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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总结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开放，让世界进入中国；第二个阶段还是对外开放，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个阶段依然是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在这三个阶段中，开放政策始终不变，但开放的结果却变而又变。
这或许可以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展开心结的时候了。
于是，所有的观念和心态都要调整，所有以前认为是对的和必然的东西，现在都应该拿出来看一看，重新考量一番。
因为，经济发展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依然如此，但其境界要变一变了，我们的屁股要挪一挪了。
中国结展开，是一条红飘带。这条红飘带，应该也必然会舞动整个世界。
有这样一个拆字游戏：“中国”二字，“中”意为世界之中央。“国”字之外为一大口，意味着闭关自守。将其去掉为“玉”，表明拆掉封闭之墙，中国即为一块美玉。“玉”字中间有一“、”，意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弱点与错误。将其去掉为“王”，意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成果，是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70年前，鲁迅先生挥就一篇《中国人，你失掉自信力了吗？》，痛陈中国人只信天，只信物，就是不信自己。
70年后，世界已然大不同，中国已然大不同，中国人的自信已然大不同。
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信呢？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自信心呢？
如此问题之下，那个拆字游戏似乎显得别有滋味。
尚未消逝的心结
2004年，两场“抢钱”事件引起了社会讨伐之声：一是各个银行几乎同时出台了对银行卡收费的规定，被很多人指责为“霸王条款”，更有专家人士指出，这是对过去几年来银行无序揽储造成的问题冠冕堂皇地让消费者买单。二是有业内人士私下爆料，内容提供商和通信运营商利用短信定制业务，在消费者并不完全知情或大多数不知情的状况下赚取了天量利润。
两个事件，一明一暗，却都指向了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
类似的事件其实一直在发生。以“天价医疗费”为代表的一系列“抢钱”事件使医改被诟病，北京等大城市中小学生择校费用和择校条件被报章频频质疑，邮政系统强行保护市场和随意定价行为屡屡发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的根源都是出于在行业中缺乏竞争所造成的垄断体制，但是这些行业又大多已经处在开放竞争的进程中，有的甚至已经在表面上完全开放了。比如，以移动和联通为代表，电信市场已经是多家竞争者鼎立的局面；比如，多种所有制结构的银行和民营快递公司、民营医院实际上已经在运行中。
显然，表面上的竞争掩盖不了实质上的垄断经营，于是有媒体称之为“新垄断”。更有专家学者评论说，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市场经济下的新垄断比计划经济下的垄断还要“黑”。
一系列的“潜规则”在支撑着新垄断“抢钱”的手臂。比如，“天价医疗费”的医院依然门庭若市，因为当地找不到具有更优设备和更权威专家的医院，而民营医院一再叫苦，税收太重，存活艰难。比如，政策对中小学生择校进行了调整，家长们反而不知所措、忐忑不安，因为优秀教师和升学优势都在那些重点学校，没了奥数阶梯、特长阶梯，孩子的未来怎能让电脑决定？比如，邮政对发行分成标准调整，所有的媒体第一个想到的是和它沟通关系，因为没有了邮局发行，广大读者怎么办？
规则和制度没有到位，新垄断比旧垄断更加有恃无恐。
在打破垄断的进程中，民企被寄予了厚望。从民营航空成立的第一天起，人们就期待它能担起廉价航空的旗帜。但是，那些先行试水的民营企业日子并不好过。比如，所谓的飞行员“转会费”难倒了诸多民营航空。2005年10月，中国民航总局下发《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飞行安全的通知》，对国内飞行员的流动做出限制及规定。《通知》的出台，无疑是限制了民营航空“拉拢”飞行人才，使得奥凯不得不聘请瑞士女飞行员。在石油零售领域，原国家经贸委“38号文件”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中石油、中石化，其他企业不得批发经营。在教育领域，民办学校学生的医疗保险和助学贷款以及教师退休后待遇，至今还与国有体制的不同。
改革永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单从产业层面上来看，政策上在相对“渐进”，从心理上来说，却是一个“怕”字：担心竞争力不足，担心市场混乱，担心连锁反应。
事实上，在研究入世应对措施时，我国政府探讨得更多的，是如何保护市场。
这是一个心结。
与这种心结同样鲜明的，是另外一种崇洋心结。
曾有西方人士批评说，中国的艺术家“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创作怎么才能讨外国人的喜欢”。
此话刻薄，却不易反驳。
不得不承认，我们总是希望离所谓的西方主流近一些，再近一些。如是，才对自己的不错有自信。
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给自己贴上“国际化”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企业大行国际化并购，2005年被称为中国并购年。“全球化”思维鼓动着中国企业家，很少有人会问：当下轰轰烈烈的国际化并购，真的能使中国企业获得新的生命，成为梦寐的国际主流吗？
事实上，因为缺乏营销渠道和技术支持，主要靠价格低廉取胜，很多中国企业即使进入了发达国家市场，也未必能成为主流厂商。海尔在美国耕耘了十年，张瑞敏却说，海尔只是走出去了，离“走进去、走上去”建立国际品牌还有较远的距离。
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的壮举让国人扬眉吐气，举世轰动。但据说，当联想人到美国，在机场却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媒体攒动。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商业行为，不必带有更多的其他意义。
仔细想想，哪种态度才是自信心的表现？
学界曾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市场本身很大，不一定先做到国际化。可以先在国内整合，再国际化。还有更激进的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市场已经是国际化的市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海外并购，而是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谋求更大的发展，在行业中脱颖而出。
