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欧洲绝非偶然，这是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人们从以神为本转到以人为本。
　　因此，16到17世纪是自然科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并迅速得到发展的世纪，它有以下的特征：牛顿力学体系的创立，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哈维的《心血循环论》的提出，伽利略略发明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等。
　　19世纪末，美国实用主义盛行，以工程和技术发明而闻名，对基础科学研究并不重视。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作了《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被称为是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
　　他在呼吁中说道：“人们将应用科学与纯科学混为一谈，这并不是罕见之事，特别是在美国的报纸上。为了应用科学，纯科学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不追问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是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了，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的应用原理，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应用的同时发展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他们只满足火药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罗兰的演讲，可以认为是对美国当时科学界一次科学启蒙。至于对我国科学理论缺失的评论，我个人认为是击中了我国科学落后的要害。其实，中国近当代科学的状况，与当时美国的情况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如果中国想要走出科学迷茫的窘境，也必须再进行科学的新启蒙。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思想启蒙，那就是1915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也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两面旗帜。但是五四运动的具体目标达到了，思想启蒙却半途而废，无论科學还是民主都没有在民众中扎根。
　　科学一词虽然在唐代就有了，但它是泛指科举之学（简称科学）。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日本科学启蒙大师福泽渝吉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康有为等又将其引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一词才开始使用。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意识，也没有科学的传统，于是科学理论落后就不是偶然的了。即使在当今，为数不少的科学工作者，仍然分不清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甚至“文革”中“理论危险论”的余毒尚存，这就是中国需要进行科学新启蒙的必要性。
　　那么，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是什么呢？1911年，梁启超先生在《学与术》一文中精辟地诠释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主席彼得·格鲁斯说：“基础科学研究回答这是什么，或者这是为什么;而应用研究回答的是这有什么用。”纵观中国学术界，不仅科学观念薄弱，而且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分工不明确，有时互相串位，致使中国科学理论落后。为了使中国科学立于世界先进之林，必须进行科学新启蒙，让一部分科学家，不受晋升职务、评奖的影响，全心投入基础理论研究，这样才能在重大科学理论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