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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于2012年被再度翻拍，上映以来获得了来自各方面的一致好评，全球票房超过4亿美元的同时也在201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颇丰，获得8项大奖提名的同时最终斩获最佳女配角、最佳混音、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等三项大奖。安妮，海瑟薇众望所归捧得最佳女配角小金人，影片也毫无悬念地摘得视听类重要技术奖项。《悲惨世界》的成功标志着一个新的经典文学艺术与大众文化传媒成功结合的高潮，也标志着经典文学作品如陈年佳酿般常品常新的艺术魅力。
《悲惨世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此次翻拍，导演汤姆霍珀以20世纪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为蓝本，相较音乐剧又增加了许多忠实原著的情节，佐以现代电影的先进技术而获得成功；而音乐剧《悲惨世界》又是以法国19世纪大作家雨果的小说作为蓝本。从小说1862年出版到电影2012年上映，《悲惨世界》在这150年里真正实现了从文本艺术到音乐艺术再到视觉艺术的“三位一体”。
小说、音乐剧珠玉在前
众所周知，《悲惨世界》是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发表于186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主要讲述了19世纪初，法国一家工厂里贫农出身的工人冉·阿让的故事。为了养活姐姐家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处五年苦役。他四次逃跑，结果被加重处罚，致使在狱中足足度过了十九个春秋。冉·阿让获释后无家可归，又没人肯收留他，最后经人指点找到主教卞福汝的家里，受到热情款待。但是当晚他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被警察捉住。主教为他解围，声称银器是自己送给他的。警察走后，主教对他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拯救出来，交还给上帝。”冉·阿让受到感化，决心改邪归正。多年后他私自脱离了假释的身份，化名马德兰来到蒙特利尔开办工厂，凭借聪明才智致富，并因乐善好施和杰出贡献被推选为市长。他的工厂内有一位出身贫寒的女工芳汀，曾被人欺骗怀孕并生下一个女孩儿，寄养在一个酒店老板家里。她的秘密泄露后，被工厂解雇，酒店老板乘机敲诈勒索，芳汀走投无路，被迫沦为妓女。一天，她打了一个侮辱她的花花公子，遭到警察沙威的逮捕。冉·阿让全力救助，使她获释。警官沙威曾看守过冉·阿让，对脱离假释后的冉·阿让穷追不舍，并一度怀疑现任市长马德兰即是其逃脱假释后的身份；同时，一个行窃的流浪汉因为长相酷似冉·阿让而被当做冉·阿让受审，并要判处终身监禁。冉·阿让不愿嫁祸于人，毅然到法庭自首，沙威再次把冉·阿让投入监狱。重病缠身的芳汀见到恩人遭难，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撒手人间，留下一个孤女珂赛特。再次服苦役的冉·阿让利用搭救一个海员的机会从海上潜逃。他在找到珂赛特的收养人之后，用重金把受尽虐待与折磨的珂赛特领走，然后隐居巴黎，继续行菩，沙威闻讯赶至，冉·阿让只好带着珂赛特躲进了修道院。
几度春秋，珂赛特长大成人，冉·阿让也进入老年。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贵族青年马吕斯，珂赛特与马吕斯产生了爱情。1832年6月，巴黎人民进行武装起义，冉·阿让和马吕斯都参加了起义。沙威被起义者抓获，但冉·阿让宽大为怀，私自将这个—直在追捕自己的仇敌放走。由于政府的残酷镇压，起义惨遭失败，马吕斯身负重伤。冉·阿让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地下水道把他救了出去。在出口处，正遇上守候在这里的沙威，冉·阿让请求沙威等送马吕斯回家后再逮捕自己，沙威被冉·阿让多年行善、舍己救人的精神深深感动，在放走冉·阿让后便投河自尽。马吕斯痊愈后，冉·阿让将自己积蓄的58万法郎全部交给了珂赛特，成全了她和马吕斯的婚姻，并把自己的身份向马吕斯和盘托出。马吕斯惧怕受牵连而冷落冉·阿让，使其身心受到重创。冉·阿让弥留之际，马吕斯获悉他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与珂赛特一起双双跪在老人的病榻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冉·阿让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雨果在小说中坚持了自己一贯的艺术原则，后世文学史评价为“美丑对照原则”：“近代的诗艺，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在《悲惨世界》中，对照不仅存在于客体之间，更存在于主体之内。