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唐宋时期，书院与禅寺是儒家和禅宗重要的教育机构，它们同时兼有官、私双重性质，在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四处都得到较快的发展，且在不同时代中表现出相似的发展趋势。同时，在融合的氛围中，书院与禅寺在创建者、学习方式和方法、藏书功能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它们互相借鉴，共同推动了我国学术思想和民间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书院；禅寺；教学方法；学术思想
在我国儒家与佛教交流的文化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作为儒家和佛教的教育（教化）机构的书院和禅寺，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重相似性。
一、从性质上看，二者皆具有官、私两重性
书院是儒家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唐代以前民间书院已经出现，虽然也出现一大批以丽正修书院、集贤书院为代表的官方支持创建、发展的书院，但从总体上看，它仍是一种私学教育机构，其创立者、推动者、教化者，其指导方针、教学内容与目标，仍表现为非官方特征，反映出的民间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状况。只是在特定时代和条件下，呈现出官、私双重性质。
禅寺是禅师居住、修行的处所，也是教化后学、维系和推动佛教发展的机构。寺院的设立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支持，在每一时代都存在着皇家寺院和国立寺院。从我国禅寺的发展看，在唐中后期不少的禅寺，多建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之地。自百丈怀海禅师别立禅居，制订出禅门“清规”后，实现“农禅合一”，禅寺成为自给自足的机构，但在其发展中又离不开官方支持，甚至被改造成官方寺院。
因而，书院和禅寺初期虽同为非官方机构，但在发展中又脱离不了官方的支持、影响和改造，均呈现出官、私双重性质。
二、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分布存在一定的趋同性
唐宋时期书院的分布以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区相对较多，几乎占当时全国书院的2/3，其中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山书院和岳麓书院都是该区域的典型代表。但在不同的时期，各地区书院的数量和全国中的位置略有不同。据邓洪波研究，唐代湖南书院有8处，江西有7处，福建为6处，浙江为5处，各省区分布差别不大。到北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江西有23处，湖南有9处，浙江有4处，福建为3处；在南宋时期，又发生变化，江西约有147处，浙江约有82处，福建约有57处，湖南约有43处。可见，在两宋时期，江西书院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处，基于此曹松叶曾称“江西省是宋代书院发生原动力的所在”。
无独有偶，唐宋时期的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区也是禅宗较为兴盛的地区，在不同时期各地禅宗的发展也有所不同。
在马祖道一（709～788）和石头希迁（700～790）时期，形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洪州系”和以湖南为中心的“石头系”，两宗并盛，开启了禅门中的“跑江湖”。此后两系分化出临济宗、法眼宗、云门宗、沩仰宗和曹洞宗，除临济宗在北方传播外，其他四宗的传法范围仍多以江西、湖南为主并普及到云南、广东等地。
福建地区禅宗的发展则与石头系的雪峰义存（822～908）有莫大关系，据《祖堂集》记载，“自天祐丙寅之间，众上一千七百，闽王四事供须，不替始终”。雪峰义存门下出玄沙师备、云门文偃等弟子，形成禅门“五宗”中的法眼宗和云门宗，共同推动了雪峰一系的发展。
在浙江地区发展的主要为禅宗中的牛头宗，以径山法钦（713～792）和吴兴法海为代表，径山法钦与洛阳的荷泽神会、江西的马祖道一、湖南的石头希迁齐名并盛。在唐代，四省区呈现出齐头并进趋势。
进入宋代，禅宗在南方的集中发展区域仍集中在上述四个区域，但江西的地位开始凸显。在两宋发展的主要禅宗宗派——云门宗、曹洞宗、临济宗及其临济宗中分化的黄龙派和杨岐派的代表禅师，其主要活动区域多集中在江西一带，尤其以如今的高安县、永修县、永丰县和庐山山麓为主，并兴起了栖贤寺、归宗寺、黄龙寺、东林寺等在当时颇有盛名的禅寺。在其他三处中，由于南宋政治中心设在杭州，出现了如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宁波天童寺等一批著名的禅寺，加上北宋时实现“云门中兴”的雪窦重显长期居住在浙江明州的雪窦寺所奠定的基础，浙江在南宋时期禅宗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相比较，在湖南和福建仍不乏有著名禅师停驻，也出现如兴化禅院、云峰寺、福岩寺等寺院，但与江西与浙江两地已拉开距离。
三、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在创建者和支持者、学习方式、教学方法等内容上也有趋同性
其一，从创建者和支持者来看，唐宋时期的书院的创建者多为文人学士或官僚乡绅，他们为了自己隐居读书或本族子弟读书而创建各种书院，如石鼓书院的前身李宽中秀才书院，为李宽中读书治学之所，刺史吕温曾到院中拜访；东佳书院为唐代义门陈氏兴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在这些书院的发展中，多得到其他文人学士或当地官僚乡绅的支持，如与张栻、吕祖谦与朱熹对于白鹿洞书院的贡献，正是當时联合的儒士共同推动了各地书院的发展。