或许，日、韩企业是个可供参考的范本：他们均是以提高新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来实现全球化，而非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海外并购。三星也曾走过弯路，但它意识到，只做低成本的搬运工，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只生产硬件，还是转而注重设计、品牌、服务、营销等无形的软实力？”三星在世纪之问中选择了后者，其国际化改革从产品的设计着手，不惜重金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办设计所，招募大量设计人才，打造强大的研发队伍，最终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了台阶。
事实证明，这条路在中国同样行得通，比如华为、中兴。
最新的一个事实是，中移动在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最强100品牌”排名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微软、通用电气、可口可乐。这也是中国企业第一个进入该品牌的排行榜。
主持这项排名的是国际市场调研公司明略行。此次项目的负责人哈克斯特豪森说：“中国移动通信虽然不是世界知名品牌，但是在移动通信行业中的几项排名都是第一。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因为无线电话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增长迅速；二是因为中国移动通信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因为该公司的顾客与公司品牌建立了强有力的关系，公司收入中更大部分是由品牌创造的。”
或许，相比中国企业其他的殊荣，这次进榜更意味深长。它至少说明，依赖于中国本土市场，同样可以创造高质量的品牌国际化，而不仅仅在规模、营业额等数量上在国际舞台唱“卡拉OK”。
当我们一再讨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化品牌的时候，应该知道改变现状并不只有国际化并购这一条路径。事实上，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上怎么可能创造不出世界级企业呢？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又怎能离得开世界最大的市场呢？
封闭和崇洋，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两种心结已经缠绕了中国几千年，至今依然难说消逝。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中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其实就是世界。如同美国媒体在评论自己的经济、自己的企业的时候，那种指点江山的味道，体现了美国就是世界的自信。
传道者的尴尬
中国就是世界，不仅仅在于市场之大无与伦比。
事实上，当中国经济增长以“世界奇迹”的态势成为东亚甚至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时，已经有人开始思考：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能否随之在中国出现？
这种思考是有理论依据的。经济学从来不是一种工具，而是对过往的经济发展进行归纳整理，从中发现规律性。而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对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进行不间断的归纳、整理和提升，以对未来提供理性的参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发展几百年的一个归纳和整理。但对未来，随着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转型以及科技发展的巨大飞跃，需要新的参考规律。这种参考可能从何处而来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近几十年来世界最大的经济事件之一，它的最重要成果在于，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走了西方经济发展几百年的道路，并且始终站在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前沿。从这个“微缩景观”中去归纳和整理，无疑事半功倍。
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学者开始转向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广义上的“中国学”热正在兴起。对他们来说，再没有比中国更好的能够实现学术创造的土壤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难题和实践中的问题，有些难题和问题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找不到解释的根据，这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有些难题和问题实际上还与所谓的“标准的理论范式”发生不一致，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比如，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主张转轨国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和“休克疗法”，而“中国奇迹”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线。再比如，从来没有哪国的经济走势如1997年以来的中国令中外经济学界争论不休，从“通缩”争到“过热”，国际经济界先后出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四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祸水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出现的非典型性通货紧缩和非典型性通货膨胀，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
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研究却是另一番光景，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在中国本土却面临缺失。
曾有人这样刻薄地评价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已悄悄开始。”原因在于，被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出来的他们，总是秉承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搬弄那些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工具式地去指导中国经济，而没有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中的独特性。
这样的经济学研究，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这道经济学领域里的世界级难题吗？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频繁遭到诟病，同时，学界论战一场接着一场，如同“超女”一般地娱乐着民众的笑神经。前几年“飞行授课”的情形已经有所改变，很多人说：“他们到哪讲的都一样，几年了也没见研究出什么新东西，对现实没有太多的实际作用。”
