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纳谏如流,开创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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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贞观时期,是宰辅制度的典范。这样一种制度,是相权对皇权的一种分解,对皇权的一种再平衡,使得唐朝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社会,这跟宰辅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唐太宗李世民,真可以说是千古一帝,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开明君主,空前没有问题,绝后其实也没有问题。
  他最重要的开明明智之处,刚登上龙座,就不断跟大臣们探讨,前一代的隋朝为什么灭亡得那样快?原因何在?反复讨论这个问题。
  譬如贞观二年,唐太宗问宰相魏征:什么样的君主算作明君,什么样的君主算作昏君?魏征的回答很有意思,说君主所以明,是由于能够兼听,君主所以昏,是由于偏信。当着皇帝的面,直截了当,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帝王之业,草创和守成到底哪个难?已经是贞观十年了,在位已经十年,还在探讨创业和守成的问题。房玄龄也是宰相,房玄龄讲,创业是非常难的。魏征则说守成更难。唐太宗觉得两者说得都对。他说,房玄龄跟他一起定天下,知道创业九死一生,是很难的,而魏征从治国的角度看,觉得守成更难,他也很佩服。这样的君主,何其明白事理呵!
  贞观十五年的时候,他又跟大臣们讲起打天下和守天下的难易问题,魏征回答说,创业和守成都难。唐太宗说,一定会那么难吗?如果能够任贤能,听别人的意见,这又有什么难的呢?魏征说,自古的帝王,在忧危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容易听别人的意见,而一旦安乐,心怀比较宽怠的时候,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以至于后来走向灭亡。你注意,已经是唐太宗在位十五年了,魏征当面就讲,一旦天下太平,比较安乐的时候,皇帝不容易听意见,不听意见最后就可能灭亡。这个话,讲出来难,听也不容易。
  唐太宗有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跟宰相们讨论,他对这些宰相也称赞备至。他说哪些人常常提出一些意见,令他觉得非常可信,而且这些意见都非常稳妥,如果说治国有什么成就的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跟我一起的成功。当时以魏征为代表的这些宰相,真是不客气,都直截了当地讲话。在这些直谏当中,魏征是第一位的。有一次唐太宗跟魏征说,你前后向我谏了二百多件事情,如果不是挚诚,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他夸赞魏征为人挚诚。他又跟别人讲,说有人认为魏征举止疏慢,礼貌不够。他说你们觉得他是疏慢了,可是我觉得他非常妩媚,觉得他非常可爱。
  历史上,像唐太宗跟魏征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很少见的,但是在唐太宗在位期间,贞观时期,敢于提意见,讲真心话的,能够直谏的,不止魏征一个人,当时有一批人。比如说像薛收也是宰相,唐太宗本人武功很好,也喜欢征战,但是薛收跟他讲,这个事情不要做得太多,太多了,以皇帝之身,以为你是一种游乐,虽然你是爱好,但不应该那么多的做。薛收提了这个意见以后,唐太宗奖给他40锭金。
  还有一位叫孙伏伽的,提出法律方面的意见,唐太宗赐给他一个公主园,这个园值百万。有人说给得太多了,他提意见你不杀他就不错了,你还给他报答。唐太宗讲,我继位之初,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人敢谏,除了魏征之外,其他人不敢谏,我奖励是为了大家多给我提出意见。温彦博,很有名的宰相。长安的守令姓杨,工作上有很大的失误,开始唐太宗想给他死罪,但是温彦博提出,此人不应该是死罪,唐太宗于是赦他不死。还有其他很多大臣、宰辅的进谏,一般唐太宗都能听得进去。你要知道唐太宗不是一般的人,他英武、聪明、智慧、有韬略,各方面都是一等的人。其实越是一等的人,越能够听意见,越是自己肚子里的东西少的人,越不容易听意见,容易固执。
  如果看《贞观政要》,里面大量记载唐太宗如何纳谏,宰辅大臣如何直谏的故事。有一次很有趣,褚遂良是书法家,也是宰辅,他提意见,这个意见一般人不会接受的。有一位官员叫张玄素,令史出身,令史的地位比较低,唐太宗当面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张玄素觉得出身低微,感到羞愧,没有立刻答出来。这个时候褚遂良跟唐太宗讲,张玄素现在已经升到三品了,陛下不应该再穷其门户,还那么细查人家的履历,这涉及个人的尊严问题。唐太宗马上听了褚遂良的意见,感到很后悔,意识到对大臣个人的私事和来历,不应该问得那么细。唐太宗一次议论山东人如何如何,有一位辅臣叫张行成,他说皇帝应该四海为家,不要集中议论一个地方的人物。唐太宗觉得这个话说得对,给他一匹马,十万钱,还给他一套衣服。
