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水污染：“长江、黄河，几千年来都是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母亲河里流的不仅是水，还有母亲的泪啊！”
　　● 谈农业技术推广队伍苦况：“远看像个卖炭的，近看是个要饭的，一打听，是农业推广站的。”
　　● 谈国家好政策被基层截留，转述农民中流传的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 谈富人参与慈善事业：“真的富人，是能帮助穷人的人；真的强者，是能帮助弱者的人。”
　　● 谈政协委员说真话：“我们帮着党提一些意见，批评一些阴暗面，就是为了党好。就好比你有病了，可如果一个医生说你什么病也没有，肯定是让你死。”
　　
　　向总理汇报农村实情，泪洒会场
　　
　　《同舟共进》：在政协小组会上，您主要向总理讲了哪些内容？
　　杨志福: 开始时讲了一下资源和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
　　土地资源严重流失，耕地被占用，土壤污染、沙化等很厉害。
　　水资源的短缺比耕地资源还要严重。我们水资源的占有量只有世界的8%，人均占有量不到2100立方米。要知道，如果人均低于1000立方米，就是生命的死亡线！与此同时，水污染的情况却相当严重。中国2/3的河流已经被污染了，长江、黄河，现在还有2万多个化工厂向里边排放污染物。
　　讲到这里，我说了一句动感情的话：长江、黄河，几千年来都是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母亲河里流的不仅是水，还有母亲的泪啊！这时，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我的视力很差，眼睛看不见，后来委员们对我说，当时温家宝总理眼睛里也饱含泪水。
　　第二部分讲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需要科技，科研成果出来了，想要真正交到农民手里，必须有一个农业推广队伍。令人痛心的是，推广队伍现在涣散得相当厉害！他们很苦，许多连工资都发不下来。有一句顺口溜“远看像个卖炭的，近看是个要饭的，一打听，是农业推广站的”，形容的就是他们生存的苦况。
　　第三部分我讲的是农民对党的政策的拥护、期盼，还有忧虑。
　　解放以后，中国农业的大起大落，都与党的政策是正确还是有失误密切相关。农民对解放后中国农业的不同阶段，也有自己生动的评价。他们说，人民公社时期，是“缴了国家的，全是集体的，根本没有自己的”。联产承包制，是“缴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取消农业税之后，是“缴了国家的，不留集体的，收获全是自己的”。
　　农民期盼党的政策要稳定持续，忧心和担心政策改变。我到四川去，基层干部跟我反映：一会儿领导说粮食安全没有问题了，农民就把粮食拔了，改种经济作物。可改种的作物还没熟呢，领导又说，粮食安全还有隐患，结果农民又把经济作物拔了去种粮食。农民后来说：“到底是领导种地还是我们种地？他们知不知道怎么种地？” 还有些农民说：“党的政策像太阳，照到哪里哪就亮；党的恩情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意见很尖锐，但也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在地方执行上走了样。农民特别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农业生产。
　　农民期盼国家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力度加大，忧心和担心这笔资金被截留和贪污。我们国家有些贪官，救灾款、移民款、 扶贫款……什么款他都敢贪！
　　农民期盼国家的政策能够直接到基层，忧心和担心被地方上打折扣。农民之间流传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本来只给我十分钟，我却讲了半个小时，中间擦泪也用去了不少时间。现在有点后悔，自己讲得太多了，占用了总理的宝贵时间。
　　
　　靠什么解决“三农”问题
　　
　　《同舟共进》: 近年来，中央扶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您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杨志福: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关键。一个是政策，一个是投入，一个是科技，还有就是改革。改革这种说法在以前没有，今年是首次出现在报告中。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政策。中央扶持的力度越大，三农问题解决得也越快一些。中国农村长期欠账太多，基本农田建设跟不上，道路、桥梁、电网等全都跟不上。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年拨款3400多亿，今年又提出增拨500多亿。还有医疗、教育、卫生、饮水等都要搞起来，目的还是要首先改善他们的生活，因为农民现在还是太苦了。
　　《同舟共进》：我们国家在工业化积累阶段，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又使农业资源流向工业。农民实际上是做了很大的牺牲。
　　杨志福：以前农民支持了工人，农业支持了工业，农村支持了城市，农民的牺牲非常大。所以现在中央提出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户籍方面，要逐步取消城乡的户籍差别。
　　
　　希望公众能体会到农民从解放以前一直到解放以后，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尊重在自己周围工作的农民，例如家里的保姆、小时工，帮着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希望全社会关心农民，关心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子女。大老板们能发发善心帮助农民建些学校、医院，我就真的谢天谢地了。国外有一句话说得好：真的富人，是能帮助穷人的人；真的强者，是能帮助弱者的人。
