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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以，城市化率又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项硬指标。
“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吐故纳新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之前可谓城市自然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便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形成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
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田园城市》，成为城市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单向发展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可持续，于是出现了“大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双向对流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边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趋势更加强劲。“双向对流”，就是城乡一体化。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空间布局。
“双向对流”的成都经验
城市和乡镇的“双向对流”，成都是个不错的例子。
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逆城市化”趋势也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经济功能方面，制造业开始外迁，从文化功能看，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出现外移，消费功能上，“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居住功能方面，城市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而且，边缘城市开始形成，卫星城镇也正崛起。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逆城市化”已汇聚成潮流。
早在3年前，成都便选择了“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新路。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其做法和经验都很有特点。简而言之，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健全市场化配置资源为机制，以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为保证，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突出体现在“三个集中”上：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那么，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到底效果如何呢?
从成都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
通过“逆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仅三年，成都就建立了七大特色农产品基地，新建和扩建了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36个，组建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12家，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113．5万户，带动面达56．5％。
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集中居住”。截至去年年底，成都市已累计融资600多亿元，投入村镇建设和农民新居工程建设，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364个，居住用房344万平方米，聚集农村人口36．4万人。已建成征地农转非人员集中安置区82个，人住11．1万人。2006年8月26日，国家旅游局在成都召开“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走在全国前面，足以表明成都“乡村都市化”的程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城市化。成都GDP年均增长13％，城市化率年均接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第一位，表明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有助于城市化。
“城市病”的良方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一般有两类：一是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小城镇所管辖的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第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从成都的实践可以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首先，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可解决“城市病”，促使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其次，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再者，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即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同时，提高小城镇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也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外，在创造吸引和驻留“逆城市化”的条件上着力，即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以及创造新优势。
可见，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村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最佳选择，也是推进城市化的最佳选择。
(作者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以，城市化率又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项硬指标。
“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吐故纳新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之前可谓城市自然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便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形成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
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田园城市》，成为城市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单向发展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可持续，于是出现了“大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双向对流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边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趋势更加强劲。“双向对流”，就是城乡一体化。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空间布局。
“双向对流”的成都经验
城市和乡镇的“双向对流”，成都是个不错的例子。
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逆城市化”趋势也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经济功能方面，制造业开始外迁，从文化功能看，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出现外移，消费功能上，“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居住功能方面，城市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而且，边缘城市开始形成，卫星城镇也正崛起。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逆城市化”已汇聚成潮流。
早在3年前，成都便选择了“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新路。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其做法和经验都很有特点。简而言之，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健全市场化配置资源为机制，以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为保证，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突出体现在“三个集中”上：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那么，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到底效果如何呢?
从成都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
通过“逆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仅三年，成都就建立了七大特色农产品基地，新建和扩建了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36个，组建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12家，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113．5万户，带动面达56．5％。
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集中居住”。截至去年年底，成都市已累计融资600多亿元，投入村镇建设和农民新居工程建设，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364个，居住用房344万平方米，聚集农村人口36．4万人。已建成征地农转非人员集中安置区82个，人住11．1万人。2006年8月26日，国家旅游局在成都召开“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走在全国前面，足以表明成都“乡村都市化”的程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城市化。成都GDP年均增长13％，城市化率年均接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第一位，表明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有助于城市化。
“城市病”的良方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一般有两类：一是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小城镇所管辖的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第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从成都的实践可以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首先，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可解决“城市病”，促使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其次，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再者，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即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同时，提高小城镇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也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外，在创造吸引和驻留“逆城市化”的条件上着力，即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以及创造新优势。
可见，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村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最佳选择，也是推进城市化的最佳选择。
(作者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