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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旧的世界秩序不能包容新生的力量，而且所处时代世界秩序日益走向衰落时，国家主义思潮就会应运而生。无论是围绕疫苗研发和供应的国家竞争，还是以“国家安全”名义谋求数字技术竞争优势，抑或是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重心从非传统安全转向传统安全等，这些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的新动向都会引起我们的不安，尤其是对国家主义思潮的进一步高涨是否会引发极端国家主义的担忧。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警惕;要理性看待、分析国家主义思潮，寻求和谐、发展、稳定的国际新秩序。
【关键词】国家主义 国家安全 数字竞争 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多种思潮（世界范围内）正在涌动。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思潮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政治话语或风格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够与各种意识形态、政策和政治立场相结合，因此，即使面对同样的危机和挑战，仍不免产生对立和冲突。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与高涨，一方面反映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对深度全球化世界的怀疑和不安，以及试图通过增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寻求安全和化解危机的意志和努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阻碍了全球协力应对这场前所未有危机的努力。2020年回归与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表现出哪些新动向，其历史根源是什么，未来又将会把世界带向何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国家主义思潮是一种伴随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诞生而兴起的，强调或通过建立、统一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或致力于通过提升和完善国家能力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的社会思潮。国家主义思潮通常体现为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树立国家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的独立自主权利。从历史上看，国家主义思潮总与大的时代变革相伴而生，因而既有顺应历史变革方向的理性一面，也有与其他政治思潮相杂糅而体现出强烈社会情感色彩的一面。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相继在多国暴发，无疑是触发国家主义思潮回归的直接原因。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确保战略物资的生产与供应。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防疫物资紧缺、医疗物品“断链”“断供”等情况，多个国家出台措施限制医疗物资及相关货物的正常贸易。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了部分国家对于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担忧。各国对疫情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普遍悲观，因此纷纷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内向化发展，限制外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布局，以维持本国经济安全。可以说，出于对国家保护和国内供应的关切，各国仓促采取自助、自足的政策措施，如关闭边境、加强“本国制造”“本国采购”等，成为疫情初期国家主义思潮回归的主要表现。但随着疫情的持续，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后果逐步显现，国家主义思潮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首先，围绕疫苗研发和供应的国家竞争，是现阶段国家主义思潮上升的集中表现。由于控制病毒传播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极高，而一些国家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病毒扩散，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疫苗的研发和分配上，甚至把疫苗的研发视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和国家制度优越性的竞技场。它们要么试图利用先研发出疫苗的优势攫取利益，要么争相囤积疫苗供应，甚至有的疫苗还没有上市就已被事先预定。2020年7月31日，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美国宣布与制药公司达成迄今为止获得COVID-19疫苗的最大交易。总部位于伦敦的一家追踪疫苗试验进展的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数据显示，美、英、日和欧盟已锁定约13亿剂新冠疫苗。显而易见，这些做法必將减少较贫穷国家的弱势群体获得疫苗的机会，进而破坏公平分配疫苗的全球努力。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醒各国警惕“疫苗民族主义”，并指出：“结束新冠大流行和重新开放经济的最快方法，是从保护世界各地风险最高的人群开始，而不是仅仅保护某些国家的全部人口。”
其次，以“国家安全”名义谋求数字技术竞争优势，是国家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体现。2020年，各国普遍倾向于改变重经济轻安全的传统做法。当前，技术、创新、国家安全与国际实力密切相关已得到广泛认可，不少国家认识到创新能力是综合国力强大的来源之一。疫情在放大一个国家追求产品链、产业链安全、可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放大了国家间的竞争，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谋求竞争优势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在数字技术领域处于劣势，欧盟启动了一个名为“数字主权”的项目，试图通过法律监管开拓数字经济领域，利用其庞大的统一市场保护隐私权和数据共享权。美国以“国家安全”“数据安全”为借口，四处兜售所谓“清洁网络”计划，企图组建所谓“清洁国家联盟”，极力打压在5G等领域具有竞争力的他国企业。其做法既无确切具体的证据，又无视国际上关于公平公正对待投资、对投资提供安全保障的相关规定，对于全球科技产业竞争而言，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再次，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重心从非传统安全转向传统安全。2020年的重大危机将世界重新带回到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不少国家认识到，长期的国家间对抗仍是主要的安全问题。疫情扩散使得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凝聚力下降，区域内部矛盾有所增加。有些抗疫不力的国家采取了对外转嫁国内矛盾的方式，导致边界冲突和地区局势紧张;欧洲、中东、亚洲等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有所加剧。从经济脱钩到高科技围剿，从推进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手段到夸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的国家至上主义，尤其是其竭力策动的“新冷战”，向世界传递出国家主义思潮上升和嬗变的危险信号。