　　《同舟共进》：不过大家也担心，单靠政府“输血”，农村的“造血”机制不建立起来，也不会有长治久安的发展。
　　杨志福：根本的还是要改善生产。我们算过一笔账。现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3587元。在这里面，中央取消农业税，加上粮食补助等等就占去了1/3，即1200元；第二个1200元是靠出来打工赚到的；农民真正靠农业，自己生产得到的收入，只有1000多元钱。这样一分析下来，完全靠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在中国，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值钱，粮食最明显。近期粮食价格上涨，但是农民说，粮食是一毛钱一毛钱地涨，生产资料可是一块、几块、几十块地往上涨。水、电、油的价格也在上涨，农民怎么办呢？国家压低生产资料价格也不是好办法，生产单位如果减产更会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让电厂把电便宜点卖给农民？也不可能。我们的电厂根本不愿意这么做。提高粮食价格？可是城市居民怎么办？许多矛盾纠缠在一起，许多问题解决起来投鼠忌器。
　　目前的出路，还是继续向外转移劳动力。在外打工的人赚到钱寄回家去，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许多地方人多地少，一家一户农民的力量十分有限。像东北，由于地多问题就不大，有些农民通过大规模、机械化种粮就发家致富了。规模大了，就有大的做法。例如他可以请一个农业院校的大学生，帮他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这些都是一家一户请也请不起，想都不敢想的。农业走向现代化，必须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必须搞规模经营。
　　农业的整体面貌改观，还需要新型农民。以前我们曾开玩笑说，留在农村的都是“386199部队”，也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现在“38”进城当保姆了，就剩下了留守儿童和老人。仅靠这部分人，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呢？
　　《同舟共进》：您预期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后，农村的面貌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较大的改观？
　　杨志福：从时间上看，我不敢太乐观。10年能有一个大一点的改变，5年能见到成效就相当不错了。中央虽然投下巨资，但农民人数太多，一分下来就没有多少了。如果再被贪官污吏贪污和截留一部分，被大手大脚的官员浪费一部分，例如在村门口修个大牌坊，就更少了。修路、搭桥、建电网、学校、医院、水库、河流、渠道，都是很花钱的地方……还是温总理说的那句话，“任何一个巨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都会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任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东西花钱可以干起来，有些东西例如农民的知识化，就更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务之急还是农村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总理的工作报告里也有大的举措。国家再帮助把学校、医院、道路、沼气这些设施搞起来，农村的面貌才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当政协委员“说多不白说”
　　
　　《同舟共进》：您已经年过七旬，眼睛又不好，有没有人劝您别操心那么多事、说那么多话，别那么奔波了，该休息一下了？
　　杨志福：我们老知识分子都有这个“毛病”，改不了了。我在“文革”期间下放到陕北当农民，又辗转到河北张家口地区蹲点，一搞搞了十几年，与农民接触很多，也有感情。张家口地区的农民在公社时代，辛苦干一天拿到的工分才只有8分钱，劳作一年到公社结算，拿到的钱竟然还不够买粮。农民过去苦、现在苦，希望将来他们不再苦！
　　如今年轻的知识分子肯到下面跑的已经不多了。老知识分子搞科研，主要是想着要解决实际问题。可是现在有的年轻知识分子，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发论文啊，把论文登到国外去啊，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我与大学生座谈时对他们说，你们跟我们不太一样，喜欢写论文，喜欢在计算机上动笔，不肯脚踏实地去干。
　　我刚当政协委员时，跟别人说，当政协委员“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多不白说”。李瑞环同志当主席时，他有四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政协委员提倡讲真话，政协委员有真话可讲，政协委员要敢讲真话，政协委员要会讲真话。”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本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心，帮助国家出出主意。我们帮着党提一些意见，批评一些阴暗面，就是为了党好。就好比你有病了，可如果一个医生说你什么病也没有，肯定是让你死。我也不怕得罪人，在政协会上，有时我会点名道姓指出哪个人有什么问题。我这个人太直了，不过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还有耳朵可以听，还有嘴巴可以讲，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