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载，欧阳修写文章十分认真。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醉翁亭记》，开头见滁州四面有山，写了几十个字。初稿写好后，他觉得不满意，又反复修改。一连改了几次，最后改定时，只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他的妻子见他改得非常辛苦，便劝他不必自讨苦吃。欧阳修却说：“文章不写好，我怕后生讥笑，更怕给后人留下话柄啊。”
　　已故著名作家秦牧生前也曾表露过自己的“害怕”心态。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他发言说：“我们这个世界，多的是四舍五入的事情，四和五相差很小，但是五进一而为十，四舍而为零，就仿佛相差很大似的。其实，这并不是很公正和科学的。处在五入状态的人，赢得的常常有相当部分只是虚名……当人们称赞我的时候，我觉得心虚甚至害怕，觉得名实不符，名过其实。”秦牧的这种“怕”和古人的欧阳修的“怕”相似，他害怕的是自己名不副实、浪得虚名。秦牧畅言“害怕”的这种胸怀和品节，令人钦佩。
　　辩证地看，人生在世，即要有所敢，有时又要有所怕。敢，要用在对事业的大胆开拓，对正义的勇于维护上；怕，则应当用于对自己的正确估价，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上。两者缺一不可，但切莫颠倒了地方。以敢打敢拼、敢说敢干闻名于世的彭德怀将军，也有过“怕”的时候。抗美援朝期间，彭总在审阅一篇题为《彭总会见记》的文章时，提出将“像长者对子弟讲话”几个字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他对作者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彭老总想的是别人把他“写”大了，“看”大了，然而从他这种“怕”中我们却正看到了他的高大。周恩来同志曾提出对工作的态度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时常生怕一不小心掉入冰下或跌入深渊；朱镕基同志就任总理后答记者问时，说他“很惶恐，怕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他们这种“怕”正体现了一种对事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这些“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邓小平同志生前一向主张改革开放要敢闯、敢冒。不过他也提倡要有所“怕”。他说：“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邓小平同志这番意味深长的话，很值得我们仔细体会。
　　心怀“怕”字，确实裨益无穷。“怕”是长鸣的警钟，“怕”是清心醒脑的良药，“怕”是躬身自省的“反光镜”，“怕”是催人上进的，“推动器”。让我们把“怕”字常存心间，在“怕”的约束、激励下，踏实走好人生每一步，实现人生价值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