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之一的林毅夫曾实事求是地指出，解读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现成模式，中国要注意避免陷于“试图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这一坦言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面前的困境与尴尬。
与经济学理论研究同样尴尬的，可能还有我们的管理学研究和教育。曾有业内人士调侃地说，再过三五年，或许我们的MBA和EMBA学院就招不上生源了。因为，头几批被光环所吸引的人已经学完了，而现实的管理学学习几乎都是西方的教材、西方的案例，对中国企业管理实际指导作用有限。仅仅为了一道光环，很难具有长久吸引力。于是，供大于需的管理学教育市场应该是未来几年的必然。
可以作为附证的是，各个学院都在强调和呼吁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学案例，甚至多次有人提出建立中国本土企业案例中心。但是，至今的教材中也很少见到真正成型的并可以拿到世界上去交流的中国企业案例。相反，据说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实践已经被美国哈佛立案了。
传道者的尴尬，其实还是缘于那种解不开的心结。
难道，这种心结要缠缠绕绕到永远吗？
扬起红飘带
其实，我们所发展着的经济社会以及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足以令我们解开心结，以一种自信中的真正平和心态来对待自己，对待世界。
世界曾这样来描述中国奇迹：在人类的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13亿人口），有过如此迅猛的增长（每年8%以上），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26年）。
数字在不断地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
2005年，记者出身的法国经济学家伊兹拉莱维奇所著《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在西方国家畅销。作者称，世界用1/4的时间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在改变世界。今后50年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用伊兹拉莱维奇的话来说，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仅给世界的劳务市场增加了13亿生产者，同时对于世界工业界来说也增加了同样多的消费者。依靠庞大的购买力，中国具有了迫使别人接受其选择的权力。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自己处于独家购买者或大宗购买者地位的一些领域（如核能、空中运输和铁路运输等），实际上，整个世界工业——从汽车业、旅游业、金融业到奢侈品业等——都受到了直接的震荡，他们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服务与产品。
有人总结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开放，让世界进入中国；第二个阶段还是对外开放，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个阶段依然是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在这三个阶段中，开放政策始终不变，但开放的结果却变而又变。
这或许可以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展开心结的时候了。
因为，经济发展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依然如此，但其境界要变一变了，我们的屁股要挪一挪了。
中国结展开，是一条红飘带。这条红飘带，应该也必然会舞动整个世界。
这或许可以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展开心结的时候了。
于是，所有的观念和心态都要调整，所有以前认为是对的和必然的东西，现在都应该拿出来看一看，重新考量一番。
因为，经济发展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依然如此，但其境界要变一变了，我们的屁股要挪一挪了。
中国结展开，是一条红飘带。这条红飘带，应该也必然会舞动整个世界。
有这样一个拆字游戏：“中国”二字，“中”意为世界之中央。“国”字之外为一大口，意味着闭关自守。将其去掉为“玉”，表明拆掉封闭之墙，中国即为一块美玉。“玉”字中间有一“、”，意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弱点与错误。将其去掉为“王”，意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成果，是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70年前，鲁迅先生挥就一篇《中国人，你失掉自信力了吗？》，痛陈中国人只信天，只信物，就是不信自己。
70年后，世界已然大不同，中国已然大不同，中国人的自信已然大不同。
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信呢？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自信心呢？
如此问题之下，那个拆字游戏似乎显得别有滋味。
尚未消逝的心结
2004年，两场“抢钱”事件引起了社会讨伐之声：一是各个银行几乎同时出台了对银行卡收费的规定，被很多人指责为“霸王条款”，更有专家人士指出，这是对过去几年来银行无序揽储造成的问题冠冕堂皇地让消费者买单。二是有业内人士私下爆料，内容提供商和通信运营商利用短信定制业务，在消费者并不完全知情或大多数不知情的状况下赚取了天量利润。
两个事件，一明一暗，却都指向了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
类似的事件其实一直在发生。以“天价医疗费”为代表的一系列“抢钱”事件使医改被诟病，北京等大城市中小学生择校费用和择校条件被报章频频质疑，邮政系统强行保护市场和随意定价行为屡屡发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的根源都是出于在行业中缺乏竞争所造成的垄断体制，但是这些行业又大多已经处在开放竞争的进程中，有的甚至已经在表面上完全开放了。比如，以移动和联通为代表，电信市场已经是多家竞争者鼎立的局面；比如，多种所有制结构的银行和民营快递公司、民营医院实际上已经在运行中。
显然，表面上的竞争掩盖不了实质上的垄断经营，于是有媒体称之为“新垄断”。更有专家学者评论说，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市场经济下的新垄断比计划经济下的垄断还要“黑”。
一系列的“潜规则”在支撑着新垄断“抢钱”的手臂。比如，“天价医疗费”的医院依然门庭若市，因为当地找不到具有更优设备和更权威专家的医院，而民营医院一再叫苦，税收太重，存活艰难。比如，政策对中小学生择校进行了调整，家长们反而不知所措、忐忑不安，因为优秀教师和升学优势都在那些重点学校，没了奥数阶梯、特长阶梯，孩子的未来怎能让电脑决定？比如，邮政对发行分成标准调整，所有的媒体第一个想到的是和它沟通关系，因为没有了邮局发行，广大读者怎么办？
规则和制度没有到位，新垄断比旧垄断更加有恃无恐。
