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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羊羔体”事件中，人们对待作者车延高及其“羊羔体”诗歌缺少公正、客观的评价。人们在“羊羔体”事件中发声，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感、释放自己的压力，只是为了满足自身话语权的充分表达。羊羔体事件至少带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对问题要进行独立思考和分析，避免盲从；二是对事件要冷静以对，拒绝网络暴力。在21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繁荣和发达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我们在享受自由发表言论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致力于建设网络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网络社会。
关键词：“羊羔体” 网络 启示
在“羊羔体”事件中，人们对待作者车延高及其“羊羔体”诗歌缺少公正、客观的评价。很多人在“羊羔体”事件中发声，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感、释放自己的压力，只是为了满足自身话语权的充分表达。人们对车延高以官员身份作诗、获奖的质疑和批驳，是缺乏理性、有失公允的；而对“羊羔体”的那些嘲讽甚至谩骂，更体现为一种网络暴力现象。那么在“羊羔体”事件中，人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作者车延高以及“羊羔体”诗歌呢？面对“羊羔体”事件以及与之相似的网络事件，我们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换句话说，“羊羔体”事件作为“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面对“羊羔体”事件，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理性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形成对“羊羔体”的客观评价，不要被冲动、急躁的情绪左右，避免盲从，警惕“遇官则疑”。综观“羊羔体”事件中人们对当事人车延高及其诗歌的质疑和批判，立足于诗歌风格本身的质疑和批判要远远少于对车延高以官员身份进行创作并获奖的质疑和批判。也就是说，质疑和批判与诗歌写得好差与否并无关系，人们大多是在拿车延高的纪委书记身份“说事儿”，表达对官员作诗获奖的不满。在“羊羔体”事件中，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官员，用脑海中先入为主的憎恶来对待官员，在潜意识里用一种毫无理性的思维标准去评判官员作诗获奖的行为，对官员不假思索地给予全盘的否定。这就是一种遇官则疑现象。事实上面对和官员有关的事件就一味地反对，遇到和官员有关的社会现象就一味地批判，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遇官则疑。在“羊羔体”事件中，车延高以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身份获得“鲁奖”，人们就质疑官员获奖；其实在鲁迅文学奖其他奖项的获得者当中，还有比车延高级别更高的，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罢了。人们不应该对官员作诗过分地质疑，不应该扩大对官场的不信任。正如车延高本人的回应，“这是一场误会”，“羊羔体”诗歌是给武汉本地的通俗刊物《大武汉》杂志写的系列组诗，获得“鲁奖”的诗集《向往温暖》与其并无关系，人们没必要去较真。“鲁奖”的初审评委们也对此做出过回应：“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尤其要对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水平把关，不会因为作者是什么职务或职务高低来出具评判意见，这是毫无疑问的。”{1}可见，“羊羔体”诗歌和鲁迅文学奖并无必然联系，是人们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把二者联系到一起的。而这种想象力背后，则是人们对于官员权力无限扩张的过分敏感。人们觉得，在全社会都崇尚权力的大环境里，在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的情况下，与官员相关的一切都值得被质疑。当代社会，遇官则疑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官员无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人们都宁信其假不信其真。只要事件的主人公是官员、当事人有着官员身份，那么无论他做了什么就都会遭到“有色眼镜”的透视，遭到人们先入为主地、习惯性地怀疑。长此以往，人民公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就会越来越大，而这种社会弊病的存在要远比文学评奖上的争议更加可怕。“这种习惯性的身份偏见，无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重建，也无助于消除群际间的隔阂。”{2}因此我们不能遇官则疑，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概而论，批判“羊羔体”。
就“羊羔体”事件来说，车延高获得“鲁奖”可以被认为是“当下文化发展的一种思想开放”{3}，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解读什么，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对‘羊羔体’进行再度审视，而不是一味地跟风来贬低车延高的诗作”{4}。事实上，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确实有价值，并且这种价值获得了“鲁奖”评委们的认可，因此车延高获奖是当之无愧的。车延高的身份的确是官员，但“鲁奖”评审也不能有门户之见；如果遇到官员就回避，那对官员也是不公平的。可是，“羊羔体”事件中，人们还是没有在弄清楚实际情况的前提条件下就对车延高及其“羊羔体”诗歌全盘否定了，“一棒子打死”了，没有保持清醒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没有形成对“羊羔体”的客观看法，而是盲目地质疑、批驳。人们在互联网上对“羊羔体”进行質疑和批驳时，甚至会发出毫无理性的嘲讽和谩骂。比如有网友就说“羊羔体”诗歌“不是诗，是屎”。还有人直接把车延高形容成一只“叫唤的羊羔儿”，这就是一种网络暴力现象。笔者认为，对于网络文化事件中可能存在的网络暴力现象，我们应该坚决抵制。首先，我们要致力于在虚拟世界里建立一种网络道德规范体系。