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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资深外交家，有“外交麻辣烫”之称。回首吴大使的一生，深深印刻着四个大字——“中国外交”。五十余年外交生涯，于他而言，外交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他说：“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还会选择外交。”
6月18日，一条悲伤的消息闯进了朋友圈——当日凌晨4时许，前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离世。悲伤蔓延，不敢相信一代外交官竟意外离世。
年轻的孩子们或许不太了解吴建民是谁，毕竟他已不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回首吴大使的一生，深深印刻着四个大字——“中国外交”。他曾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曾在最困难时期出使欧洲，曾于耳顺之年领命做校长，校园耕耘，哺育学子，申奥时他是代表团发言人，申博时他被封为“前线总指挥”……
吴建民1939年3月出生于重庆，曾想报考理工院校，在老师朱庆颐的建议下，吴建民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法文系的一名学生。
1959年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外交部，之后继续上3年研究生。可研究生刚上了一年半，忽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做一线翻译。
那是他初次涉及国际事务，年轻热血，热情高涨：“那时候，国际会议斗争很激烈，跟苏联人吵架，同传一做三四个小时，很紧张。”
他曾回忆说：“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斗争，讲了很多空话。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大事，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有这个崇高的理想，我去奋斗去。”
因为表现出色，后来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和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都争着要他，陈毅一纸调令，将他“抢”回了外交部翻译室。
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吴建民最难忘的一次翻译是1968年10月的一天，周总理与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5点，他在旁翻译了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在电梯里夸吴建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吴建民最初的梦想，其实就是做一名好翻译。
1971年10月25日，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吴建民和他的妻子被选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这里前后呆了近10年，用他的话来讲，那里“是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
除了外交官，每天都能见到几十个国家元首，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这个“见识”的过程也让他获益匪浅。
吴建民曾回忆，当时在联合国，“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很辛苦但很充实。”他当时的梦想，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观察判断国际形势。
其实在那时候，做一名优秀外交官的想法，就已经在吴建民心中萌芽了。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江泽民的主席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这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此前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即90号决议草案），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整个会场一片肃静。吴建民朝台下看了看，礼貌地用目光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非常镇定而自信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吴建民越说越激昂：“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话毕，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最终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欧盟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挤上前主动与吴建民握手，向中国表示祝贺。于是，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的这位“外交麻辣烫”。
若要在吴建民的外交生涯中划出重点，那么1989年至1990年他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期间的故事是不可错过的。
当时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吴建民吃过不少瘪。有一次，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不见人来，后来对方打来一个电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这样被“放鸽子”的事不知道经历过多少。
还有一次，他邀请欧共体委员会高官赴宴，对方竟然说：“不知道再过3个月，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当即用法语回敬对方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吴建民亲自到社区去用法语宣讲中国文化，让比利时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了解中国，干得还蛮起劲，受点挫折也不怕，觉得总有办法”。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吴建民任法国大使期间搞好中法关系。 吴建民在日内瓦人权大会上不畏强权、勇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出色表现，让中央领导十分满意。1998年11月，江泽民任命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
为促进中法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吴建民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1999年策划“中国文化周”，诱惑着追求新奇的民族频掀中国面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法国西南部热尔省邀他出席晚宴时，授予他“火枪手”的称号，以表彰这位中法“文化大使”。
随着“中国风”吹拂法兰西，2003年，吴建民趁热打铁，“中国文化年”全方位展示中国。香榭丽舍街衢的舞狮、高跷、秧歌、唢呐……剧场内唱京剧《杨门女将》、展览馆有三星堆……中国元素充溢蓝眼睛。
2004年10月10日，法国空军特技飞行队在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表演，这是中法文化年活动中重要的一项。法国总统希拉克此时也正在中国进行盛大的国事访问，除带来了这一飞行队，希拉克总统还率领了另一支“战斗编队”，即4位部长和52位法国工商企业老总，包括航空、高速铁路、核电等法国三大工业支柱的统帅人物。
在这种友好的外交氛围下，法国人对中国市场发起了“集团式”的冲锋，并且在短暂的4天中，中法双方迅速签下了近70亿欧元的合同，其中包括法国空中客车集团26架飞机的订单，以及法国核能集团AREVA在中国投标新核电站的项目。
这就是吴建民所倡导的“外交资源”所发挥的巨大的经济效应。吴建民说，外交及外交官都是资源，应该为经济发展服务。吴建民在他熟悉的中法关系领域里大作“外交资源”的文章——伴随着两国频繁、多样的外交活动，中法贸易以每年1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2003年吴建民接到通知将要回国，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您要走了？这可太糟糕了。”
在媒体圈中，吴建民享有“批评了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的声誉，其机敏与睿智由此可窥一斑。
