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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北宋古文大家，歐阳修的散文创作“文备众体”且“各极其工”，他的“六一风神”改变了宋初雕琢浮靡的文风，使平易自然的古文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主流。天圣九年（1031）至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洛阳钱惟演幕府时期在其人生经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特别是与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交往和诗文切磋，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以欧阳修仕洛时期的散文创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这一时期欧阳修散文的特点，并就此时期的散文创作对欧阳修日后创作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梳理。
关键词：欧阳修；洛阳；由骈入散；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3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一生经历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诗赋、历史、金石等各方面都卓有成就，是宋代文化孕育的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文人。尤其是他的散文，“上承韩柳，下启三苏”，开一代风气。《宋史·文苑传》记载：“国初，杨亿、刘筠犹习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1]身为古文大家，欧阳修散文的创作和成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仕洛时期的散文创作正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洛阳的创作环境
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五月，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次年三月，他到达洛阳，“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龙门翠郁郁，伊水淸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见已开颜”。[2]少年意气的欧阳修来到了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洛阳，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美丽的自然山水深深地吸引着他，再加上他的上司钱惟演喜好文章，所以欧阳修能够有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文学创作。欧阳修在《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中写道：“天圣明道之间，钱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学仕至贵显，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属，适皆当世贤才知名士，故其幕府号为天下之盛。”[3]
钱惟演幕府宽松的吏治环境和礼渥文士的政策使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名贤文士，这就给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关于洛阳时期的交游，欧阳修的诗歌中多有记载，如：
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破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4]
这首诗中所涉及到的文士有谢绛（字希深）、尹洙（字师鲁）、富弼（字彦国）、王复（字几道）、杨愈（字子聪）、张先（字子野）、孙长卿（字次公）、梅尧臣（字圣俞），他们的文学创作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的意义，如谢绛和尹洙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主将，梅诗的平淡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宋诗。欧阳修与这些友人朝夕相处，游山玩水，宴集酬唱，切磋诗文，开始抛弃时文创作，转向古文的写作。在洛阳期间，欧、梅之间多次进行诗文唱和，如明道元年（1032）春，欧阳修、梅尧臣和杨愈三人同游嵩山，欧阳修作《嵩山十二首》，梅尧臣作《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等。在诗歌唱和中，他们互相交流、切磋与批评，梅诗的平淡风格对欧阳修的诗文探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欧、梅的诗文集都是从天圣九年开始收录作品的，由此可见洛阳时期的诗文创作是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起点，对他们以后的文学风格和文学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欧阳修来说，仕洛时期不仅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更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基础。从欧阳修的整个文学创作来看，洛阳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他成熟的古文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仕洛时期“由骈入散”的散文创作
欧阳修仕洛始于天圣九年（1031），止于景祐元年（1034），《居士外集》中收录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文共26篇。本文将主要以此时期的游记文为研究对象，同时将洪本健先生在《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中考证为这段时间创作的3篇也列入考察的范围，即：《樊侯庙灾记》（明道二年作）、《戕竹记》（明道元年作）、《养鱼记》（明道元年作）。游记文重在叙事，从内容来看，欧阳修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可以大致的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写景，如《游大字院记》等；另一类则重在议论：如《非非堂记》、《东斋记》等。下面将分类论述：
第一类，写景文。欧阳修在洛阳游览风景名胜，创作了许多写景之作，现存文集中这一时期散文的代表作有《游大字院记》和《从翠亭记》两篇。分别写于天圣九年和明道元年：
六月之庚，金伏火见，往往暑虹昼明，惊雷破柱，郁云蒸雨，斜风酷热，非有清胜不可以消烦炎，故与诸君子有普明后园之游。春笋解箨，夏潦涨渠，引流穿林，命席当水，红薇始开，影照波上，折花弄流，衔觞对弈，非有清吟啸歌，不足以开欢情，故与诸君子有避暑之咏。[5]
见山之连者、峰者、岫者，骆驿联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来而向，去而背，颓崖怪壑，若奔若蹲，若斗若倚，世所传嵩阳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数之。[6]
