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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共同富裕在改革进程中的实现程度和存在问题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厘清共同富裕的概念，以及说明了是否朝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分析改革进程中共同富裕着力点转变的进程及其现状。根据共同富裕的现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
关键词：共同富裕；概念；着力点；路径
近期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立国之道，惟在富民。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1]这正是对十八大报告提及的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呼应。但改革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发生了什么变化，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呢？
一、共同富裕的概念厘清
（一）共同富裕的概念
“共同富裕”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文件中，即“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共同富裕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公正统一的过程。科学发展体现在地区脱贫实现差别富裕，并使人的精神实现富足。为保障社会公平，一方面，差别富裕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富裕带来的劳动收益能得到共享与延续。
共同富裕表现的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尺度。这一尺度充分考虑社会与个人的协调发展。具体包涵“富裕”和“共同”两层含义。“富裕”体现了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富裕相对于贫穷而言，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下的产物。它不能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并存，若经济总量很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少，就无法实现富裕。所以，实现富裕在根本上要求生产力不断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与自由流通。另一方面，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富裕使得人在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中实现统一。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已无法单纯满足现阶段的共同富裕理念，社会并非以国民生产总收入作为自己唯一的要求。它将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纳入到对富裕的理解中去。
“共同”对富裕的理解是社会成员对财富的普遍占有，这里的财富是指社会成员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有效获得劳动成果，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富裕的收益成果通过社会运行机制分享给社会成员，人人享受富裕，并通过制度保障人人长期共享成果。人们对于社会教育、社会医疗、公共设施等社会性服务的共同享有是共同富裕重要体现。承认共同富裕并不连带肯定平均主义，共同富裕实现的是社会的合理公平与合理差距。
（二）共同富裕的评判标准
1.社会经济活动过程是否公正的对待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所有者。[3]
如果在生产活动中侧重一些生产要素的发展，把廉价劳动力当成一种资源，就会引起流通中产生的利润对工资的损害与削减。“生产要素的公平占有不是重新分配，而是破除人为的划分，使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要素的使用面前人人平等。”[4]平等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要看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否做到一碗水端平，如果不能，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当属靠劳动力要素致富的人。据调查，温州地区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但日薪140-180元，只是普通管理者的二分之一，并且他们没有企业提供的保底年薪工资。
2.衡量是否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还需判定社会对个人应得的分配，是增加还是减少。
劳动报酬的增加是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且日益富裕的表现，也是公平分配的表现。[5]“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数据称，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如果参照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6]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通常他们还面临着用水、入学、就医等诸多困难，贫困程度比较深，脱贫的难度也很大。是否实现共同富裕，仍要着眼于是否改善了社会最底层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据温州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2013年温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但增长率却从2011年的16%下降到2014年的10.5%。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现象似乎掩盖了农户在幅度上减收的现象。
3.近年来经济的平稳发展是否给大多数人增加了收入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利用房地产批租、炒股投资、新技术投资等机会暴富，并且出现了所谓的马太效用。我国旨在促进经济活力，不能实现机会均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机会有否变多来衡量我们是否向共同富裕迈进。对温州地区的农民访谈和调查数据分析，由于土地面积被征收，劳动力人口外流，种植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经营占农民收入结构的35%左右，40%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剩余20%左右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温州地区的更不乐观，60%左右来自家庭经营，31%来自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10%左右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国家大部分地区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比例不高，所以农民增收一定要多条渠道和机会，让更多的农民能提高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合理规范农民收入结构。
二、改革进程中共同富裕着力点转变的进程及现状
（一）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变
为了让人民尽快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和富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一代领导人从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改革的理念是利用部分地区经济的优先发展带动最终的平衡发展，也就是“先富带后富”和“共富”思想。沿海地区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获得了优先发展权，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后15年间，通过深化“局部特殊优惠政策”，享受实惠的地区则凭借政策、资本、公共服务等优势，不断吸收贫困地区的资源而迅猛发展。1997年省内的珠海、深圳、广州、佛山等市实际人均分别为10545美元、9112美元、8925美元和7088美元。[7]1999年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39元，未享受政策的合肥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13元。[8]说明东部沿海地区较其他地区较快完成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