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来华访问期间，中方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这引起了一些西方记者的反感。
在吴建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要采取那么严的保安措施，你们怕什么？是不是怕中国政府倒台？”这样的问题是出乎吴建民意料的，但他很快就回应道：“有重要人物来访采取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全世界都这么做。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出席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你们美国的保安措施很厉害啊，我要上电梯，保安一巴掌把我推开了。”
台下的记者问道：“你抗议了吗？”吴建民说：“我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保安人员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至于中国政府怕什么？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这个国家的政府会倒台的！”
1993年9月16日，以李岚清副总理为首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飞赴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
面对当时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拿“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外交承受着很大压力。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如人们所料，西方一些记者利用这次机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轮番进攻。吴建民语气激昂地回击道：“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100多年，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1949年以前，中国人有80%吃不上饭，一旦遇上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4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辩解的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公道了！”他还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记者都被吴建民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
……
此后吴建民相继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等。年岁渐长，步履不停，即使退休后，仍然保持着朝九晚五：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来到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
他说：“等有一天做不动了，回头看，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了，无悔无怨。”
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之后，吴建民依旧活跃，经常到各地奔波讲学，“归”而不隐。
晚年的吴建民更加沉稳圆融，收放自如。不论走在哪里，吴建民总是吸引着媒体的眼球。举手投足之间，依稀可见当年他作为外交家时的风度。有机会聆听他演讲的人，都被他精湛的法语和广博的知识所折服；与之交谈，如品窑藏的老酒，老辣，醇厚，不失新意。
有观点的地方就会有碰撞。由于对和平理念的反复强调，吴建民被一些人称为“鸽派”，常常会听到一些类似“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的嘲讽言论。
2014年，吴建民与罗援曾就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辩论，引发“鹰派”与“鸽派”的激烈交锋。
但吴建民坚信，真理越辩越明。如今人已去，真理之路仍旧漫漫。
一世外交官，五十余载外交生涯，匆忙划下句点的人生。
功过自有后人品评。但吴建民当得起“外交儒将”的称号。
（综合摘编自《环球人物》《大地》《人物周刊》）
6月18日，一条悲伤的消息闯进了朋友圈——当日凌晨4时许，前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离世。悲伤蔓延，不敢相信一代外交官竟意外离世。
年轻的孩子们或许不太了解吴建民是谁，毕竟他已不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回首吴大使的一生，深深印刻着四个大字——“中国外交”。他曾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曾在最困难时期出使欧洲，曾于耳顺之年领命做校长，校园耕耘，哺育学子，申奥时他是代表团发言人，申博时他被封为“前线总指挥”……
“误”入的外交旅途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
吴建民1939年3月出生于重庆，曾想报考理工院校，在老师朱庆颐的建议下，吴建民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法文系的一名学生。
1959年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外交部，之后继续上3年研究生。可研究生刚上了一年半，忽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做一线翻译。
那是他初次涉及国际事务，年轻热血，热情高涨：“那时候，国际会议斗争很激烈，跟苏联人吵架，同传一做三四个小时，很紧张。”
他曾回忆说：“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斗争，讲了很多空话。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大事，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有这个崇高的理想，我去奋斗去。”
因为表现出色，后来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和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都争着要他，陈毅一纸调令，将他“抢”回了外交部翻译室。
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吴建民最难忘的一次翻译是1968年10月的一天，周总理与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5点，他在旁翻译了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在电梯里夸吴建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吴建民最初的梦想，其实就是做一名好翻译。
不畏强权，舌战日内瓦
1971年10月25日，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吴建民和他的妻子被选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这里前后呆了近10年，用他的话来讲，那里“是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
除了外交官，每天都能见到几十个国家元首，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这个“见识”的过程也让他获益匪浅。
吴建民曾回忆，当时在联合国，“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很辛苦但很充实。”他当时的梦想，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观察判断国际形势。
其实在那时候，做一名优秀外交官的想法，就已经在吴建民心中萌芽了。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江泽民的主席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这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此前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即90号决议草案），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整个会场一片肃静。吴建民朝台下看了看，礼貌地用目光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非常镇定而自信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吴建民越说越激昂：“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话毕，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最终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欧盟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挤上前主动与吴建民握手，向中国表示祝贺。于是，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的这位“外交麻辣烫”。