显而易见，近十年来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今后国际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必定会遵循国家主义的理念、沿着国家主义的轨道前进吗？或者在战略与政策选择上，人类应该选择国家主义的战略与政策吗？答案肯定是多元的，因为不同理念、价值的认同决定着不同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本文认为，近30年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历史证明，片面、顽固地恪守任何一种理念与价值都无助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以及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应当通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理性定位、协调和融合，发挥两者的优势，克服不足。——蔡拓：《全球主义关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世界政治》，2020年第10期 最后，作为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大封锁”的突发性全球危机，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充分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和短板。特别是个别大国抛弃国际责任、国际组织缺乏足够的协调能力以及全球治理的失灵，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和高涨。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看来，至少在对抗2020年这场严重的危机中，国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所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似乎不难理解。面对经济衰退和社会停摆、全球卫生合作缺失以及全球治理挫败，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各国民众选择了国家作为自我保护的最后一道藩篱。然而，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回归和上升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则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国家主义思潮自近代诞生以来便长期活跃于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在推动国家建设、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人类进步事业方面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等增进人类福祉方面更是功不可没。不可否认，极端国家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创痛和灾难，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对国家主义采取绝对拒斥和贬低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国家主义思潮自诞生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处于上升期（或于高位运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启，国家主义思潮才开始有所衰退。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跨国公司甚至非政府组织等公民团体都被视为平衡国家的力量，以及“世界是平的”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舆论氛围中，国家主义步入一个为时不长的低谷期。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正是相较于这一历史时期而言的。
国家主义思潮同所有社会思潮一样，都是对时代独有问题或危机的集体心理映照或折射，其效果或导向要么在于裹挟更多民众卷入滚滚的历史浪潮中，要么在于为解决特定的时代危机而提供特定的社会方案。就此而言，尽管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出现的新动向从表面上看都与新冠肺炎疫情密切相关，但仍不能简单地将其兴起的原因都归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把国家主义思潮视为负面思潮更是与史不合、于今无益。那么，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兴起的真正根源是什么？要寻求这一答案，有必要追溯国家主义思潮的更早源头，考察和比较其起源时代与当今时代各自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欧洲历史上，以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寻求历史出路的国家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神权与王权的争斗。14世纪初，处在人文启蒙和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神权政治秩序已经开始衰落。到了14世纪四五十年代，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对神权政治秩序带来更大冲击，催生出愈加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潮，并最终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统治世界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走向没落，同样出现了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强烈冲击的大规模疫情，以及几乎同步回归的国家主义思潮。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秩序衰落的表征不尽一致，但揆诸历史不难发现，不宽容通常是一种秩序衰落的标志。中世纪欧洲神权最极端的不宽容表现就是建立常设的暴力机构——宗教裁判所。教皇霍诺利乌斯三世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建立宗教裁判所，以秘密形式进行搜查、审讯和判决，以极端的宗教不宽容惩罚“异端”。这与今日某些西方国家试图规定他国政治、经济发展路径，垄断发展优势，动辄指责他国侵犯人权和自由，进而以国内法替代国际法进行政治外交围攻和经济制裁的做法何其相似。
欧洲的神权秩序于中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教会利用其独家代理（上帝）的精神权力，通过十字军东征、革除教籍、解除臣民对世俗统治者的效忠等手段，最终在欧洲确立了拥有无上权力的神权政治秩序。但从13世纪起，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神权秩序下欧洲社会的矛盾日趋尖锐。教会的严重腐败激起虔诚信徒和社会大众的严重不满;以征收什一税对各地经济进行剥削、控制大量地产、积聚大量财富的教会，与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在战争中获得财富的贵族、国王等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引发了让教皇名誉扫地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14世纪欧洲黑死病暴发之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进入尾声，法国日益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法国壮大之前，土地经济已经开始让位于城市贸易和商品经济，教会滥发赎罪券等腐败行为破坏了其威信和声誉，而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科技的进步，神权秩序成为国家拥抱未来的障碍。
相比于衰朽的中世纪欧洲神权秩序，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样面对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和系统性危机。2019年，全球有35个国家近80多个城市先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罢工和骚乱，成为继1968年之后的又一个全球大抗议年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可谓当代国际关系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之一，虽然已经开始冲击和挑战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但也一再遭遇挫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确立为标志，在金砖国家集团的倡导和推动下，以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为目标而开启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陷入僵局。