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摆射击摊，赵春华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刑三年零六个月。在她看来，这就是个劫数。她在一张卫生纸上给女儿写道：“我的事情不要找人了，办不成，钱还不少花。该我有个劫，有牢狱之灾。”
　　赵春华认命了，但一干群众偏要架着她上诉。他们还把此案编排成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一个50多岁的离异大妈花两千块盘下一个射击摊。每天用嘴吹一千个气球，从晚上九点半干到十二点，月挣三千，还得向不明人员交五百“管理费”。靠此收入，和女儿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最后，这种自谋生计，因为鉴定出六支枪，被判了三年半。
　　弱势大妈的遭遇听起来不合情理，但从法律条文看，罪名、量刑都合乎法律规范。之所以超出一般公民预料，主要原因在于公安部对于枪支认定标准。2008年的文件，以杀伤力1.8焦耳/平方厘米为认定标准，通俗来说就是一米外击倒纸杯的速度和力度。
　　这当然是最安全的标准，但若照此标准执行，公园里经营气球射击摊的老头和老太们全是军火贩。连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都曾对此提出质疑：“枪支需要严控，但是，如果标准过于严苛，则令公众无从判断。令公民一不小心就面临重刑制裁，恐怕也非法治社会的本意。”
　　不仅公众无从判断，公检法似乎也是想抓就抓，于是就有了各种自由裁量的结果。京城恶少王烁持枪打人，具有明显主观恶性，才判一年半，还是缓刑；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私自持有、藏匿4支真枪，549发子弹，知法犯法，才判3年；某青年网购仿真枪，连枪的影子都没见到，就被判了无期。《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因摆气球射击摊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起诉的14个案例中，9个案例为缓刑，2个被判处管制，只有3起判处实刑。
　　说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难道 “枪案”，全在法官的一念之间？有人用法学术语 “恶法非法”来解释。也就是说，不合道德标准的法律不是法律。正是因为有恶法在先，才有了现在的普遍违法和选择性执法。
　　与之相对的法学概念是“恶法亦法”， 意思是道德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更改前，该怎么判还是得怎么判，法治社会就是这样。该案刑期多少取决于持有枪支的数量，从这个角度看，天津大妈判得比京城恶少重，一点也不冤。
　　两种理论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法理学家也争论多年。本案中，国法和人情中孰是孰非，现在看是“恶法亦法”占了上风。赵春华也知凶多吉少，她目前最希望是能在看守所过年，“狱友都熟悉了，到监狱后都是生人”。
　　大妈是难逃此劫了。虽然2016年全国两会上，有修正枪支鉴定标准的建议；虽然仅在湖北，仿真枪涉刑案件就增加了30%以上，但要扳倒这项公安部规章，似乎还遥遥无期。
　　在法治的道路上，还有所谓“恶法”如超生开除，如婚姻法24条。正如法学泰斗郭道晖所言，“对社会有恐惧感，反映出来就是用法律束民。这当然比过去无法无天要好得多，但各个法本身也可能是恶法或者是劣法。而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良法，也就是‘良法养民’，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