从被“放鸽子”到总统好友
若要在吴建民的外交生涯中划出重点，那么1989年至1990年他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期间的故事是不可错过的。
当时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吴建民吃过不少瘪。有一次，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不见人来，后来对方打来一个电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这样被“放鸽子”的事不知道经历过多少。
还有一次，他邀请欧共体委员会高官赴宴，对方竟然说：“不知道再过3个月，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当即用法语回敬对方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吴建民亲自到社区去用法语宣讲中国文化，让比利时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了解中国，干得还蛮起劲，受点挫折也不怕，觉得总有办法”。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吴建民任法国大使期间搞好中法关系。 吴建民在日内瓦人权大会上不畏强权、勇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出色表现，让中央领导十分满意。1998年11月，江泽民任命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
为促进中法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吴建民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1999年策划“中国文化周”，诱惑着追求新奇的民族频掀中国面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法国西南部热尔省邀他出席晚宴时，授予他“火枪手”的称号，以表彰这位中法“文化大使”。
随着“中国风”吹拂法兰西，2003年，吴建民趁热打铁，“中国文化年”全方位展示中国。香榭丽舍街衢的舞狮、高跷、秧歌、唢呐……剧场内唱京剧《杨门女将》、展览馆有三星堆……中国元素充溢蓝眼睛。
2004年10月10日，法国空军特技飞行队在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表演，这是中法文化年活动中重要的一项。法国总统希拉克此时也正在中国进行盛大的国事访问，除带来了这一飞行队，希拉克总统还率领了另一支“战斗编队”，即4位部长和52位法国工商企业老总，包括航空、高速铁路、核电等法国三大工业支柱的统帅人物。
在这种友好的外交氛围下，法国人对中国市场发起了“集团式”的冲锋，并且在短暂的4天中，中法双方迅速签下了近70亿欧元的合同，其中包括法国空中客车集团26架飞机的订单，以及法国核能集团AREVA在中国投标新核电站的项目。
这就是吴建民所倡导的“外交资源”所发挥的巨大的经济效应。吴建民说，外交及外交官都是资源，应该为经济发展服务。吴建民在他熟悉的中法关系领域里大作“外交资源”的文章——伴随着两国频繁、多样的外交活动，中法贸易以每年1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2003年吴建民接到通知将要回国，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您要走了？这可太糟糕了。”
“如履薄冰”舌战群记
在媒体圈中，吴建民享有“批评了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的声誉，其机敏与睿智由此可窥一斑。
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来华访问期间，中方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这引起了一些西方记者的反感。
在吴建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要采取那么严的保安措施，你们怕什么？是不是怕中国政府倒台？”这样的问题是出乎吴建民意料的，但他很快就回应道：“有重要人物来访采取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全世界都这么做。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出席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你们美国的保安措施很厉害啊，我要上电梯，保安一巴掌把我推开了。”
台下的记者问道：“你抗议了吗？”吴建民说：“我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保安人员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至于中国政府怕什么？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这个国家的政府会倒台的！”
1993年9月16日，以李岚清副总理为首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飞赴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
面对当时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拿“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外交承受着很大压力。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如人们所料，西方一些记者利用这次机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轮番进攻。吴建民语气激昂地回击道：“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100多年，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1949年以前，中国人有80%吃不上饭，一旦遇上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4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辩解的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公道了！”他还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记者都被吴建民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
……
“归”而不隐，77岁的上班族
此后吴建民相继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等。年岁渐长，步履不停，即使退休后，仍然保持着朝九晚五：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来到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
他说：“等有一天做不动了，回头看，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了，无悔无怨。”
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之后，吴建民依旧活跃，经常到各地奔波讲学，“归”而不隐。
晚年的吴建民更加沉稳圆融，收放自如。不论走在哪里，吴建民总是吸引着媒体的眼球。举手投足之间，依稀可见当年他作为外交家时的风度。有机会聆听他演讲的人，都被他精湛的法语和广博的知识所折服；与之交谈，如品窑藏的老酒，老辣，醇厚，不失新意。
有观点的地方就会有碰撞。由于对和平理念的反复强调，吴建民被一些人称为“鸽派”，常常会听到一些类似“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的嘲讽言论。
2014年，吴建民与罗援曾就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辩论，引发“鹰派”与“鸽派”的激烈交锋。
但吴建民坚信，真理越辩越明。如今人已去，真理之路仍旧漫漫。
一世外交官，五十余载外交生涯，匆忙划下句点的人生。
功过自有后人品评。但吴建民当得起“外交儒将”的称号。
（综合摘编自《环球人物》《大地》《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