在打破垄断的进程中，民企被寄予了厚望。从民营航空成立的第一天起，人们就期待它能担起廉价航空的旗帜。但是，那些先行试水的民营企业日子并不好过。比如，所谓的飞行员“转会费”难倒了诸多民营航空。2005年10月，中国民航总局下发《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飞行安全的通知》，对国内飞行员的流动做出限制及规定。《通知》的出台，无疑是限制了民营航空“拉拢”飞行人才，使得奥凯不得不聘请瑞士女飞行员。在石油零售领域，原国家经贸委“38号文件”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中石油、中石化，其他企业不得批发经营。在教育领域，民办学校学生的医疗保险和助学贷款以及教师退休后待遇，至今还与国有体制的不同。
改革永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单从产业层面上来看，政策上在相对“渐进”，从心理上来说，却是一个“怕”字：担心竞争力不足，担心市场混乱，担心连锁反应。
事实上，在研究入世应对措施时，我国政府探讨得更多的，是如何保护市场。
这是一个心结。
与这种心结同样鲜明的，是另外一种崇洋心结。
曾有西方人士批评说，中国的艺术家“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创作怎么才能讨外国人的喜欢”。
此话刻薄，却不易反驳。
不得不承认，我们总是希望离所谓的西方主流近一些，再近一些。如是，才对自己的不错有自信。
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给自己贴上“国际化”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企业大行国际化并购，2005年被称为中国并购年。“全球化”思维鼓动着中国企业家，很少有人会问：当下轰轰烈烈的国际化并购，真的能使中国企业获得新的生命，成为梦寐的国际主流吗？
事实上，因为缺乏营销渠道和技术支持，主要靠价格低廉取胜，很多中国企业即使进入了发达国家市场，也未必能成为主流厂商。海尔在美国耕耘了十年，张瑞敏却说，海尔只是走出去了，离“走进去、走上去”建立国际品牌还有较远的距离。
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的壮举让国人扬眉吐气，举世轰动。但据说，当联想人到美国，在机场却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媒体攒动。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商业行为，不必带有更多的其他意义。
仔细想想，哪种态度才是自信心的表现？
学界曾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市场本身很大，不一定先做到国际化。可以先在国内整合，再国际化。还有更激进的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市场已经是国际化的市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海外并购，而是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谋求更大的发展，在行业中脱颖而出。
或许，日、韩企业是个可供参考的范本：他们均是以提高新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来实现全球化，而非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海外并购。三星也曾走过弯路，但它意识到，只做低成本的搬运工，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只生产硬件，还是转而注重设计、品牌、服务、营销等无形的软实力？”三星在世纪之问中选择了后者，其国际化改革从产品的设计着手，不惜重金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办设计所，招募大量设计人才，打造强大的研发队伍，最终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了台阶。
事实证明，这条路在中国同样行得通，比如华为、中兴。
最新的一个事实是，中移动在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最强100品牌”排名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微软、通用电气、可口可乐。这也是中国企业第一个进入该品牌的排行榜。
主持这项排名的是国际市场调研公司明略行。此次项目的负责人哈克斯特豪森说：“中国移动通信虽然不是世界知名品牌，但是在移动通信行业中的几项排名都是第一。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因为无线电话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增长迅速；二是因为中国移动通信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因为该公司的顾客与公司品牌建立了强有力的关系，公司收入中更大部分是由品牌创造的。”
或许，相比中国企业其他的殊荣，这次进榜更意味深长。它至少说明，依赖于中国本土市场，同样可以创造高质量的品牌国际化，而不仅仅在规模、营业额等数量上在国际舞台唱“卡拉OK”。
当我们一再讨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化品牌的时候，应该知道改变现状并不只有国际化并购这一条路径。事实上，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上怎么可能创造不出世界级企业呢？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又怎能离得开世界最大的市场呢？
封闭和崇洋，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两种心结已经缠绕了中国几千年，至今依然难说消逝。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中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其实就是世界。如同美国媒体在评论自己的经济、自己的企业的时候，那种指点江山的味道，体现了美国就是世界的自信。
传道者的尴尬
中国就是世界，不仅仅在于市场之大无与伦比。
事实上，当中国经济增长以“世界奇迹”的态势成为东亚甚至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时，已经有人开始思考：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能否随之在中国出现？
这种思考是有理论依据的。经济学从来不是一种工具，而是对过往的经济发展进行归纳整理，从中发现规律性。而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对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进行不间断的归纳、整理和提升，以对未来提供理性的参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发展几百年的一个归纳和整理。但对未来，随着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转型以及科技发展的巨大飞跃，需要新的参考规律。这种参考可能从何处而来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近几十年来世界最大的经济事件之一，它的最重要成果在于，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走了西方经济发展几百年的道路，并且始终站在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前沿。从这个“微缩景观”中去归纳和整理，无疑事半功倍。
