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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通过系统提高城市的承载力，适应了城市发展转型的需要，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和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阶段。虽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涉及到社会、人口、空间、经济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城市发展压力持续增大，一些大中城市备受“城市病”折磨。“城市病”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种，而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症候群。当前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从多个角度为城市病的破解给出了对策，智慧城市通过系统提高城市的承载力，适应了城市发展转型的需要，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和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智慧城市还不足以解决所有的城市病。未来依然需要依靠政府改革和整个社会的系统发展，才能让城市获得新生。
城市病的病因多多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产业、交通运输等过度集中，规模过大，导致的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能源短缺、贫困分化等种种病态。城市病的出现，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关系，同时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也有密切的关系。
最早的城市病起源于英国，彼时的城市病可以说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必然产物。20世纪初的英国，环境污染、贫困分化、住房紧张是主要的城市病特色。待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病开始了新的“征程”。比如随着福特生产方式的出现与私人汽车大众化，致使人们购房置业的地域选择范围扩展，城市用地面积开始迅速扩大。这种低密度的城市扩展模式，造成了人均服务设施成本的增加、土地资源浪费以及城市中心区发展的衰退等；造成了种族、贫富在空间上的隔离；也造成农业用地、湿地的减少等。
对于中国来说，城市病的发作则显得突然又无奈。眼看着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走完了西方城市化200年的路，但无奈的是，城市无序蔓延，发展失控，城市病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的特色。以中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为例，土地极限、垃圾围城、交通拥堵、水源污染、能源消耗、空气污染等“病态”已经成为这些大型城市绕不开、躲不过的“成长中的烦恼”。仅以北京为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北京市的城市总规模已经增加了50倍，远超出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控目标。此外，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城市运行难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在交通方面，尽管在2013年底北京地铁开通里程就已经达到465公里，但地面交通在高峰时段的“首堵”依然成了市民出行中比较头疼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二线城市来说，情况也不乐观，交通拥堵、住房拥挤、房价高昂、上学难、看病贵、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日益蔓延的“城市病”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与挑战。
那么，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到底何在呢？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的评述，总结了城市病背后的原因。这些资料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三个主要原因（表1），即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政府僵化管理模式和唯GDP论、城乡发展失衡和城乡矛盾所导致。
以此来看，当前“城市病”绝对不只是一个单一的病种，而且导致城市病的病因也是多种多样。城市病的发作，可以看做是城市系统的综合症候群，所以单一的治疗方法难以治好它。从世界各国的治理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恢复城市的健康，比如一方面对大城市的发展保持克制，他们认为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出现，是一种“发展的病态”，因为“超大城市中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方式，会使人们更加孤独，压抑和忧郁，和乡村生活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人更容易出现各种亚健康和精神疲倦”；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积极谋划“城市转型”或“城市再生”。针对治理城市病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国际上也提出了众多新的发展理念，如：健康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紧凑城市、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等。其中的智慧城市，已成为国内外众多城市的发展目标，也为我国城市治理城市病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思路。
智慧可为城市注入新的灵魂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社会、科技等发展和振兴的中心。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出现了资源约束、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主要是与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三大矛盾紧密联系的。这三大矛盾，可以总结为城市过快发展与承载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工业社会基础与信息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而智慧城市之所以能为城市病提供解决思路，就在于“智慧城市”的理念是把城市本身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样一个以人口、建筑物和构筑物为主体的环境中形成的生态系统中，进入城市内的物质主要有建筑材料、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等，城市中的市民、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构成了一个个的子系统。
在过去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科技力量的不足，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整合的信息支持。但在“智慧城市”的统领下，城市中的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可以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这就使城市中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使之成为可以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协调运作的“系统之系统”。换句话说，是通过智慧赋予了城市新的灵魂。这些子系统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