第一篇是欧与谢绛、尹洙、梅尧臣等好友游洛阳大字院时作的一篇记文，从文章来看，虽然没有了像他之前为应试而写的《左氏失之诬论》、《上胥学士书》一样“丽以靡”的骈文句式和艰涩的用典，但是四字句式的连用，句与句之间的对仗所造成的骈文意味仍然十分浓厚，显然是他刚开始尝试用古文创作的作品。相比之下，第二年写的《从翠亭记》，其句式参差，以四字、三字相间，用词也相对自然平易，并且有“者”、“之”等助词的运用，行文更显自然。两相对比，欧文散文化的趋向更加明显。
第二类，议论文。欧阳修在洛阳时期的游记文中议论之作占了所存作品的一半以上。这些文章或借日常生活中所遇之平常事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和思考，或发表自己的政论观点，从自然平易到激切昂扬，风格不一。这一时期欧阳修的古文创作深受尹洙的影响，如《宋稗类钞·文学》卷一八写道： 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各撰一记，期以三日后宴集宾之。三子相掎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而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公终未服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愤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7]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西京钱氏幕府文人的确是在“相与作为古文”，而且其为文标准也不同于时文的骈俪与雕琢，而是相互推崇“语简事备”和“典重有法”。特别是尹洙于欧阳修而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教导使得欧阳修的散文进步很快，同时尹洙作文善议论的特点也影响了欧阳修这一时期侧重于议论的游记文。
例如，欧阳修天圣九年作的《伐树记》，是一篇寓言式的哲理记体文，此文以人物对话为线，从修园伐树之小事记起，继而联想至万物的“幸与不幸”的不同境况，旁以事例佐证，得出“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从而对庄子“以无用处无用”的人生态度发出质疑。明道元年作的《河南府重修使院记》和《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都夹叙夹议，均是前半部分以史起论，格调较高，后面则略显不足，且文章之神气不能一以贯之。而这一年写的《非非堂记》则是对自己处身之道的思索，表达自己“宁讪无谄”、“以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文章简洁有序，刚开始以“权衡”、“水”为喻，指出静处之利，然后推及己身，由“心静”到“是是非非”再到自己的“宁讪无谄”，最后交代作记之由来，全文仅200余字，且兼用“之”、“也”、“乎”、“焉”等助词，行文流畅，其进步显而易见。
在《戕竹记》中，欧阳修将思虑从自身转向社会，以壬申之秋洛阳伐竹“与公上急病”之事，先叙后议，由伐竹之事层层递进，指出天子、有司应该多多思虑“敛取无艺”的危害，全文叙述一气呵成，立论婉转委曲，已经颇有“六一风神”之貌。
欧阳修仕洛时期创作的散文中，最成熟之作当属他在明道二年写的《上范司谏书》。他在文中慷慨陈词，“前半极言谏官之重，后半塞其‘有待’而言，节节生，节节引，丝联珠贯，绝似昌黎与于襄阳书”。[8]全文论述层层递进，劝诫之语激切却又委婉，不卑不亢，足以与之后的《与高司谏书》媲美。这篇文章不论在立意、语言、章法，还是风格上，都已经是很成熟的作品了，奠定了欧阳修此后散文的基本格调。
三、仕洛时期的散文特点
欧阳修在洛阳时期不仅积极进行古文创作，而且还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文道观，这一观念对他以后的散文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这一阶段的古文创作也奠定了他此后散文的一些基本特征，简要论述如下：
首先，欧阳修这一时期的写景文吸收骈文对仗工整的优点，逐步形成自己平易自然的整体美学追求，这一特点在他后来的散文创作中得以延续并日益成熟。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两段话中感受到这一联系：
见山之连者、峰者、岫者，骆驿联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来而向，去而背，颓崖怪壑，若奔若蹲，若斗若倚，世所传嵩阳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数之。[9]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10]
前一篇是三、四字相连对仗，而在第二篇中，句内对仗，句与句之间也互相对仗，而且助词的运用更加灵活多变。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创作中已经开始积极借鉴骈文的对仗，从而使古文的句式更具韵律感，同时用词也以平易为主，这为他后来优秀的写景游记文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欧阳修仕洛时期的散文还表现出长于议论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承继于尹洙，经过发展，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的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他的议论文篇幅都比较短小，这主要是师法尹洙学《春秋》的“简而有法”。具体来看，《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276字，《非非堂记》212字，文章越来越简短精炼。《与范司谏书》的章法、曲折、气势，都可以和三年后的《与高司谏书》媲美，堪称这时期的古文成熟之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学习春秋之法实际上奠定了欧文的“纡徐委备”之美，而这也是“六一风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最后，他这一时期的文道观对之后文学理论有重要的影响。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确定了“道”的主要内涵，并且对时文进行了批判，把“易知”、“易明”作为创作文章的标准。“尤其是易明易知的思想对促进他文章的‘平易’、‘自然’的风格的形成，对推动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全面成功产生了一定作用。”[11]此外，他还提出了文的另一标准“信”（即真实），这可以说是他之后“事信言文”理论的雏形。
注释：
[1]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2]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8页。
[3]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4]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第1288～1289页。
[5]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8页。
[6]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三，第1665页。
[7]潘永因著、刘卓英点校：《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372页。
[8]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4～1755页。
[9]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5页。
[10]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三九，第1021页。
[11]黄一权：《欧阳修散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1]（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宋）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7.