经过近40年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经济扩张，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如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撕裂）首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引发动荡和混乱。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从逆全球化到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最终反噬了倡导者自身。多年来，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热衷于输出民主、随意干预他国政治进程，其带来的同样是连续性的挫败和灾难性的后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国家抗疫的整体表现使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而作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却变本加厉地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它不但放弃本应担负的国际责任，而且大肆攻击和破坏多边合作制度和规则，这无疑成为压垮各国人民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通过比较近七个世纪中与国家主义思潮相關的历史渊源和背景，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即当旧的世界秩序不能包容新生的力量，而且所处时代世界秩序日益走向衰落时，国家主义思潮就会应运而生，并通过重新发现国家的力量寻找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揭开历史序幕的偶然事件，无论是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还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端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其量只能起到催化或加速的作用。
国家主义思潮并不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应对全球危机的方案。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的新动向，无论是围绕疫苗研发和供应的国家竞争，还是以“国家安全”名义谋求数字技术竞争优势，抑或是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重心从非传统安全转向传统安全，都会引起我们对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前景的不安，尤其是对国家主义思潮的进一步高涨是否会引发极端国家主义的担忧。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警惕。
通过跨越时空的比较分析，深刻把握当前国家主义思潮回归的历史根源，有助于看清历史的发展方向，认清任何垄断“政治正确”和窒息人类思想自由的做法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神权政治”——因为它意味着人类的某些基本权利被刻意截取、放大并用来绑架民意。
面对注定改变历史的危机，我们只有坚持务实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才能走出一条历史新路;相反，任何抗拒历史前进的国家和个人，都将成为21世纪的“阿维尼翁之囚”。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不是横亘在新旧世界秩序之间的巨大鸿沟，更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从国家治理走向真正全球治理的起点。
因此，国家主义思潮并不必然是国家之间合作的障碍，而可以是实现国家共赢之路。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国家都要深入思考，以寻求和谐、发展、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四点建议对联合国主导下多边主义的未来提出展望，倡导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性治理问题的增多，国家主义思潮不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合作发展的未来仍然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在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寻找面向未来的平衡支点。
责编/刁娜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国家主义 国家安全 数字竞争 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多种思潮（世界范围内）正在涌动。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思潮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政治话语或风格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够与各种意识形态、政策和政治立场相结合，因此，即使面对同样的危机和挑战，仍不免产生对立和冲突。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与高涨，一方面反映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对深度全球化世界的怀疑和不安，以及试图通过增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寻求安全和化解危机的意志和努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阻碍了全球协力应对这场前所未有危机的努力。2020年回归与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表现出哪些新动向，其历史根源是什么，未来又将会把世界带向何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世界各国对国家保护和国内供应的关切，使得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成为必然趋势，并频频展现新动向
国家主义思潮是一种伴随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诞生而兴起的，强调或通过建立、统一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或致力于通过提升和完善国家能力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的社会思潮。国家主义思潮通常体现为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树立国家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的独立自主权利。从历史上看，国家主义思潮总与大的时代变革相伴而生，因而既有顺应历史变革方向的理性一面，也有与其他政治思潮相杂糅而体现出强烈社会情感色彩的一面。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相继在多国暴发，无疑是触发国家主义思潮回归的直接原因。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确保战略物资的生产与供应。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防疫物资紧缺、医疗物品“断链”“断供”等情况，多个国家出台措施限制医疗物资及相关货物的正常贸易。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了部分国家对于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担忧。各国对疫情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普遍悲观，因此纷纷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内向化发展，限制外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布局，以维持本国经济安全。可以说，出于对国家保护和国内供应的关切，各国仓促采取自助、自足的政策措施，如关闭边境、加强“本国制造”“本国采购”等，成为疫情初期国家主义思潮回归的主要表现。但随着疫情的持续，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后果逐步显现，国家主义思潮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首先，围绕疫苗研发和供应的国家竞争，是现阶段国家主义思潮上升的集中表现。由于控制病毒传播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极高，而一些国家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病毒扩散，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疫苗的研发和分配上，甚至把疫苗的研发视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和国家制度优越性的竞技场。它们要么试图利用先研发出疫苗的优势攫取利益，要么争相囤积疫苗供应，甚至有的疫苗还没有上市就已被事先预定。2020年7月31日，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美国宣布与制药公司达成迄今为止获得COVID-19疫苗的最大交易。总部位于伦敦的一家追踪疫苗试验进展的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数据显示，美、英、日和欧盟已锁定约13亿剂新冠疫苗。显而易见，这些做法必將减少较贫穷国家的弱势群体获得疫苗的机会，进而破坏公平分配疫苗的全球努力。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醒各国警惕“疫苗民族主义”，并指出：“结束新冠大流行和重新开放经济的最快方法，是从保护世界各地风险最高的人群开始，而不是仅仅保护某些国家的全部人口。”