雨果塑造的每个人物都不是绝对的菩，亦不是绝对的恶，而更接近于生活中的普通人。《悲惨世界》中的人物都在现实与理想、粗鄙与高贵、绝望与拯救间徘徊挣扎，都具有一种感染力，让读者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发现一点自己的影子。正是因为雨果在思想上为小说保留了巨大的释义空间，才使得小说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也使得后世的改编作品成为可能。
时隔一百多年后，法国音乐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与阿兰，鲍勃利共同创作了《悲惨世界》的音乐剧版。该剧于]980年在法国巴黎首次公演，原本预计上演8周，结果延长加演，共演出了16周，因之后的场地时程已被预订才不得不下档。时至今日，《悲惨世界》曾被英国BBC电台第二台的听众选为“全国第一不可或缺的音乐剧”。2005年10月8日，该剧在伦敦皇后剧场上演，并取代了安德鲁·谘伊韦伯的《猫》，成为伦敦西区上演年期最长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与《猫》《歌剧院魅影》和《西贡小姐》一同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此次电影改编成功，高质量的音乐剧作为基础功不可没。
电影改编锦上添花
虽有小说与音乐剧珠玉在前，2012年大银幕版的《悲惨世界》仍将新的惊喜贯穿始终。影片开场可谓别开生面，摄像机的视角从海底穿过残破的法国国旗的镜头渲染出了浓重的史诗感。在小说中并没有对囚禁冉·阿让的土伦监狱进行详细描述，而电影则做了合理的改编：土伦是一座港口城市，电影中第一个场景就是众多囚徒在港口拉纤，暴风雨的特效更衬托了他们悲惨的命运，这种直观的视觉；中击力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实现的。同样的，在冉·阿让被释放的时候也增加了沙威命令其扛回粗壮的旗杆的细节，这是音乐剧所没有也是不能表现的。通过这一细节，既预示了冉·阿让与旗帜所代表的法兰西民族之间的关系，又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伏笔。 电影的优势还体现在全景场面的表现力上。在冉·阿让皈依天主重获新生后的场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相对于舞台不能延展的空间，电影伴随着冉·阿让的歌声，镜头从教堂前的坟墓渐渐拉远，从小镇到身后翠绿的青山与白云，随着冉·阿让撕毁的案纸最终对准了云间的太阳。这一场景恢弘大气，通过空间表现出人物命运的转折，暗示了冉·阿让的灵魂己走出坟墓，赢得新生。然而此时镜头一个突转，案纸被一股疾风吹走，镜头又飞速垂直向下，伴随着瓢泼大雨和阴暗的天空，—下子就将故事带到九年后的蒙特利尔。一明一暗的变化既消除了音乐剧更换场景时的不连贯性，又充满了丰富的寓意：八年前的希望被一股阴暗的大雨所浇灭，冉·阿让的命运也注定多舛。对巴黎全景的描绘，电影版也做到了点面结合，杂而不乱。通过人物的行动贯穿起宏大的场面，将具体人物与宏大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伴随着小伽弗鲁仕的脚步我们可以看到整装待发的军队，平民的呐喊，贵族阶级的蛮横无理以及起义青年的一腔热血。我们通过小伽弗鲁仕的视角看到的却是一场风暴的中心，一股股潜动的暗流。
在人物塑造上，电影吸收了小说和音乐剧的长处，尽可能做到了推陈出新。在芳汀命运的处理上，电影就超过了音乐剧版。在音乐剧版中芳汀被工头赶出工厂时冉·阿让并没有阻拦，而该剧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电影版的处理则更加合理，因冉·阿让注意到了沙威正在楼上看着自己而一时慌乱，从而没有对芳汀出手相救。这种处理方法让芳汀的命运显得更加深刻。她的命运被一次偶然的相遇所改变，命运如此无情；而这次相遇又是命中注定的，两个身份对立的人物，两个身份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电影版中芳汀的命运看似无常，实则在情理之中。通过这一细节，电影版相较于音乐剧版更好地突出了主题：妇孺的命运在那个时代毫无保障，迎接她们的随时是悲惨和不幸。