  唐太宗有时候感叹,设宴招待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辅臣,跟他们说,龙有逆鳞,皇帝不能例外。可是你们这些人常常来触犯我,我也没有责怪,什么原因?我是在考虑江山的危亡问题。大臣能够直谏、敢谏,原因在于唐太宗能够接受这些直谏,你讲几次不接受了,就没有人敢讲话了。只要讲了他觉得对,立刻接受,立刻自悔,立刻自责,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人,可不多呀。
  唐太宗之所以接受群臣的意见,接受宰辅的意见,他是鉴于隋朝的教训。隋炀帝的特点是刚愎猜忌,史书上讲“予智自雄”,自以为聪明,结果人情瓦解,全国的盗贼蜂起他都不知道,最后亡国。这个教训唐太宗深深地记在心里。所以他经常讲,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想不一定周到,思虑难周,非得集思广益才能达到智。不听大家的意见,拒谏,自身会招祸。这都是贞观多少年之后,还反复讲的问题。
  因为历史上记载着,隋炀帝拒绝别人的意见,他自己讲,有谏者我当时不杀,但是到最后绝对不让他在地上,他只好到地下去。当时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萧瑀对伐辽问题提出意见,隋炀帝立刻把他赶出朝廷,到地方上做一个小官。还有一位董纯建议隋炀帝能到江都去看看,因为他去扬州,董纯建议他是不是也能到江都,结果立刻把提出意见的人杀了。结果导致隋朝没有哪个人敢讲意见。史书上记载,直到丧国亡身而不顾。隋朝的败亡,隋炀帝的倒行逆施,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教训。他说这是我所亲见,所以我恐惧审慎,一旦生活条件改变了,地位稳固了,就忘了过去的苦难了,但是唐太宗不忘。
  当时能够进谏的大臣,除了魏征之外,还有一批贤明的宰辅,像房玄龄,唐太宗跟他一见,好像是旧相识一样。还有杜如晦,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人,也是宰辅,唐太宗非常听他的意见。魏征是河北巨鹿人,太宗发现他的才能,放在重要的位置。在李世民尚未杀他的两兄弟的时候,魏征就向李建成建议说,你应该早想办法,免得自己亡身。魏征这个话,李世民后来知道了,在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后,唐太宗跟魏征讲,说你这个话不是离间我们兄弟吗?魏征坦承地说,当时他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祸。他既维护唐太宗,又为当时另外一个人着想,这是伟大的胸怀。这个话一出,唐太宗的不愉快就没有了,而且送以厚礼。那时魏征还没有当宰相,拜谏议大夫。唐太宗常常说,魏征敢于直谏,敢于“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   还有王珪,也是当时的宰辅,也敢于直言。唐太宗跟王珪讲,如果我有过失的话,你能够直言,我才能改呀,我们一起这样做,国家的安全和安定有何忧虑呢?当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和王珪同知国政。有一次他们在宴会上一起吃饭,唐太宗跟王珪说,你问题看得深刻,看得又准,识鉴精通,而且善谈论。我请问你,你和大家相比,谁更优秀呢?谁更贤呢?王珪讲,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之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写得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事情,条条有理,我不如戴胄。他能讲出他的同僚的各自的所长,这是王珪。我们很容易记住魏征,但是跟魏征同时的这些宰辅,一个个胸怀如此,难怪唐太宗喜欢。
  还有虞世南,大家了解他的书法,他的长相,其貌不扬,很瘦,衣服宽大不修边幅,个性强,“志性抗烈”,所以一旦论到古代帝王的得失,他一定讲出很多激烈的意见。但是唐太宗能够接纳。唐太宗讲,我跟虞世南商榷古今,我哪怕有一句说对了,虞世南都会感到高兴,但是我只要一句话说不对了,虞世南立刻不高兴,“未尝不怅恨”。这样的君臣关系,好像大臣处在审视的地位,皇帝讲了一句正确的话,他内心非常高兴,一句话讲错了,立刻显得不高兴。唐太宗说,他诚恳如此,“朕用嘉焉”。如果大家都像虞世南这样,天下何忧不治?唐太宗夸赞虞世南的特点,说他有五绝,第一是德行,第二是忠直,第三是博学,第四是辞藻,第五是书翰。虞世南死的时候,唐太宗大哭,说虞世南和自己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一体,这是何等样的皇帝呀?他说虞世南“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他说今天他去世了,朝廷当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真可惜呀,原文是“痛惜岂可言邪”。