其次，以“国家安全”名义谋求数字技术竞争优势，是国家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体现。2020年，各国普遍倾向于改变重经济轻安全的传统做法。当前，技术、创新、国家安全与国际实力密切相关已得到广泛认可，不少国家认识到创新能力是综合国力强大的来源之一。疫情在放大一个国家追求产品链、产业链安全、可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放大了国家间的竞争，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谋求竞争优势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在数字技术领域处于劣势，欧盟启动了一个名为“数字主权”的项目，试图通过法律监管开拓数字经济领域，利用其庞大的统一市场保护隐私权和数据共享权。美国以“国家安全”“数据安全”为借口，四处兜售所谓“清洁网络”计划，企图组建所谓“清洁国家联盟”，极力打压在5G等领域具有竞争力的他国企业。其做法既无确切具体的证据，又无视国际上关于公平公正对待投资、对投资提供安全保障的相关规定，对于全球科技产业竞争而言，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再次，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重心从非传统安全转向传统安全。2020年的重大危机将世界重新带回到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不少国家认识到，长期的国家间对抗仍是主要的安全问题。疫情扩散使得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凝聚力下降，区域内部矛盾有所增加。有些抗疫不力的国家采取了对外转嫁国内矛盾的方式，导致边界冲突和地区局势紧张;欧洲、中东、亚洲等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有所加剧。从经济脱钩到高科技围剿，从推进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手段到夸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的国家至上主义，尤其是其竭力策动的“新冷战”，向世界传递出国家主义思潮上升和嬗变的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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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近十年来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今后国际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必定会遵循国家主义的理念、沿着国家主义的轨道前进吗？或者在战略与政策选择上，人类应该选择国家主义的战略与政策吗？答案肯定是多元的，因为不同理念、价值的认同决定着不同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本文认为，近30年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历史证明，片面、顽固地恪守任何一种理念与价值都无助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以及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应当通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理性定位、协调和融合，发挥两者的优势，克服不足。——蔡拓：《全球主义关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世界政治》，2020年第10期 最后，作为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大封锁”的突发性全球危机，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充分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和短板。特别是个别大国抛弃国际责任、国际组织缺乏足够的协调能力以及全球治理的失灵，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和高涨。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看来，至少在对抗2020年这场严重的危机中，国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所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似乎不难理解。面对经济衰退和社会停摆、全球卫生合作缺失以及全球治理挫败，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各国民众选择了国家作为自我保护的最后一道藩篱。然而，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回归和上升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则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高涨的历史根源
国家主义思潮自近代诞生以来便长期活跃于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在推动国家建设、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人类进步事业方面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等增进人类福祉方面更是功不可没。不可否认，极端国家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创痛和灾难，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对国家主义采取绝对拒斥和贬低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国家主义思潮自诞生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处于上升期（或于高位运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启，国家主义思潮才开始有所衰退。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跨国公司甚至非政府组织等公民团体都被视为平衡国家的力量，以及“世界是平的”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舆论氛围中，国家主义步入一个为时不长的低谷期。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正是相较于这一历史时期而言的。