一方面，网络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广大网民的道德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网民的道德自觉意识、自律意识以及行为自控能力；另一方面，网民本身既要享受自己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又应该在享受权利的同时牢记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构建和谐网络社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多的网络事件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例如，2006年9月，有好事者在天涯论坛发布帖子，转载了诗人赵丽华的大量诗歌作品，结果使以赵丽华名字谐音命名的“梨花体”红遍网络，酿成轰动一时、堪称“自1916年新诗运动以来最大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事件。紧接着，“乌青体”“凡客体”也出现了。在这些与“羊羔体”事件类似的网络文化事件中也不乏网络暴力存在，比如由于2016年是生肖猴年，而春晚导演组却没有邀请六小龄童出演节目，新浪微博便爆发了万人骂导演的事件，事件中的人们面对青年导演吕逸涛“出口成脏”，无所不用其极。面对这些网络事件，我们要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作为网民，要努力提升个人素质，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事件中培养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在网络互动中始终保持理性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将自己偏激的、非理性的情感扼杀在萌芽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杜绝网络暴力事件，形成弘扬公平正义、惩恶扬善、井然有序的网络环境，构建和谐网络社会。
“羊羔体”事件作为“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人们对“羊羔体”诗歌以及诗人车延高的态度各有千秋，既有赞同也有质疑；但主要以质疑为主，此外还有一些毫无理性可言的攻击。在这些质疑与批驳的声音背后，更多地体现出人们面对网络文化事件的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反应，它是一种对宣泄自身情感、释放自身压力的渴望，是一种对满足充分表达自身话语权的追求，整个“羊羔体”事件也因此成为众语喧哗下的一场集体狂欢。这种群体性的心理反应是在21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繁荣和发达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内心的虚假需要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它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亚文化群体的一种带有暴力性质的抵抗。面对“羊羔体”事件以及相似的网络事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用批判的思维看待问题，避免盲从和遇官则疑；对于网络暴力我们则应坚决抵制，在享受自由发表言论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致力于建设网络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网络社会。
{1} 杜萌、袁毅：《“不会因为作者身份而特殊照顾”》，《法制日报》2010年10月22日第4版。
{2} 堂吉伟德：《比“羊羔体”更可怕的是遇官则疑》，《望》2010年第43期。
{3} 耿银平：《“羊羔体”入选〈百年大典〉是一种思想广阔》，《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5月1日第7版。
{4} 高建伟：《当文学审美遭遇网络批判——写在读车延高〈向往温暖〉之后》，《阅读与写作》2011年第2期。
关键词：“羊羔体” 网络 启示
在“羊羔体”事件中，人们对待作者车延高及其“羊羔体”诗歌缺少公正、客观的评价。很多人在“羊羔体”事件中发声，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感、释放自己的压力，只是为了满足自身话语权的充分表达。人们对车延高以官员身份作诗、获奖的质疑和批驳，是缺乏理性、有失公允的；而对“羊羔体”的那些嘲讽甚至谩骂，更体现为一种网络暴力现象。那么在“羊羔体”事件中，人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作者车延高以及“羊羔体”诗歌呢？面对“羊羔体”事件以及与之相似的网络事件，我们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换句话说，“羊羔体”事件作为“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面对“羊羔体”事件，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理性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形成对“羊羔体”的客观评价，不要被冲动、急躁的情绪左右，避免盲从，警惕“遇官则疑”。综观“羊羔体”事件中人们对当事人车延高及其诗歌的质疑和批判，立足于诗歌风格本身的质疑和批判要远远少于对车延高以官员身份进行创作并获奖的质疑和批判。也就是说，质疑和批判与诗歌写得好差与否并无关系，人们大多是在拿车延高的纪委书记身份“说事儿”，表达对官员作诗获奖的不满。在“羊羔体”事件中，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官员，用脑海中先入为主的憎恶来对待官员，在潜意识里用一种毫无理性的思维标准去评判官员作诗获奖的行为，对官员不假思索地给予全盘的否定。这就是一种遇官则疑现象。事实上面对和官员有关的事件就一味地反对，遇到和官员有关的社会现象就一味地批判，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遇官则疑。在“羊羔体”事件中，车延高以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身份获得“鲁奖”，人们就质疑官员获奖；其实在鲁迅文学奖其他奖项的获得者当中，还有比车延高级别更高的，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罢了。人们不应该对官员作诗过分地质疑，不应该扩大对官场的不信任。正如车延高本人的回应，“这是一场误会”，“羊羔体”诗歌是给武汉本地的通俗刊物《大武汉》杂志写的系列组诗，获得“鲁奖”的诗集《向往温暖》与其并无关系，人们没必要去较真。“鲁奖”的初审评委们也对此做出过回应：“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尤其要对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水平把关，不会因为作者是什么职务或职务高低来出具评判意见，这是毫无疑问的。”