一些山林中禅寺的创建者不乏著名禅师，如百丈怀海的弟子沩山灵祐在“元和末，随缘长沙，因过大沩山，遂欲栖止。山与郡郭十舍而遥，夐无人烟，比为兽窟。乃杂猨猱之间，橡栗充食。浃旬，有山民见之，群信共营梵宇”。禅师初建禅寺多为修身修心之所，后众人闻其高名，争相拜谒，遂形成规模宏大的禅寺建筑。其中，北宋云门宗禅师东林常总（1025～1091）住持东林寺12年间，东林寺“厦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坠。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而在他们创建禅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如裴休、苏轼等人的大力支持，展现出儒士与禅师的交流。
其二，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在类型上呈现出相似性。由于创建目的不同，书院也分不同的类型，有只收纳本族子弟，类似于私塾性质者；但更多地是广招四方之士的开放性书院。而从禅寺发展来看，经唐中期荷泽神会提出“正统”之争，到宋代“灯录”的兴盛期，也出现唯以某一宗派禅师住持的寺院，即“子孙寺”，成为弘扬特定宗派思想和传承的主体寺院；更多的也是邀请不同宗派禅师住持的寺院，即“十方寺”。 其三，从学习方式上看，在书院与禅寺中都较为盛行“游学”形式，即学习场所不限定于一地，而是四处拜访著名的学者或禅师。早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佛教已出现游方现象。当禅宗作为我国的一个宗派出现后，尤其自晚唐五代始，禅门中游学现象增多，并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游学过程中，禅僧受到不同禅师的点化，加速了悟道进程，促进了各禅师间、不同宗派间的交流，弘扬了各宗派的禅法见地，还带动了综合整理禅宗法脉的典籍的出现。
在唐宋时期的书院中，尤其是广纳四方之士的开放性书院中，“游学”也是其一大特征，曾有“书院林立，游学天下”之说。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黄中理父子在江西创建樱桃洞和芝台两书院，因科举而盛名天下，四方游学者常数十百人。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也提到，“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书院与禅寺的开放性，促使了“游学”方式，带动了自由的学术风气。
自由的学习方式也推动了教学方法的创新。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唐宋时期的书院发展了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提出注重自学、强调学生能动性的重“学”方法。如朱熹倡导，“书用你自必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种重视自学、自我体悟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禅宗倡导“如汝饮水，冷暖自知”的自修、自证主张也存在相似性。这种启发式教学也推动师生自由讨论，进行学术交流的氛围，使书院和禅寺成为当时集学习与研究于一身的教育机构。
四、从功能上看，书院和禅寺同为藏书场所和著述之地
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国外僧人带来大量佛教典籍，我国也不乏“取经”者；许多朝廷也非常重视译经工作；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国僧人也以疏、义、解的形式解读佛典，著成大量佛书，其存储之地——寺院也相应地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藏书机构之一，并一度成为落魄士人的借读、寄居之所。而唐代书院最初被命名为“修书院”或“修书堂”，体现出其编辑、整理图书的特点，与编辑、整理图书的功能相应。在宋代以后，由于书院藏书的数量剧增，与寺院藏书、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同为我国古代主要的藏书形式。
唐宋时期的儒士除了隐居于书院读书，还从事大量的著述研究和刻书工作。如朱熹在福建创办精舍时，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述，其《四书集注》就是在书院讲学的讲义。而记录教师与学生问答的“语录体”著述，如《朱子语录》《传习录》《心斋语录》等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在禅寺中，自法海记录其师慧能的语录，集成《坛经》后，禅门弟子便非常注重这种“语录体”集成，唐宋时期各宗派著名的禅师几乎皆有语录存世，宋代“灯录”的出现，对禅宗法脉整理，对“公案”的解读使得禅宗典籍达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在书院和禅寺中还刊刻大量书籍。为保证教学和促进学术交流，在书院中往往刊刻教材，编辑师生文集，还刻印著名的学术著作。而在禅寺则对雕刻佛教大藏经有重要贡献，在两宋时期的五次官私雕刻佛教大藏经中，至少有四次与禅寺有密切关系，涉及福州东禅寺觉院，福州开元禅寺，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和平江碛砂延圣禅院。
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分别为弘扬儒家和佛教文化的重镇。在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书院与禅寺呈现出性质上、发展区域上、教学方法与功能上的趋同性。儒士和禅师在书院和禅寺中求学、问道、修身、修心、交流与發展，他们相互借鉴，共同促进我国学术思想和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67.
[2]静、筠禅僧.祖堂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62.
[3]释印顺.中国禅宗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295.
