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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来了，他那些“五彩斑斓Excel表格一样”的巨幅画作在中国掀起了抽象主义热。
　　年近七旬的肖恩，身形魁梧，神情坚毅，颇具明星风范，难怪翻译介绍时竟脱口而出另一个名字——“肖恩·康纳利”。没错，就是好莱坞大片里那个神勇无比、总能成功“越狱”的酷老头。
　　事实上，这个拎着颜料桶刷画的爱尔兰老头，酷劲一点也不输给那个叱咤影坛的苏格兰老头。当过泥瓦匠、习过拳击和空手道、玩过摇滚开过蓝调俱乐部、终以画画为主业的肖恩，经历颇丰且行旅四方：从伦敦到纽约，从摩洛哥到墨西哥，从欧、非到南、北美洲;这个爱尔兰人和你的交谈友好而开放，从绘画、文学、音乐各方面展开：马蒂斯、透纳、波洛克、罗斯科、乔伊斯、叶芝、贝克特、《走出非洲》、David Bowie、Miles Davis、Bob Dylan，当然，还有他的挚友、U2主唱博诺……
　　像他的画作一样，肖恩说话节奏平缓，但内里蕴着力量;他绷紧的脸庞偶尔绽出大笑，释出一股诡异的喜感。“我有幅画叫《幸运》，但它看去很不幸，《等待戈多》里有个人物就叫Lucky，但这人一直很倒霉，贝克特有种残酷的幽默感。”
　　描述令其成名的美国，肖恩不冷不热道：“你知道吗？美国的监禁人口率全球最高，可那是自由的土地，难以想象，全世界的人都竞相‘自由入狱’。”
　　说说你的抽象艺术吧？
　　“抽象艺术有种催眠性的魅力，它让我觉得没有包袱，因为我是个很有包袱的人;我创作的是一种奇怪的抽象艺术，因为我很喜欢隐喻，我离不开这个物质性和个性化的社会。每次创作一个新作品就像越狱，但我热爱这种自由感。”
　　从具象到抽象，从栅格到条纹，在那些既明艳又暗沉、堆积着丰厚记忆的色彩中，肖恩践行着他的艺术“越狱”之旅。“边界是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世界如何划分为不同国家，国家如何划分为不同城市，城市又如何划分为不同街区和建筑？这些都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包括群体和个人。我一直对边界如何凸显、隐藏它们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如何打破边界限制，这对我来说最关键。很多艺术都被锁定在它所处的时代，但我的作品能够逃脱这个时代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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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筹备了两年的“随心而行：肖恩·斯库利艺术展，1964-2014 伦敦|纽约”中国首展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拉开序幕。肖恩还是那套“粉刷匠”装扮：士林蓝布衬衣，浅灰色工装裤。从5月至今，我们大约见了5次，他似乎从没换过装扮。
　　第一次见面，肖恩就聊到对贫穷的深刻记忆。他生于都柏林北部，整座城市最穷困的地方。“我来自底层，都算不上工薪阶层出身，小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而我现在差不多都有私人飞机了，人生真是特别奇怪，你永远不知道它将教会你什么。现在我回爱尔兰，住大农场，所有人都来找我，他们像爱戴‘猫王’那样举着酒杯说我有多成功，这可能是种不错的生活，但我对此不感兴趣，这对艺术也不太好。此刻呆在上海就很舒服，没人认识我。”
　　偌大的展厅正中，堆叠而起一座长15.24米、宽6.1米、高3.66米的大型雕塑，几只黑色集装箱似的空钢壳组成了肖恩的新作《中国堆砌》：“中国现在是世界钢铁首都，因此我制作了它，堆砌起來的箱子，肉体被取走，只剩下一副副骨架;听说在中国黑色代表天堂的颜色，我原打算用中国黑青石来制作这件装置，然而受场地承重所限，最后改用金属材料，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一个‘投机者’。”
　　与《中国堆砌》形成互文的，是墙上长达8米的横幅画作《夜与日》，黑白灰条纹在铝塑版上交替出现，站在画前，观众能感受到明暗调和的律动，冰冷而温柔。肖恩认为，“黑色”蕴藏着惊人的力量：“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西班牙绘画中，黑色有种令人折服的美丽：委拉斯开兹、戈雅和毕加索的作品都证明了这点。我童年就熟知的天主教信仰中，人们说信徒每天都想到死亡（黑色），我也是这样，时刻为它在做准备。”
　　肖恩的祖母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童年时期，他常跟随祖母去做弥撒。当时欧洲还在二战破坏中，临时搭建的教堂，屋顶由倾斜的金属板铺成，一到雨天，雨点砸在金属板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几乎淹没了神父的讲道。在被大片雨点声放大的寂静中，他经历了某种感动，“太美妙了！我对艺术的爱，就源于那时。”
