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诠释”二字可能是人文学科,特别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有人断言,诠释学的方法就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的确,伽达玛的哲学诠释学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形式,即借用注释的文体或诠释的论辩创造新的思想体系的传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王弼借《老子注》创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郭象以《庄子注》创建万物逍遥的学说,朱熹借《四书集注》将先秦儒学改造为宋代理学的建构。这些做法都可在“视域融合”的理论中得到合理解释。然而,诠释活动毕竟不能取消或取代以客观性和对象性为特征的现代学术研究。诠释活动是诠释主体和诠释对象之视域的最终的恰当的融合,是主体与对象的合一,亦即对象性的消失。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就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否则就谈不上研究二字。虽然,传统经典的意含是有待于读者之理解的,无人可以得到古代经典的确切“原义”,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轻率地放弃对“可能的”原义的探索和追寻。正如,我们不能保证医生和法官永远不犯错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医生和法官避免犯错误的基本要求。同样,诠释活动本身也不能取代或取消严肃的新思想的创构。经典诠释中当然包含思想的创造和建构,但是,诠释经典的形式毕竟会造成对思想创构的限制和束缚,即使化腐朽为神奇也不可能完全不受“腐朽”之制约。总之,哲学诠释学为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动力,但也掩盖了对象性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超越于经典诠释的思想创构的可能性。对经典诠释活动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的揭示和分析,是本期专栏的主要内容。拙文一方面探索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如何以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的方法处理先秦典籍和宋代理学之间一千五百年的时空间隔,一方面论证朱熹的巨大成功无法掩盖或消除文本的历史的定向和当下的创造的定向之间的矛盾。宋代理学创构的定向压倒了他对孔子思想的忠诚。黄俊杰教授的文章以朱熹对《四书》的诠释为中心揭示朱熹以体用和理气不离不杂的二元架构诠释《四书》,无法契合四书原有的思想和风格,从而说明经典诠释活动中的“回顾性”取向和“展望性”取向之间的紧张是无可避免的,并提出了乐观的结论,希望在两种定向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冯耀明先生的文章是对东亚儒学研究和发展的批评性回顾,其中的一个主题也是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创构是否契合历史上的儒学发展原貌的问题。总之,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哲学和思想的诠释传统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个传统的局限和内在冲突,一方面更注重客观性、对象性研究,另一方面更注重不受特殊经典局限的开放性、现代性的思想创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