[4]赞宁.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288,264.
[5]惠洪.禅林僧宝传·续藏经(137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537.
[6]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7.
[7]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3.
关键词：书院；禅寺；教学方法；学术思想
在我国儒家与佛教交流的文化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作为儒家和佛教的教育（教化）机构的书院和禅寺，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重相似性。
一、从性质上看，二者皆具有官、私两重性
书院是儒家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唐代以前民间书院已经出现，虽然也出现一大批以丽正修书院、集贤书院为代表的官方支持创建、发展的书院，但从总体上看，它仍是一种私学教育机构，其创立者、推动者、教化者，其指导方针、教学内容与目标，仍表现为非官方特征，反映出的民间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状况。只是在特定时代和条件下，呈现出官、私双重性质。
禅寺是禅师居住、修行的处所，也是教化后学、维系和推动佛教发展的机构。寺院的设立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支持，在每一时代都存在着皇家寺院和国立寺院。从我国禅寺的发展看，在唐中后期不少的禅寺，多建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之地。自百丈怀海禅师别立禅居，制订出禅门“清规”后，实现“农禅合一”，禅寺成为自给自足的机构，但在其发展中又离不开官方支持，甚至被改造成官方寺院。
因而，书院和禅寺初期虽同为非官方机构，但在发展中又脱离不了官方的支持、影响和改造，均呈现出官、私双重性质。
二、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分布存在一定的趋同性
唐宋时期书院的分布以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区相对较多，几乎占当时全国书院的2/3，其中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山书院和岳麓书院都是该区域的典型代表。但在不同的时期，各地区书院的数量和全国中的位置略有不同。据邓洪波研究，唐代湖南书院有8处，江西有7处，福建为6处，浙江为5处，各省区分布差别不大。到北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江西有23处，湖南有9处，浙江有4处，福建为3处；在南宋时期，又发生变化，江西约有147处，浙江约有82处，福建约有57处，湖南约有43处。可见，在两宋时期，江西书院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处，基于此曹松叶曾称“江西省是宋代书院发生原动力的所在”。
无独有偶，唐宋时期的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区也是禅宗较为兴盛的地区，在不同时期各地禅宗的发展也有所不同。
在马祖道一（709～788）和石头希迁（700～790）时期，形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洪州系”和以湖南为中心的“石头系”，两宗并盛，开启了禅门中的“跑江湖”。此后两系分化出临济宗、法眼宗、云门宗、沩仰宗和曹洞宗，除临济宗在北方传播外，其他四宗的传法范围仍多以江西、湖南为主并普及到云南、广东等地。
福建地区禅宗的发展则与石头系的雪峰义存（822～908）有莫大关系，据《祖堂集》记载，“自天祐丙寅之间，众上一千七百，闽王四事供须，不替始终”。雪峰义存门下出玄沙师备、云门文偃等弟子，形成禅门“五宗”中的法眼宗和云门宗，共同推动了雪峰一系的发展。
在浙江地区发展的主要为禅宗中的牛头宗，以径山法钦（713～792）和吴兴法海为代表，径山法钦与洛阳的荷泽神会、江西的马祖道一、湖南的石头希迁齐名并盛。在唐代，四省区呈现出齐头并进趋势。
进入宋代，禅宗在南方的集中发展区域仍集中在上述四个区域，但江西的地位开始凸显。在两宋发展的主要禅宗宗派——云门宗、曹洞宗、临济宗及其临济宗中分化的黄龙派和杨岐派的代表禅师，其主要活动区域多集中在江西一带，尤其以如今的高安县、永修县、永丰县和庐山山麓为主，并兴起了栖贤寺、归宗寺、黄龙寺、东林寺等在当时颇有盛名的禅寺。在其他三处中，由于南宋政治中心设在杭州，出现了如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宁波天童寺等一批著名的禅寺，加上北宋时实现“云门中兴”的雪窦重显长期居住在浙江明州的雪窦寺所奠定的基础，浙江在南宋时期禅宗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相比较，在湖南和福建仍不乏有著名禅师停驻，也出现如兴化禅院、云峰寺、福岩寺等寺院，但与江西与浙江两地已拉开距离。
三、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在创建者和支持者、学习方式、教学方法等内容上也有趋同性
其一，从创建者和支持者来看，唐宋时期的书院的创建者多为文人学士或官僚乡绅，他们为了自己隐居读书或本族子弟读书而创建各种书院，如石鼓书院的前身李宽中秀才书院，为李宽中读书治学之所，刺史吕温曾到院中拜访；东佳书院为唐代义门陈氏兴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在这些书院的发展中，多得到其他文人学士或当地官僚乡绅的支持，如与张栻、吕祖谦与朱熹对于白鹿洞书院的贡献，正是當时联合的儒士共同推动了各地书院的发展。
