清代雍正年间，又花费白银三十多万两，改建为宽敞平坦的石道。其后继续修葺的乾隆帝，也强调江南漕粮、百货抵达通州，多“舍舟遵陆，径趋朝阳门”，以尽快入城。朝阳门作为“国东门，既食货交会”的特殊地位，進一步凸显。
　　迎来送往  文化交融
　　元代大运河开凿后，从朝阳门出城东赴通州、天津，再乘船南下，成为官绅士民前往江南最便捷的选择。江南人北赴京师，也以此路线最为方便。朝阳门遂成都城民众迎来送往的必经之地。前引元人在齐化门外聚会饯别的竹枝词，即是一例。据《元史》记载，皇庆三年（公元1314 年），年过六十的文学家程钜夫辞归，元仁宗特地“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饮饯于齐化门外，给驿南还”。这既是大都民风民俗的具体反映，也成为元廷给予年迈老臣的特殊礼遇。这一文化传统，在明清两代数百年间经久未衰。清初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就以好友赴杭州任职，招集京城文友，“饯之朝阳门外”。从明代杨士奇《南归纪行录》记录的细节，更可感受朝阳门对于都城民众特殊的文化意义。
　　杨士奇（公元1366-1444年），江西泰和县人，明代前期著名辅佐大臣，与杨荣、杨溥并称“三杨”。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年过七十的杨士奇获准回乡扫墓，次年返京，来往均由朝阳门。杨士奇上朝告辞时，公侯、大臣知其即将离京，当即邀约在朝阳门外行祖饯礼。祖饯为古代隆重的饯行仪式，即在祭祀路神后设宴送行。杨士奇再三恳辞，众人答应不再举行祖饯礼。但次日离京之际，虽然寒风冷冽，众同官仍与姻戚乡亲一道，将杨士奇“送出朝阳门”。少数挚友则与其子侄等人，一直送到通州船上。次年杨士奇返京，在通州登岸陆行。内阁学士闻讯，先集于朝阳门外东岳庙迎接，其老亲邻居亦聚此相见。由此可见，当时京城迎送，一般以朝阳门为标志。少数至亲密友，再远至通州的运河码头。
　　数百年间，难以计数的亲友通过朝阳门迎来送往，盘桓流连。由此留下的人文佳话，也成为朝阳门独特的人文风景。明人吴俨在送友诗中，专门提到“朝阳门不比春明，别远无过是两京”，又称“冠盖几人来送别，独予南望不胜情”。春明门为长安外城的东门，两京即唐代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吴俨借用诗人刘禹锡送行的名句“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渲染自己对友人南下的依依不舍。杨士奇返京时遥望城门，也即兴作《早发通州望朝阳门》一诗，内称“沧海熹微曙色红，露华清溢万年松。君王正御蓬莱殿，钟鼓声高出九重”，表达其抵达京外、行将面君的兴奋心情。清代毛奇龄则在诗中高歌：“幽兰在谷芝在田，谢家子弟多名贤。朝阳门外骑马去，为汝一停猪市间。”诗人呼朋唤友、亟待出城驰骋放飞的迫切心情，亦跃然纸上。 　　朝阳门外亮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为京城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内涵。元代齐化门外杏花称于一时，时称“群公赋诗张燕，极为盛事”，有诗为记：“上东门外杏花开，千树红云绕石台。最忆奎章虞阁老，白头骑马看花来。”诗中所说的上东门即齐化门，奎章虞阁老指的是“元儒四大家”之一、也是元代中期的文坛盟主虞集。虞集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返乡后成为文人赋闲的典范。明清时势转移，朝阳门外杏花盛景不再，但清代赵执信东出朝阳门，一方面庆幸“不因出郭了公事，当与野色终相违”，同时也感叹“人情厌常每易动，微官窃禄难肯归？”学术大家钱大昕返乡，亦作诗称“窃比奎章虞阁老，在朝应制又归田”。两人均在诗中提及元代大儒虞集，可见其文化影响之深远。
　　东岳祈福  元君佑生
　　在京城的民俗信仰版图上，朝阳门也占有重要地位。元代太庙在朝阳门内以北，是统治者认同中原文化传统的重要标志，对元代政治变迁及国家礼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明代中期又在朝阳门外兴建日坛，成为都城重要的“四郊坛”之一。每届春分，或帝王亲驾，或遣官摄祭，大队人马从朝阳门出城祭祀，成为京师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当然对北京民俗影响最大的，则是始于元代的东岳庙。
　　朝鲜使臣曾将东岳庙与朝阳门相提并论，谓“辉辉东岳庙，揭揭朝阳楼”。东岳庙始于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倡建者为元代历仕五朝、领导大都玄教40多年的大宗师张留孙，后经其徒吴全节在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完成。元仁宗赐名“东岳仁圣宫”，明代改称东岳庙，成为正一派在京师的代表宫观，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正一道观。
　　道教认为泰山为五岳之宗，东岳大帝主掌灵魂生死及富贵贫贱，因此东岳庙建成后，很快成为大都民俗信仰的重地。元代《析津志》有记，每年三月前后，“倾城士庶、官员、诸色妇人”竞相行香，“车马填街”。朝阳门内外买卖繁盛，尤以与庙会有关的花果、饼食、酒饭、香纸最多，“填塞街道”。二十八日东岳大帝圣诞日，内外居民又“以水流道”，将从皇宫降下的“御香”奉迎至东岳庙。各项民俗活动，也达到“人神同娱”的高潮。
　　明代东岳庙增设地狱七十二司，在京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隨着碧霞元君在北方的兴起，东岳庙又成为民众奉祀碧霞元君的祖庙。碧霞元君是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尤以“送子佑生”的神通，受到京城民众的尊崇，朝阳门在京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明代东岳庙设有“国醮”，帝王祭祀日坛及藩王前赴封国，亦从朝阳门出城。清代东岳诞辰，朝廷均派官致祭。帝后“万寿”生日，亦派大臣焚香礼拜。东岳庙以“三多”即神像多、楹联多、碑刻多著称，可以满足民众多方面的需求。每年三月，祈福、还愿、踏春的香客游人络绎不绝，甚至远方来客、国外使臣亦受感染。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盛称“焚香礼拜人争集”，同时感叹“普天香火竞趋东”。
　　朝阳门外东岳庙会包含娱神、商贸、游乐、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数百年间长盛不衰。庙会重头戏为每年举行的大帝“出巡”，即将东岳圣像从庙内请出，抬进朝阳门后再沿主要街道巡游，以象征东岳大帝亲临凡间，降福惩恶。所经之处，“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充分反映出朝阳门、东岳庙与整个京城之间的神圣联系。
　　总之，自元代以来，东岳庙成为北京重要的民俗信仰中心之一。而这与朝阳门地处漕运孔道，以及由此而来的商贸繁荣、文化交流，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三者共同涵养了朝阳门内外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简介：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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