　　15岁时，肖恩进入工厂当学徒，绘画爱好只在夜校得到满足。念完夜校，他参加了正规考试，政治和艺术史都是A，还有两篇论文得了A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成绩可以上牛津了，但我不想搞学术，一心想成为画家，现在也只想当个画家，从这点来看，我还挺单纯。”
　　考入纽卡斯尔大学后，他正式开始艺术生涯，“毕业前我的作品就上了电视，《卫报》登了大幅照片，我就这样成名了！毕业后我直接进入当时伦敦最好的画廊，首次个展作品全卖光了，其中5幅还被博物馆永久收藏。所以，我算是一出道就成名了，也不知道默默无闻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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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恩笔下线条柔和的多彩矩形，常让我想起都柏林乡郊老百姓自己粉刷的一排排朴素小平房，米黄、深棕、粉蓝……它们在爱尔兰诗意氤氲的天空下浮动着。

　　“伦敦是棕色的，纽约是淡蓝色，巴塞罗那是深红色，慕尼黑是绿的，都柏林则是灰色的，灰色非常美，它很像我们人类的感觉，有种微妙的关系，我很喜欢它给人带来的亲密感和私密度。”
　　浪游四方，肖恩终以爱尔兰裔为傲，这个名义上的美国人，4岁随全家移居伦敦，成名后旅居纽约、巴塞罗那、慕尼黑三地，但每年都会回到他的家乡都柏林，一座流淌着诗、酒和音乐的城市。 　　肖恩说，身为爱尔兰人，他对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家乡重复性节奏的感受。“爱尔兰音乐直击人心，伴着深深的忧郁，它不息的韵律陪着我成长。”
　　肖恩的母亲曾是名歌手，记忆中，《奔放的旋律》是她最钟爱的歌曲;父亲和祖母对他的影响则更深。“我父亲一辈子靠理发谋生，我祖母是个简单高贵的女人，祖父死后，她独自把全家8个孩子带去伦敦，在那里找了个大房子，租给当地爱尔兰人。祖母每天工作18小时，一周7天，她又洗又熨，养活一大家子。我在她家经常见到那些背井离乡的打工族，到了周末，这些怅惘孤独的人会用酒精麻醉自己，用歌声倾诉思乡之情。动情时，我父亲总爱唱那首《凯瑟琳，我要再把你带回家》，尽管在心底他非常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到家乡爱尔兰了。”
　　“我很爱我祖母，她是位酒吧歌手，出门前她常问我要什么？我说我想要那些巧克力豆。6岁那年，我常见她从伦敦挤满流离失所的爱尔兰人的‘谷仓’酒吧走来，带着微醺的醉意。她推开前门，边唱边分发巧克力豆，那歌声美极了！”
　　肖恩把那些饱含灰度的颜色称作“石板”，在画作中，他用“石板”显示时间的痕迹，那些暗淡的色彩，偶尔被突如其来的冲动和狂喜所打断，这或许是受他钟爱的摇滚和节奏布鲁斯激发。十几岁时，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还开了一间蓝调俱乐部，“但后来被警察查封了，理由是过分激烈——事实也如此。俱乐部当年非常热闹，经常表演John Lee Hooker那样的音乐，‘嘣嘣嘣嘣’的节奏，听上去棒极了！”
　　这种激烈的节奏后来在他1990年名为《锤打》的黑白画作中发声，“它与Bob Dylan那首《自由的钟声》有关，里面唱到‘这钟声为那些不愿出卖灵魂的穷画家敲响，为无法自由表达意见的人们敲响’，那是一幅疯狂的三联画。”
　　大约8年前，肖恩认识了U2乐队主唱博诺，两人的友谊被传为佳话。“我们的相遇其实有点像包办婚姻，都柏林人策划的，那是我的一次展览，博诺走了过来，就坐我旁边，我们聊了几句，很快就喜欢上了对方。他热情、聪明，有教养，懂的比我多，我虽有教授头衔，但不算是受过良好教育。博诺虽然是个摇滚乐手，但很智性，这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原因。他是个非常美好的人，在一篇小文中，他称我为‘灵魂的瓦匠’，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评价。”
　　肖恩有一幅名为《呼吸》的画作，后来成了博诺的收藏。画上有一扇窗户，地平线般的柔和线条，气氛忧愁而浪漫。“我和博诺都对‘呼吸’这一概念很感兴趣，包括它所传达的那种情感。有一天，晴空万里，我在他家里，极目远眺，我看到自己还在襁褓时流经门前的爱尔兰海映入眼帘，耳边响起了博诺的歌声，他为我演唱了《呼吸》的新版本。此时此刻，一切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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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卡斯尔大学求学时，肖恩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具象绘画教育。在他1967年一幅名为《房间里的人》的画作中，还能明显地看到马蒂斯似的用色和结构。