{1}可见，“羊羔体”诗歌和鲁迅文学奖并无必然联系，是人们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把二者联系到一起的。而这种想象力背后，则是人们对于官员权力无限扩张的过分敏感。人们觉得，在全社会都崇尚权力的大环境里，在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的情况下，与官员相关的一切都值得被质疑。当代社会，遇官则疑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官员无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人们都宁信其假不信其真。只要事件的主人公是官员、当事人有着官员身份，那么无论他做了什么就都会遭到“有色眼镜”的透视，遭到人们先入为主地、习惯性地怀疑。长此以往，人民公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就会越来越大，而这种社会弊病的存在要远比文学评奖上的争议更加可怕。“这种习惯性的身份偏见，无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重建，也无助于消除群际间的隔阂。”{2}因此我们不能遇官则疑，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概而论，批判“羊羔体”。
就“羊羔体”事件来说，车延高获得“鲁奖”可以被认为是“当下文化发展的一种思想开放”{3}，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解读什么，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对‘羊羔体’进行再度审视，而不是一味地跟风来贬低车延高的诗作”{4}。事实上，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确实有价值，并且这种价值获得了“鲁奖”评委们的认可，因此车延高获奖是当之无愧的。车延高的身份的确是官员，但“鲁奖”评审也不能有门户之见；如果遇到官员就回避，那对官员也是不公平的。可是，“羊羔体”事件中，人们还是没有在弄清楚实际情况的前提条件下就对车延高及其“羊羔体”诗歌全盘否定了，“一棒子打死”了，没有保持清醒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没有形成对“羊羔体”的客观看法，而是盲目地质疑、批驳。人们在互联网上对“羊羔体”进行質疑和批驳时，甚至会发出毫无理性的嘲讽和谩骂。比如有网友就说“羊羔体”诗歌“不是诗，是屎”。还有人直接把车延高形容成一只“叫唤的羊羔儿”，这就是一种网络暴力现象。笔者认为，对于网络文化事件中可能存在的网络暴力现象，我们应该坚决抵制。首先，我们要致力于在虚拟世界里建立一种网络道德规范体系。一方面，网络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广大网民的道德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网民的道德自觉意识、自律意识以及行为自控能力；另一方面，网民本身既要享受自己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又应该在享受权利的同时牢记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构建和谐网络社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多的网络事件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例如，2006年9月，有好事者在天涯论坛发布帖子，转载了诗人赵丽华的大量诗歌作品，结果使以赵丽华名字谐音命名的“梨花体”红遍网络，酿成轰动一时、堪称“自1916年新诗运动以来最大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事件。紧接着，“乌青体”“凡客体”也出现了。在这些与“羊羔体”事件类似的网络文化事件中也不乏网络暴力存在，比如由于2016年是生肖猴年，而春晚导演组却没有邀请六小龄童出演节目，新浪微博便爆发了万人骂导演的事件，事件中的人们面对青年导演吕逸涛“出口成脏”，无所不用其极。面对这些网络事件，我们要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作为网民，要努力提升个人素质，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事件中培养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在网络互动中始终保持理性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将自己偏激的、非理性的情感扼杀在萌芽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杜绝网络暴力事件，形成弘扬公平正义、惩恶扬善、井然有序的网络环境，构建和谐网络社会。
“羊羔体”事件作为“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人们对“羊羔体”诗歌以及诗人车延高的态度各有千秋，既有赞同也有质疑；但主要以质疑为主，此外还有一些毫无理性可言的攻击。在这些质疑与批驳的声音背后，更多地体现出人们面对网络文化事件的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反应，它是一种对宣泄自身情感、释放自身压力的渴望，是一种对满足充分表达自身话语权的追求，整个“羊羔体”事件也因此成为众语喧哗下的一场集体狂欢。这种群体性的心理反应是在21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繁荣和发达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内心的虚假需要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它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亚文化群体的一种带有暴力性质的抵抗。面对“羊羔体”事件以及相似的网络事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用批判的思维看待问题，避免盲从和遇官则疑；对于网络暴力我们则应坚决抵制，在享受自由发表言论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致力于建设网络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网络社会。
{1} 杜萌、袁毅：《“不会因为作者身份而特殊照顾”》，《法制日报》2010年10月22日第4版。
{2} 堂吉伟德：《比“羊羔体”更可怕的是遇官则疑》，《望》2010年第43期。
{3} 耿银平：《“羊羔体”入选〈百年大典〉是一种思想广阔》，《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5月1日第7版。
{4} 高建伟：《当文学审美遭遇网络批判——写在读车延高〈向往温暖〉之后》，《阅读与写作》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