当然，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新一代的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了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方式；丰富的现场数据和历史数据使全面系统的管理模式成为可能，加上动态的分析观察和综合的引导措施，这些都为使城市的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发展趋向适度和平衡，城市的承载力也会逐渐地优化，资源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由于城市系统呈现出不完全的开放性特性，系统内无法完成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所以必须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源的输入，利用之后又从本系统中输出（包括产品、废弃物、资金、技术、信息等）。智慧城市的建设，正是从提高物质和能量的“代谢途径”上进行优化，提高了城市资源承载力、城市环境承载力、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和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 比如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京津冀一体化，便是借助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来全面优化京津冀地区多个城市的承载力，使各个城市在一个更广阔的地区范围内互相支持，以此来对城市病进行治疗。京津冀一体化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打破原有的区域行政分割、各自为政的规划局限及短期占有的利益冲动，建立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北京功能过多，发展有序性不够，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隐患增加等问题。适度让北京“减肥”，弱化其一些方面的功能，是解决北京问题的关键。三个地区通过产业整合、结构优化、资源合理使用与保护，来破解这个区域城市所共同面临的环境治理难题，资源整合难题以及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困局。
以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智能交通系统为例，通过射频识别、视频监控、公路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在加快形成网络设施配套衔接、技术装备先进适用、运输服务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根据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目标，到2020年，将形成京津冀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和主要城市3小时公路交通圈，9500公里的铁路网和主要城市1小时城际铁路交通圈，实现首都国际机场1亿人次乘客目标和北京第二机场一期工程投入使用。届时京津冀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进一步发挥最大效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再以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府协同管理系统为例，通过协同三个地区政府部门间信息资源高度共享、网络化协同办公，可大大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三地双边合作中，市场要素对接和对流是重点，借助于金融、人才、技术、口岸报关等协同网络建设，京津冀地区将快步实现金融一体化、科技创新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旅游市场一体化、口岸一体化、市场环境一体化建设等，实现金融信息共享、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专业技术职称互通互认、高端人才资源共享、旅游市场互动、一体化通关通检等。
在更广阔的环境治理领域，京津冀已经联合山东、山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进行环境污染问题的系统采样和分析。各个地区都在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实行关停、整改的同时，运用环保物联网在线监测系统分析雾霾成因、管理污染源。石家庄市就开始利用石家庄市电视塔开展了大气梯度监测，这也是全国首家投入使用的大气梯度监测站。
在城市管理方面，目前北京市正联合河北天津多地，通过对交通、港口、电网、水网、气网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并通过打造高效便民的电子政府，在社会治安、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实施公共安全智能化工程等，以智能化的管理改变“粗放式”城市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升京津冀城市综合承载力，有力缓解“城市病”。
智慧城市依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在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既存在着整体的共性问题，也存在着个性化的城市问题，共性问题是世界性的。纵观全世界，无论是哪个城市，也无论城市大小，都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就业问题、污染问题、土地问题、城市犯罪问题、老龄化问题、交通拥挤问题、社会保障和住房问题等。只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相关的问题表现方式不同。
既然是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即使城市再“智慧”，也不能彻底解决城市病问题，因为很多问题是城市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比如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目前都在面临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正处于乡村向城市变迁的社会体系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农业和农业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会直接被带到城市中来。传统乡村的问题、落后的文化及习俗必然会被转移到大城市中来，集中表现为交通拥挤、就业缺乏、住宅贫富分化、社会犯罪率增加以及棚户区成为大城市问题的表症等。
此外，如同前文总结的一样（表1），中国的城市病的产生还与城市治理和管理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城市的GDP考核导向，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城市的利益，往往与国家提出的整体发展目标存在错位和博弈现象。比如我国一直提倡发展公交优先模式，但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却更乐于推动汽车经济；国家屡次提出严格控制房价，但地方为了土地财政收入，落实起来就大打折扣。
当然，城市病的出现，也与区域的整合不利息息相关。以京津冀为例，三个地区本来是山水相连，在地理与历史上也是一体。但经过几十年形成的行政区划，有人形象的说，河北是“没心（心脏地带-北京）没肺（主要出海口-天津）”，天津是失去了腹地，北京只好长期在内部“划圈-摊大饼”。这种分割影响了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所以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就是要在区域的整合上做文章，让一体化利于各城市在经济上取得互补效应，加速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在文化上便于多样化的充分交融。
这样来看城市病，其实是社会存在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