关键词：共同富裕；概念；着力点；路径
近期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立国之道，惟在富民。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1]这正是对十八大报告提及的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呼应。但改革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发生了什么变化，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呢？
一、共同富裕的概念厘清
（一）共同富裕的概念
“共同富裕”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文件中，即“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共同富裕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公正统一的过程。科学发展体现在地区脱贫实现差别富裕，并使人的精神实现富足。为保障社会公平，一方面，差别富裕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富裕带来的劳动收益能得到共享与延续。
共同富裕表现的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尺度。这一尺度充分考虑社会与个人的协调发展。具体包涵“富裕”和“共同”两层含义。“富裕”体现了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富裕相对于贫穷而言，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下的产物。它不能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并存，若经济总量很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少，就无法实现富裕。所以，实现富裕在根本上要求生产力不断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与自由流通。另一方面，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富裕使得人在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中实现统一。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已无法单纯满足现阶段的共同富裕理念，社会并非以国民生产总收入作为自己唯一的要求。它将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纳入到对富裕的理解中去。
“共同”对富裕的理解是社会成员对财富的普遍占有，这里的财富是指社会成员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有效获得劳动成果，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富裕的收益成果通过社会运行机制分享给社会成员，人人享受富裕，并通过制度保障人人长期共享成果。人们对于社会教育、社会医疗、公共设施等社会性服务的共同享有是共同富裕重要体现。承认共同富裕并不连带肯定平均主义，共同富裕实现的是社会的合理公平与合理差距。
（二）共同富裕的评判标准
1.社会经济活动过程是否公正的对待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所有者。[3]
如果在生产活动中侧重一些生产要素的发展，把廉价劳动力当成一种资源，就会引起流通中产生的利润对工资的损害与削减。“生产要素的公平占有不是重新分配，而是破除人为的划分，使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要素的使用面前人人平等。”[4]平等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要看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否做到一碗水端平，如果不能，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当属靠劳动力要素致富的人。据调查，温州地区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但日薪140-180元，只是普通管理者的二分之一，并且他们没有企业提供的保底年薪工资。
2.衡量是否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还需判定社会对个人应得的分配，是增加还是减少。
劳动报酬的增加是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且日益富裕的表现，也是公平分配的表现。[5]“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数据称，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如果参照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6]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通常他们还面临着用水、入学、就医等诸多困难，贫困程度比较深，脱贫的难度也很大。是否实现共同富裕，仍要着眼于是否改善了社会最底层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据温州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2013年温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但增长率却从2011年的16%下降到2014年的10.5%。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现象似乎掩盖了农户在幅度上减收的现象。
3.近年来经济的平稳发展是否给大多数人增加了收入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利用房地产批租、炒股投资、新技术投资等机会暴富，并且出现了所谓的马太效用。我国旨在促进经济活力，不能实现机会均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机会有否变多来衡量我们是否向共同富裕迈进。对温州地区的农民访谈和调查数据分析，由于土地面积被征收，劳动力人口外流，种植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经营占农民收入结构的35%左右，40%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剩余20%左右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温州地区的更不乐观，60%左右来自家庭经营，31%来自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10%左右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国家大部分地区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比例不高，所以农民增收一定要多条渠道和机会，让更多的农民能提高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合理规范农民收入结构。
二、改革进程中共同富裕着力点转变的进程及现状
（一）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变
为了让人民尽快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和富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一代领导人从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改革的理念是利用部分地区经济的优先发展带动最终的平衡发展，也就是“先富带后富”和“共富”思想。沿海地区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获得了优先发展权，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后15年间，通过深化“局部特殊优惠政策”，享受实惠的地区则凭借政策、资本、公共服务等优势，不断吸收贫困地区的资源而迅猛发展。1997年省内的珠海、深圳、广州、佛山等市实际人均分别为10545美元、9112美元、8925美元和7088美元。[7]1999年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39元，未享受政策的合肥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13元。[8]说明东部沿海地区较其他地区较快完成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