　　1969年摩洛哥之行，启发他从具象转向抽象，他发现当地一切景物，从床榻、桌椅到树木、天际线，都是几何图案的，但这又有别于工业生产方式下的标准化图案，摩洛哥织物的条纹图案和色彩給肖恩留下难忘的视觉冲击。“在那里你能体会到狂喜的感觉，但人们又是在缤纷的织物中有条理地制造这种精神体验。伊斯兰教没有神像，人们编织彩色条纹，用抽象建构世界观，这非常动人。”

　　上世纪70年代，肖恩的创作慢慢转向抽象，他想超越形象限制，“找到一种更加普世化、任何人看到即可理解的语言，抽象画就有这种自然交流的能力”。
　　1975年，受大西洋彼岸蓬勃兴起的极简派吸引，肖恩选择了当时更活跃、更自由的纽约。进入新环境后，肖恩对周遭变得更敏感，他开始使用工业材质，将层层胶带藏在丙烯涂色中，或用粗鬃毛刷在画布上狠命挥舞。“当时的美国社会非常野蛮、暴力，但这种动荡不安、‘达尔文式你死我活’的状态又非常吸引我，我像矿工般生活，肩负着开采重任。我喜欢用胶带创作，它们让颜料更具条纹感，当我把胶带揭开时，会发出一种黑色的嗡嗡声，就像俳句和禅学经义一样。”
　　1981年创作6米长的幅作品《后与前》中，肖恩用他独有的条纹语言绘制了纽约摩天大楼挤压在一起的模样。1982年的《黑暗之心》被视作其艺术生涯的转型代表作：这幅画由大小不一的三部分组成，左边黑白横条纹，中间棕黑矩形条块，右面黄黑竖条纹，奇怪的搭配从颜色到比例都不和谐。肖恩解释，那天他走在曼哈顿街头，途经一个邮局后门，看到有人在为邮政车的进出口画方形标示。那些工人显然不是专业画家，画出来的线和块参差不齐，但他仿佛发现了美，立马去买了相同颜色的涂料，回来就创作了这幅作品。“《黑暗之心》是康拉德的一本小说，这幅画的创作跟他有关，他用一种奇特的英语来写作，句尾永远是名词，后来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讲述一个人到了非洲这样一个黑暗、危险的环境，如何慢慢地崩溃。我也想要画出一种黑暗、原始的感觉，在我看来，贫苦工人谱写在林立高楼中的格子结构，才是曼哈顿最浪漫的风景。”
　　从欧洲抽象先驱蒙德里安到美国的马克·罗斯科，条纹一直是抽象画家偏爱的形式语言，肖恩从这些传统中创造了自己的风格，正如美国哲学家、艺术评论家阿瑟·丹托所说：“他的边线有一种可触之美，这些条纹拥有生动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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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肖恩开始以“光之壁”的概念命名自己的油画作品。该系列中，他为人熟知的线和条变成了由两到四块“砖头”经水平和竖直排列堆积而成的砖砌结构，色块与色块之间留有间隙，整个画面仿佛在呼吸。
　　肖恩说，游历世界各地后，他创作了《光之壁》系列，这批作品明确指向自然;它们被赋予一种抒情感，例如2011年创作的《光之壁·地中海》：“我试图展现地中海的生命感和热带温度，两道白色条纹，浅色光带代表天空，黄色让人想起沐浴在阳光下的田间玉米的金黄色，这幅画有着具象的浪漫诗意，又不乏严谨。”
　　肖恩说，孩子们尤其喜欢他的作品，他们觉得那些画作就像拼接在一起的乐高玩具。几年前，65岁高龄的肖恩又喜得贵子Oisin（名字源于诗人叶芝笔下的爱尔兰神话英雄），他如今的时间完全献给了可爱的儿子。
　　“我曾有过一个儿子，1983年就去世了，这对我是非常惨痛的打击。当时我作品的色调都变暗了，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而且带有一种悲哀的气氛。最近，我的作品中重新出现了绿色，众所周知，绿色代表着美好和希望。”
　　2007年后，肖恩大多时间在德国慕尼黑生活工作，“我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就住在德国的森林里。”生活和情感的变化渗入他的近作中，乡村家园气息逐渐替代了他旧作中的城市序列感，它们被“刷”得更加自由，也更显谦逊平和。
　　这些年，肖恩还受古希腊多利克式建筑影响，进行了一系列创作。“我觉得自己既是骑手，也是骑手身下的那匹马，我自己都不知会驶向何方。一年前我生了场重病，我的脊背受伤了，当时病得很严重，画画时，我发现垂直的线条从我的作品里消失了，我只能画水平的线条，就像地平线那样，可以说这种线条更谦卑。”
　　肖恩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照顾儿子，每天等儿子放学的时间，他都在画“老狼杰克”的故事，那是他为儿子编绘的童话故事。提及自己最满意的创作，他肆无忌惮地大笑道：“当然是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