一些山林中禅寺的创建者不乏著名禅师，如百丈怀海的弟子沩山灵祐在“元和末，随缘长沙，因过大沩山，遂欲栖止。山与郡郭十舍而遥，夐无人烟，比为兽窟。乃杂猨猱之间，橡栗充食。浃旬，有山民见之，群信共营梵宇”。禅师初建禅寺多为修身修心之所，后众人闻其高名，争相拜谒，遂形成规模宏大的禅寺建筑。其中，北宋云门宗禅师东林常总（1025～1091）住持东林寺12年间，东林寺“厦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坠。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而在他们创建禅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如裴休、苏轼等人的大力支持，展现出儒士与禅师的交流。
其二，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在类型上呈现出相似性。由于创建目的不同，书院也分不同的类型，有只收纳本族子弟，类似于私塾性质者；但更多地是广招四方之士的开放性书院。而从禅寺发展来看，经唐中期荷泽神会提出“正统”之争，到宋代“灯录”的兴盛期，也出现唯以某一宗派禅师住持的寺院，即“子孙寺”，成为弘扬特定宗派思想和传承的主体寺院；更多的也是邀请不同宗派禅师住持的寺院，即“十方寺”。 其三，从学习方式上看，在书院与禅寺中都较为盛行“游学”形式，即学习场所不限定于一地，而是四处拜访著名的学者或禅师。早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佛教已出现游方现象。当禅宗作为我国的一个宗派出现后，尤其自晚唐五代始，禅门中游学现象增多，并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游学过程中，禅僧受到不同禅师的点化，加速了悟道进程，促进了各禅师间、不同宗派间的交流，弘扬了各宗派的禅法见地，还带动了综合整理禅宗法脉的典籍的出现。
在唐宋时期的书院中，尤其是广纳四方之士的开放性书院中，“游学”也是其一大特征，曾有“书院林立，游学天下”之说。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黄中理父子在江西创建樱桃洞和芝台两书院，因科举而盛名天下，四方游学者常数十百人。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也提到，“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书院与禅寺的开放性，促使了“游学”方式，带动了自由的学术风气。
自由的学习方式也推动了教学方法的创新。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唐宋时期的书院发展了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提出注重自学、强调学生能动性的重“学”方法。如朱熹倡导，“书用你自必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种重视自学、自我体悟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禅宗倡导“如汝饮水，冷暖自知”的自修、自证主张也存在相似性。这种启发式教学也推动师生自由讨论，进行学术交流的氛围，使书院和禅寺成为当时集学习与研究于一身的教育机构。
四、从功能上看，书院和禅寺同为藏书场所和著述之地
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国外僧人带来大量佛教典籍，我国也不乏“取经”者；许多朝廷也非常重视译经工作；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国僧人也以疏、义、解的形式解读佛典，著成大量佛书，其存储之地——寺院也相应地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藏书机构之一，并一度成为落魄士人的借读、寄居之所。而唐代书院最初被命名为“修书院”或“修书堂”，体现出其编辑、整理图书的特点，与编辑、整理图书的功能相应。在宋代以后，由于书院藏书的数量剧增，与寺院藏书、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同为我国古代主要的藏书形式。
唐宋时期的儒士除了隐居于书院读书，还从事大量的著述研究和刻书工作。如朱熹在福建创办精舍时，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述，其《四书集注》就是在书院讲学的讲义。而记录教师与学生问答的“语录体”著述，如《朱子语录》《传习录》《心斋语录》等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在禅寺中，自法海记录其师慧能的语录，集成《坛经》后，禅门弟子便非常注重这种“语录体”集成，唐宋时期各宗派著名的禅师几乎皆有语录存世，宋代“灯录”的出现，对禅宗法脉整理，对“公案”的解读使得禅宗典籍达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在书院和禅寺中还刊刻大量书籍。为保证教学和促进学术交流，在书院中往往刊刻教材，编辑师生文集，还刻印著名的学术著作。而在禅寺则对雕刻佛教大藏经有重要贡献，在两宋时期的五次官私雕刻佛教大藏经中，至少有四次与禅寺有密切关系，涉及福州东禅寺觉院，福州开元禅寺，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和平江碛砂延圣禅院。
唐宋时期的书院和禅寺分别为弘扬儒家和佛教文化的重镇。在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书院与禅寺呈现出性质上、发展区域上、教学方法与功能上的趋同性。儒士和禅师在书院和禅寺中求学、问道、修身、修心、交流与發展，他们相互借鉴，共同促进我国学术思想和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67.
[2]静、筠禅僧.祖堂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62.
[3]释印顺.中国禅宗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295.
[4]赞宁.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288,264.
[5]惠洪.禅林僧宝传·续藏经(137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537.
[6]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7.
[7]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