[3]（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箋.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黄进德.欧阳修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8]（韩）黄一权.欧阳修散文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刘越峰.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2]崔铭、王水照著.欧阳修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13]马茂军.西京幕府中的尹洙与欧阳修[J].松辽学刊.1997（1）.
[14]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J].四川大学学报.1999（6）.
关键词：欧阳修；洛阳；由骈入散；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3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一生经历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诗赋、历史、金石等各方面都卓有成就，是宋代文化孕育的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文人。尤其是他的散文，“上承韩柳，下启三苏”，开一代风气。《宋史·文苑传》记载：“国初，杨亿、刘筠犹习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1]身为古文大家，欧阳修散文的创作和成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仕洛时期的散文创作正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洛阳的创作环境
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五月，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次年三月，他到达洛阳，“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龙门翠郁郁，伊水淸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见已开颜”。[2]少年意气的欧阳修来到了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洛阳，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美丽的自然山水深深地吸引着他，再加上他的上司钱惟演喜好文章，所以欧阳修能够有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文学创作。欧阳修在《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中写道：“天圣明道之间，钱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学仕至贵显，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属，适皆当世贤才知名士，故其幕府号为天下之盛。”[3]
钱惟演幕府宽松的吏治环境和礼渥文士的政策使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名贤文士，这就给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关于洛阳时期的交游，欧阳修的诗歌中多有记载，如：
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破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4]
这首诗中所涉及到的文士有谢绛（字希深）、尹洙（字师鲁）、富弼（字彦国）、王复（字几道）、杨愈（字子聪）、张先（字子野）、孙长卿（字次公）、梅尧臣（字圣俞），他们的文学创作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的意义，如谢绛和尹洙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主将，梅诗的平淡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宋诗。欧阳修与这些友人朝夕相处，游山玩水，宴集酬唱，切磋诗文，开始抛弃时文创作，转向古文的写作。在洛阳期间，欧、梅之间多次进行诗文唱和，如明道元年（1032）春，欧阳修、梅尧臣和杨愈三人同游嵩山，欧阳修作《嵩山十二首》，梅尧臣作《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等。在诗歌唱和中，他们互相交流、切磋与批评，梅诗的平淡风格对欧阳修的诗文探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欧、梅的诗文集都是从天圣九年开始收录作品的，由此可见洛阳时期的诗文创作是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起点，对他们以后的文学风格和文学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欧阳修来说，仕洛时期不仅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更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基础。从欧阳修的整个文学创作来看，洛阳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他成熟的古文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仕洛时期“由骈入散”的散文创作
欧阳修仕洛始于天圣九年（1031），止于景祐元年（1034），《居士外集》中收录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文共26篇。本文将主要以此时期的游记文为研究对象，同时将洪本健先生在《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中考证为这段时间创作的3篇也列入考察的范围，即：《樊侯庙灾记》（明道二年作）、《戕竹记》（明道元年作）、《养鱼记》（明道元年作）。游记文重在叙事，从内容来看，欧阳修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可以大致的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写景，如《游大字院记》等；另一类则重在议论：如《非非堂记》、《东斋记》等。下面将分类论述：
第一类，写景文。欧阳修在洛阳游览风景名胜，创作了许多写景之作，现存文集中这一时期散文的代表作有《游大字院记》和《从翠亭记》两篇。分别写于天圣九年和明道元年：
六月之庚，金伏火见，往往暑虹昼明，惊雷破柱，郁云蒸雨，斜风酷热，非有清胜不可以消烦炎，故与诸君子有普明后园之游。春笋解箨，夏潦涨渠，引流穿林，命席当水，红薇始开，影照波上，折花弄流，衔觞对弈，非有清吟啸歌，不足以开欢情，故与诸君子有避暑之咏。[5]
见山之连者、峰者、岫者，骆驿联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来而向，去而背，颓崖怪壑，若奔若蹲，若斗若倚，世所传嵩阳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数之。[6]
第一篇是欧与谢绛、尹洙、梅尧臣等好友游洛阳大字院时作的一篇记文，从文章来看，虽然没有了像他之前为应试而写的《左氏失之诬论》、《上胥学士书》一样“丽以靡”的骈文句式和艰涩的用典，但是四字句式的连用，句与句之间的对仗所造成的骈文意味仍然十分浓厚，显然是他刚开始尝试用古文创作的作品。相比之下，第二年写的《从翠亭记》，其句式参差，以四字、三字相间，用词也相对自然平易，并且有“者”、“之”等助词的运用，行文更显自然。两相对比，欧文散文化的趋向更加明显。