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学者开始转向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广义上的“中国学”热正在兴起。对他们来说，再没有比中国更好的能够实现学术创造的土壤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难题和实践中的问题，有些难题和问题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找不到解释的根据，这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有些难题和问题实际上还与所谓的“标准的理论范式”发生不一致，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比如，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主张转轨国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和“休克疗法”，而“中国奇迹”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线。再比如，从来没有哪国的经济走势如1997年以来的中国令中外经济学界争论不休，从“通缩”争到“过热”，国际经济界先后出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四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祸水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出现的非典型性通货紧缩和非典型性通货膨胀，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
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研究却是另一番光景，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在中国本土却面临缺失。
曾有人这样刻薄地评价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已悄悄开始。”原因在于，被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出来的他们，总是秉承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搬弄那些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工具式地去指导中国经济，而没有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中的独特性。
这样的经济学研究，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这道经济学领域里的世界级难题吗？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频繁遭到诟病，同时，学界论战一场接着一场，如同“超女”一般地娱乐着民众的笑神经。前几年“飞行授课”的情形已经有所改变，很多人说：“他们到哪讲的都一样，几年了也没见研究出什么新东西，对现实没有太多的实际作用。”
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之一的林毅夫曾实事求是地指出，解读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现成模式，中国要注意避免陷于“试图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这一坦言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面前的困境与尴尬。
与经济学理论研究同样尴尬的，可能还有我们的管理学研究和教育。曾有业内人士调侃地说，再过三五年，或许我们的MBA和EMBA学院就招不上生源了。因为，头几批被光环所吸引的人已经学完了，而现实的管理学学习几乎都是西方的教材、西方的案例，对中国企业管理实际指导作用有限。仅仅为了一道光环，很难具有长久吸引力。于是，供大于需的管理学教育市场应该是未来几年的必然。
可以作为附证的是，各个学院都在强调和呼吁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学案例，甚至多次有人提出建立中国本土企业案例中心。但是，至今的教材中也很少见到真正成型的并可以拿到世界上去交流的中国企业案例。相反，据说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实践已经被美国哈佛立案了。
传道者的尴尬，其实还是缘于那种解不开的心结。
难道，这种心结要缠缠绕绕到永远吗？
扬起红飘带
其实，我们所发展着的经济社会以及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足以令我们解开心结，以一种自信中的真正平和心态来对待自己，对待世界。
世界曾这样来描述中国奇迹：在人类的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13亿人口），有过如此迅猛的增长（每年8%以上），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26年）。
数字在不断地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
2005年，记者出身的法国经济学家伊兹拉莱维奇所著《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在西方国家畅销。作者称，世界用1/4的时间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在改变世界。今后50年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用伊兹拉莱维奇的话来说，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仅给世界的劳务市场增加了13亿生产者，同时对于世界工业界来说也增加了同样多的消费者。依靠庞大的购买力，中国具有了迫使别人接受其选择的权力。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自己处于独家购买者或大宗购买者地位的一些领域（如核能、空中运输和铁路运输等），实际上，整个世界工业——从汽车业、旅游业、金融业到奢侈品业等——都受到了直接的震荡，他们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服务与产品。
有人总结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开放，让世界进入中国；第二个阶段还是对外开放，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个阶段依然是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在这三个阶段中，开放政策始终不变，但开放的结果却变而又变。
这或许可以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展开心结的时候了。
因为，经济发展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依然如此，但其境界要变一变了，我们的屁股要挪一挪了。
中国结展开，是一条红飘带。这条红飘带，应该也必然会舞动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