  还有一个例证,贞观二年的时候,隋朝的通事舍人郑仁基,他的女儿长到十六七岁了,绝顶美丽,当时无人能比。“容色绝殊,当时莫及”。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发现此人出众,就想把她选到宫里做嫔御,伺候唐太宗。唐太宗当然也同意,事情已办得差不多了,诏书都发出了。可是这个时候魏征提了意见,他说听说这个女孩子已经有主了,听说已经许配给陆家,如果叫她到朝廷来,有损圣德。唐太宗听后大惊,立刻说,如果人家已经有主的话,断不可以。这个时候其他几个宰相,房玄龄、王珪等都讲,说有主这件事还不够明确,还没有定下来,现在诏书已发,就不要终止了。这样一讲,唐太宗有一点迟疑。但是魏征这个时候讲,以臣度之,如果你这样做了,等于把陛下跟太上皇等同了。因为李渊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意见太厉害了。唐太宗于是另发一个手诏,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前日出的文书“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这是我的不对,相关的方面,管这件事情的,也有过错,要求立刻停止这件事。
  要知道魏征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呵!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漂亮绝伦,已经下诏书了,决定了,还要“朝令夕改”,何等了不起!但如果不发第二个诏书,第一个诏书就没有失效,置那女子家庭于何地?问题是还认错,说是自己的不对,有关的机构不对,这太了不起了。
  再讲一个例子。贞观六年的时候,魏征的地位相当之高了,但是也有人妒忌他,说魏征对他的亲戚过分照顾,等于提出魏征的一个问题来。唐太宗就让御史大夫温彦博查查有没有其事,并叫温彦博跟魏征讲,代表唐太宗讲,你提了我数百条意见了,我都接受了,现在人家说你有这么一件事,你应该注意一点,这是小事,但是不要因为这种小事有损你的公共形象(有损“众美”)。因此你应该考虑一下,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过了好几天,唐太宗见到魏征,问到底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怎么不存形迹?魏征说,前天温彦博给他讲了这个意思,但“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没有弄清是非,就存形迹,这样君臣关系不会好的,最后对国家不利。皇帝提的意见,魏征理都不理,当做没有这回事,不存形迹。结果不是魏征做了自我批评,而是批评魏征的唐太宗,当今皇帝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以前说的那个话现在越想越后悔,真是不对,你不要在乎我这个错。魏征这个时候给唐太宗下拜,说“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唐太宗问忠臣跟良臣有什么区别?魏征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忠臣就是“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徒有其名。”忠臣就是拼一死,你杀了我也不怕,这叫忠臣。其实杀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皇帝也有过失,所以宁做良臣,不要做忠臣。唐太宗说,你讲出这个话,我永远不敢忘国家利益了,不敢忘社稷,赐给你二百匹上好的绢。
  唐太宗有一个规矩——中国历代都有皇帝的《起居注》,有专门大臣,史臣把皇帝的言论、行动都记下来,一直有这个传统。但是唐朝有一个规定,皇帝不准看《起居注》。怎么写的你不能看,这个规矩太厉害了。虽然像唐太宗这样的英主,有时未免也想看看人家怎么写他。他跟姓朱的史官说,我还是想看看。这个史官叫朱子奢,说你要看,后来的史官就容易招祸了。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以后还能做吗?后来唐太宗还是未能看到《起居注》。后来的皇帝,也有想看的。这些史官都很讲原则,有一位史官讲,说我让你看了我就失职了,你如果看的话,以后写我就会回避,不敢把真相写出来。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唐朝的贞观时期,是宰辅制度的典范。你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帝制社会,皇权天下独尊,有一无二,所以长期的中国帝制社会都是皇权过重。但是这个社会居然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从唐朝开始的,皇帝有话跟宰相商量,宰相可以直接讲自己的意见,皇帝不直接对外单独讲宰相不知道的意见,他对外发布的法令都是经过宰相斟酌过的。这样一种制度,是相权对皇权的一种分解,对皇权的一种再平衡,使得唐朝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社会,这跟宰辅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皇权是绝对的,如果皇权没有制衡,皇帝就要犯错误。贞观时期唐太宗之所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是由于宰相制度起了作用。宰相制度是帝制制度改良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唐朝创立了典范。但是宰相制度,除了需要有贤臣,也需要有英主。唐太宗之后,越到后来这种宰辅制度虽然存在,但是皇帝如果不是英主,问题照样多得不可收拾。
  (编辑 孙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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