第二类，议论文。欧阳修在洛阳时期的游记文中议论之作占了所存作品的一半以上。这些文章或借日常生活中所遇之平常事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和思考，或发表自己的政论观点，从自然平易到激切昂扬，风格不一。这一时期欧阳修的古文创作深受尹洙的影响，如《宋稗类钞·文学》卷一八写道： 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各撰一记，期以三日后宴集宾之。三子相掎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而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公终未服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愤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7]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西京钱氏幕府文人的确是在“相与作为古文”，而且其为文标准也不同于时文的骈俪与雕琢，而是相互推崇“语简事备”和“典重有法”。特别是尹洙于欧阳修而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教导使得欧阳修的散文进步很快，同时尹洙作文善议论的特点也影响了欧阳修这一时期侧重于议论的游记文。
例如，欧阳修天圣九年作的《伐树记》，是一篇寓言式的哲理记体文，此文以人物对话为线，从修园伐树之小事记起，继而联想至万物的“幸与不幸”的不同境况，旁以事例佐证，得出“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从而对庄子“以无用处无用”的人生态度发出质疑。明道元年作的《河南府重修使院记》和《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都夹叙夹议，均是前半部分以史起论，格调较高，后面则略显不足，且文章之神气不能一以贯之。而这一年写的《非非堂记》则是对自己处身之道的思索，表达自己“宁讪无谄”、“以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文章简洁有序，刚开始以“权衡”、“水”为喻，指出静处之利，然后推及己身，由“心静”到“是是非非”再到自己的“宁讪无谄”，最后交代作记之由来，全文仅200余字，且兼用“之”、“也”、“乎”、“焉”等助词，行文流畅，其进步显而易见。
在《戕竹记》中，欧阳修将思虑从自身转向社会，以壬申之秋洛阳伐竹“与公上急病”之事，先叙后议，由伐竹之事层层递进，指出天子、有司应该多多思虑“敛取无艺”的危害，全文叙述一气呵成，立论婉转委曲，已经颇有“六一风神”之貌。
欧阳修仕洛时期创作的散文中，最成熟之作当属他在明道二年写的《上范司谏书》。他在文中慷慨陈词，“前半极言谏官之重，后半塞其‘有待’而言，节节生，节节引，丝联珠贯，绝似昌黎与于襄阳书”。[8]全文论述层层递进，劝诫之语激切却又委婉，不卑不亢，足以与之后的《与高司谏书》媲美。这篇文章不论在立意、语言、章法，还是风格上，都已经是很成熟的作品了，奠定了欧阳修此后散文的基本格调。
三、仕洛时期的散文特点
欧阳修在洛阳时期不仅积极进行古文创作，而且还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文道观，这一观念对他以后的散文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这一阶段的古文创作也奠定了他此后散文的一些基本特征，简要论述如下：
首先，欧阳修这一时期的写景文吸收骈文对仗工整的优点，逐步形成自己平易自然的整体美学追求，这一特点在他后来的散文创作中得以延续并日益成熟。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两段话中感受到这一联系：
见山之连者、峰者、岫者，骆驿联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来而向，去而背，颓崖怪壑，若奔若蹲，若斗若倚，世所传嵩阳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数之。[9]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10]
前一篇是三、四字相连对仗，而在第二篇中，句内对仗，句与句之间也互相对仗，而且助词的运用更加灵活多变。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创作中已经开始积极借鉴骈文的对仗，从而使古文的句式更具韵律感，同时用词也以平易为主，这为他后来优秀的写景游记文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欧阳修仕洛时期的散文还表现出长于议论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承继于尹洙，经过发展，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的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他的议论文篇幅都比较短小，这主要是师法尹洙学《春秋》的“简而有法”。具体来看，《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276字，《非非堂记》212字，文章越来越简短精炼。《与范司谏书》的章法、曲折、气势，都可以和三年后的《与高司谏书》媲美，堪称这时期的古文成熟之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学习春秋之法实际上奠定了欧文的“纡徐委备”之美，而这也是“六一风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最后，他这一时期的文道观对之后文学理论有重要的影响。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确定了“道”的主要内涵，并且对时文进行了批判，把“易知”、“易明”作为创作文章的标准。“尤其是易明易知的思想对促进他文章的‘平易’、‘自然’的风格的形成，对推动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全面成功产生了一定作用。”[11]此外，他还提出了文的另一标准“信”（即真实），这可以说是他之后“事信言文”理论的雏形。
注释：
[1]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2]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8页。
[3]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4]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第1288～1289页。
[5]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8页。
[6]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三，第1665页。
[7]潘永因著、刘卓英点校：《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372页。
[8]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4～1755页。
[9]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5页。
[10]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三九，第1021页。
[11]黄一权：《欧阳修散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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