国家主义思潮同所有社会思潮一样，都是对时代独有问题或危机的集体心理映照或折射，其效果或导向要么在于裹挟更多民众卷入滚滚的历史浪潮中，要么在于为解决特定的时代危机而提供特定的社会方案。就此而言，尽管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出现的新动向从表面上看都与新冠肺炎疫情密切相关，但仍不能简单地将其兴起的原因都归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把国家主义思潮视为负面思潮更是与史不合、于今无益。那么，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兴起的真正根源是什么？要寻求这一答案，有必要追溯国家主义思潮的更早源头，考察和比较其起源时代与当今时代各自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欧洲历史上，以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寻求历史出路的国家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神权与王权的争斗。14世纪初，处在人文启蒙和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神权政治秩序已经开始衰落。到了14世纪四五十年代，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对神权政治秩序带来更大冲击，催生出愈加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潮，并最终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统治世界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走向没落，同样出现了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强烈冲击的大规模疫情，以及几乎同步回归的国家主义思潮。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秩序衰落的表征不尽一致，但揆诸历史不难发现，不宽容通常是一种秩序衰落的标志。中世纪欧洲神权最极端的不宽容表现就是建立常设的暴力机构——宗教裁判所。教皇霍诺利乌斯三世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建立宗教裁判所，以秘密形式进行搜查、审讯和判决，以极端的宗教不宽容惩罚“异端”。这与今日某些西方国家试图规定他国政治、经济发展路径，垄断发展优势，动辄指责他国侵犯人权和自由，进而以国内法替代国际法进行政治外交围攻和经济制裁的做法何其相似。
欧洲的神权秩序于中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教会利用其独家代理（上帝）的精神权力，通过十字军东征、革除教籍、解除臣民对世俗统治者的效忠等手段，最终在欧洲确立了拥有无上权力的神权政治秩序。但从13世纪起，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神权秩序下欧洲社会的矛盾日趋尖锐。教会的严重腐败激起虔诚信徒和社会大众的严重不满;以征收什一税对各地经济进行剥削、控制大量地产、积聚大量财富的教会，与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在战争中获得财富的贵族、国王等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引发了让教皇名誉扫地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14世纪欧洲黑死病暴发之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进入尾声，法国日益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法国壮大之前，土地经济已经开始让位于城市贸易和商品经济，教会滥发赎罪券等腐败行为破坏了其威信和声誉，而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科技的进步，神权秩序成为国家拥抱未来的障碍。
相比于衰朽的中世纪欧洲神权秩序，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样面对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和系统性危机。2019年，全球有35个国家近80多个城市先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罢工和骚乱，成为继1968年之后的又一个全球大抗议年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可谓当代国际关系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之一，虽然已经开始冲击和挑战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但也一再遭遇挫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确立为标志，在金砖国家集团的倡导和推动下，以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为目标而开启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陷入僵局。经过近40年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经济扩张，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如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撕裂）首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引发动荡和混乱。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从逆全球化到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最终反噬了倡导者自身。多年来，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热衷于输出民主、随意干预他国政治进程，其带来的同样是连续性的挫败和灾难性的后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国家抗疫的整体表现使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而作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却变本加厉地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它不但放弃本应担负的国际责任，而且大肆攻击和破坏多边合作制度和规则，这无疑成为压垮各国人民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家主义思潮将把世界带向何方
通过比较近七个世纪中与国家主义思潮相關的历史渊源和背景，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即当旧的世界秩序不能包容新生的力量，而且所处时代世界秩序日益走向衰落时，国家主义思潮就会应运而生，并通过重新发现国家的力量寻找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揭开历史序幕的偶然事件，无论是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还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端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其量只能起到催化或加速的作用。
国家主义思潮并不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应对全球危机的方案。2020年国家主义思潮的新动向，无论是围绕疫苗研发和供应的国家竞争，还是以“国家安全”名义谋求数字技术竞争优势，抑或是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重心从非传统安全转向传统安全，都会引起我们对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前景的不安，尤其是对国家主义思潮的进一步高涨是否会引发极端国家主义的担忧。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警惕。
通过跨越时空的比较分析，深刻把握当前国家主义思潮回归的历史根源，有助于看清历史的发展方向，认清任何垄断“政治正确”和窒息人类思想自由的做法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神权政治”——因为它意味着人类的某些基本权利被刻意截取、放大并用来绑架民意。
面对注定改变历史的危机，我们只有坚持务实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才能走出一条历史新路;相反，任何抗拒历史前进的国家和个人，都将成为21世纪的“阿维尼翁之囚”。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不是横亘在新旧世界秩序之间的巨大鸿沟，更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从国家治理走向真正全球治理的起点。
因此，国家主义思潮并不必然是国家之间合作的障碍，而可以是实现国家共赢之路。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国家都要深入思考，以寻求和谐、发展、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四点建议对联合国主导下多边主义的未来提出展望，倡导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性治理问题的增多，国家主义思潮不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合作发展的未来仍然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在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寻找面向未来的平衡支点。
责编/刁娜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