城市病的出现，不是城市带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经济结构的产物。智慧城市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治疗部分城市病。西方城市的发展已经证明：通过信息与智慧构建的再城市化和城市的再现代化，不仅可以促进城市“有机秩序”的建构，还可以通过创造循环社会型城市模式、通过对“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能够让城市重生，并以新的形式再生发展。但在未来，要彻底解决城市病问题，还得通过城市的结构化创新和不断的改革，给城市以新空间结构，也给围绕城市的农村适当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城市管理模式、社会发展导向上不断进步，才能让城市脱胎换骨才有可能让大城市重生。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阶段。虽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涉及到社会、人口、空间、经济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城市发展压力持续增大，一些大中城市备受“城市病”折磨。“城市病”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种，而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症候群。当前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从多个角度为城市病的破解给出了对策，智慧城市通过系统提高城市的承载力，适应了城市发展转型的需要，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和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智慧城市还不足以解决所有的城市病。未来依然需要依靠政府改革和整个社会的系统发展，才能让城市获得新生。
城市病的病因多多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产业、交通运输等过度集中，规模过大，导致的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能源短缺、贫困分化等种种病态。城市病的出现，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关系，同时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也有密切的关系。
最早的城市病起源于英国，彼时的城市病可以说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必然产物。20世纪初的英国，环境污染、贫困分化、住房紧张是主要的城市病特色。待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病开始了新的“征程”。比如随着福特生产方式的出现与私人汽车大众化，致使人们购房置业的地域选择范围扩展，城市用地面积开始迅速扩大。这种低密度的城市扩展模式，造成了人均服务设施成本的增加、土地资源浪费以及城市中心区发展的衰退等；造成了种族、贫富在空间上的隔离；也造成农业用地、湿地的减少等。
对于中国来说，城市病的发作则显得突然又无奈。眼看着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走完了西方城市化200年的路，但无奈的是，城市无序蔓延，发展失控，城市病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的特色。以中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为例，土地极限、垃圾围城、交通拥堵、水源污染、能源消耗、空气污染等“病态”已经成为这些大型城市绕不开、躲不过的“成长中的烦恼”。仅以北京为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北京市的城市总规模已经增加了50倍，远超出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控目标。此外，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城市运行难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在交通方面，尽管在2013年底北京地铁开通里程就已经达到465公里，但地面交通在高峰时段的“首堵”依然成了市民出行中比较头疼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二线城市来说，情况也不乐观，交通拥堵、住房拥挤、房价高昂、上学难、看病贵、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日益蔓延的“城市病”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与挑战。
那么，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到底何在呢？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的评述，总结了城市病背后的原因。这些资料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三个主要原因（表1），即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政府僵化管理模式和唯GDP论、城乡发展失衡和城乡矛盾所导致。
以此来看，当前“城市病”绝对不只是一个单一的病种，而且导致城市病的病因也是多种多样。城市病的发作，可以看做是城市系统的综合症候群，所以单一的治疗方法难以治好它。从世界各国的治理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恢复城市的健康，比如一方面对大城市的发展保持克制，他们认为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出现，是一种“发展的病态”，因为“超大城市中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方式，会使人们更加孤独，压抑和忧郁，和乡村生活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人更容易出现各种亚健康和精神疲倦”；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积极谋划“城市转型”或“城市再生”。针对治理城市病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国际上也提出了众多新的发展理念，如：健康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紧凑城市、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等。其中的智慧城市，已成为国内外众多城市的发展目标，也为我国城市治理城市病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思路。
智慧可为城市注入新的灵魂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社会、科技等发展和振兴的中心。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出现了资源约束、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主要是与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三大矛盾紧密联系的。这三大矛盾，可以总结为城市过快发展与承载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工业社会基础与信息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而智慧城市之所以能为城市病提供解决思路，就在于“智慧城市”的理念是把城市本身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样一个以人口、建筑物和构筑物为主体的环境中形成的生态系统中，进入城市内的物质主要有建筑材料、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等，城市中的市民、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构成了一个个的子系统。
在过去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科技力量的不足，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整合的信息支持。但在“智慧城市”的统领下，城市中的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可以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这就使城市中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使之成为可以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协调运作的“系统之系统”。换句话说，是通过智慧赋予了城市新的灵魂。这些子系统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
当然，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新一代的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了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方式；丰富的现场数据和历史数据使全面系统的管理模式成为可能，加上动态的分析观察和综合的引导措施，这些都为使城市的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发展趋向适度和平衡，城市的承载力也会逐渐地优化，资源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由于城市系统呈现出不完全的开放性特性，系统内无法完成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所以必须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源的输入，利用之后又从本系统中输出（包括产品、废弃物、资金、技术、信息等）。智慧城市的建设，正是从提高物质和能量的“代谢途径”上进行优化，提高了城市资源承载力、城市环境承载力、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和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 比如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京津冀一体化，便是借助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来全面优化京津冀地区多个城市的承载力，使各个城市在一个更广阔的地区范围内互相支持，以此来对城市病进行治疗。京津冀一体化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打破原有的区域行政分割、各自为政的规划局限及短期占有的利益冲动，建立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北京功能过多，发展有序性不够，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隐患增加等问题。适度让北京“减肥”，弱化其一些方面的功能，是解决北京问题的关键。三个地区通过产业整合、结构优化、资源合理使用与保护，来破解这个区域城市所共同面临的环境治理难题，资源整合难题以及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困局。
以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智能交通系统为例，通过射频识别、视频监控、公路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在加快形成网络设施配套衔接、技术装备先进适用、运输服务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根据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目标，到2020年，将形成京津冀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和主要城市3小时公路交通圈，9500公里的铁路网和主要城市1小时城际铁路交通圈，实现首都国际机场1亿人次乘客目标和北京第二机场一期工程投入使用。届时京津冀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进一步发挥最大效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再以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府协同管理系统为例，通过协同三个地区政府部门间信息资源高度共享、网络化协同办公，可大大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三地双边合作中，市场要素对接和对流是重点，借助于金融、人才、技术、口岸报关等协同网络建设，京津冀地区将快步实现金融一体化、科技创新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旅游市场一体化、口岸一体化、市场环境一体化建设等，实现金融信息共享、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专业技术职称互通互认、高端人才资源共享、旅游市场互动、一体化通关通检等。
在更广阔的环境治理领域，京津冀已经联合山东、山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进行环境污染问题的系统采样和分析。各个地区都在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实行关停、整改的同时，运用环保物联网在线监测系统分析雾霾成因、管理污染源。石家庄市就开始利用石家庄市电视塔开展了大气梯度监测，这也是全国首家投入使用的大气梯度监测站。
在城市管理方面，目前北京市正联合河北天津多地，通过对交通、港口、电网、水网、气网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并通过打造高效便民的电子政府，在社会治安、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实施公共安全智能化工程等，以智能化的管理改变“粗放式”城市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升京津冀城市综合承载力，有力缓解“城市病”。
智慧城市依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在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既存在着整体的共性问题，也存在着个性化的城市问题，共性问题是世界性的。纵观全世界，无论是哪个城市，也无论城市大小，都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就业问题、污染问题、土地问题、城市犯罪问题、老龄化问题、交通拥挤问题、社会保障和住房问题等。只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相关的问题表现方式不同。
既然是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即使城市再“智慧”，也不能彻底解决城市病问题，因为很多问题是城市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比如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目前都在面临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正处于乡村向城市变迁的社会体系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农业和农业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会直接被带到城市中来。传统乡村的问题、落后的文化及习俗必然会被转移到大城市中来，集中表现为交通拥挤、就业缺乏、住宅贫富分化、社会犯罪率增加以及棚户区成为大城市问题的表症等。
此外，如同前文总结的一样（表1），中国的城市病的产生还与城市治理和管理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城市的GDP考核导向，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城市的利益，往往与国家提出的整体发展目标存在错位和博弈现象。比如我国一直提倡发展公交优先模式，但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却更乐于推动汽车经济；国家屡次提出严格控制房价，但地方为了土地财政收入，落实起来就大打折扣。
当然，城市病的出现，也与区域的整合不利息息相关。以京津冀为例，三个地区本来是山水相连，在地理与历史上也是一体。但经过几十年形成的行政区划，有人形象的说，河北是“没心（心脏地带-北京）没肺（主要出海口-天津）”，天津是失去了腹地，北京只好长期在内部“划圈-摊大饼”。这种分割影响了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所以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就是要在区域的整合上做文章，让一体化利于各城市在经济上取得互补效应，加速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在文化上便于多样化的充分交融。
这样来看城市病，其实是社会存在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
城市病的出现，不是城市带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经济结构的产物。智慧城市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治疗部分城市病。西方城市的发展已经证明：通过信息与智慧构建的再城市化和城市的再现代化，不仅可以促进城市“有机秩序”的建构，还可以通过创造循环社会型城市模式、通过对“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能够让城市重生，并以新的形式再生发展。但在未来，要彻底解决城市病问题，还得通过城市的结构化创新和不断的改革，给城市以新空间结构，也给围绕城市的农村适当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城市管理模式、社会发展导向上不断进步，才能让城市脱胎换骨才有可能让大城市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