同时，爱波宁角色的设计也在小说与音乐剧版之间取得了平衡。原著中的爱波宁更加自私，甚至有些恶毒。她私藏了柯赛特给马吕斯的信，并有意将马吕斯引向街垒，就是为了和马吕斯死在一起。而在音乐剧中爱波宁则显得更加善良，在冉·阿让家遭劫的时候她尖叫发出警告，则是怕马吕斯以为她是同伙。而在新的巡演版中音乐剧也删去了这一细节，让爱波宁彻底成为了一个不求回报的好女子。影片中的爱波宁在二者之间，保留了藏信的细节，这也间接地决定了马吕斯选择参加起义。此次改编将人物塑造得更加丰满真实，也更接近雨果原著美丑对照的美学思想。
对于沙威的形象塑造，电影也注重通过空间位置感表现其内心的矛盾。除了前文提到的沙威与冉·阿让总是构成上下位置关系之外，在沙威两个独白场景，都使用了另一种位置的隐喻——“边缘”。在这两个场景中，沙威除了身居高处之外，还在自白的同时徘徊在高台边缘。以这种形式来刻画其内心的矛盾。而在沙威自杀时，边缘突然消解，他无法允许自己去同情冉·阿让，以至于以死的方式“逃离冉·阿让的世界”。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从高台坠下则又暗示他已经进入冉·阿让的世界，他以自我的牺牲换取了良心的拯救。这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对人异化的后果，无论是在边缘之内，或边缘之外。沙威的命运也是“悲惨世界”的一块拼版。
微小遗憾瑕不掩瑜
当然，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此次《悲惨世界》的改编也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某些编排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某些场景间的衔接还可以编排得更好。如冉·阿让收养柯赛特后，音乐剧版直接切到八年后的巴黎，而电影中则增加了沙威对冉·阿让的追逐。虽然相较音乐剧的一带而过，电影力图以画面表现沙威对冉·阿让的执着，但实则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沙威在城中骑马追逐冉·阿让的情节也显得有些突兀。再比如爱波宁倒在马吕斯怀中时的唱段唱到一半戛然而止，可能编剧认为电影中一个濒死的女孩的气力要唱完一整首歌会让人觉得有些虚假，但如此也牺牲了爱波宁性格完整性的塑造。
当然，这些瑕疵对于整部影片而言则无伤大雅，更给今后更多《悲惨世界》的改编作品留下了几分期待。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名著，《悲惨世界》的故事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行的步伐不会在这部影片中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无论何种题材的改编，《悲惨世界》作为文学作品的核心力量无疑是成功的最大砝码。因为在人生中我们总会遇到有关爱与自由的问题，而我们也总会期待一个光明的未来。关于这些永恒的话题，正如雨果本人所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悲惨世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此次翻拍，导演汤姆霍珀以20世纪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为蓝本，相较音乐剧又增加了许多忠实原著的情节，佐以现代电影的先进技术而获得成功；而音乐剧《悲惨世界》又是以法国19世纪大作家雨果的小说作为蓝本。从小说1862年出版到电影2012年上映，《悲惨世界》在这150年里真正实现了从文本艺术到音乐艺术再到视觉艺术的“三位一体”。
小说、音乐剧珠玉在前
众所周知，《悲惨世界》是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发表于186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主要讲述了19世纪初，法国一家工厂里贫农出身的工人冉·阿让的故事。为了养活姐姐家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处五年苦役。他四次逃跑，结果被加重处罚，致使在狱中足足度过了十九个春秋。冉·阿让获释后无家可归，又没人肯收留他，最后经人指点找到主教卞福汝的家里，受到热情款待。但是当晚他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被警察捉住。主教为他解围，声称银器是自己送给他的。警察走后，主教对他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拯救出来，交还给上帝。”冉·阿让受到感化，决心改邪归正。多年后他私自脱离了假释的身份，化名马德兰来到蒙特利尔开办工厂，凭借聪明才智致富，并因乐善好施和杰出贡献被推选为市长。他的工厂内有一位出身贫寒的女工芳汀，曾被人欺骗怀孕并生下一个女孩儿，寄养在一个酒店老板家里。她的秘密泄露后，被工厂解雇，酒店老板乘机敲诈勒索，芳汀走投无路，被迫沦为妓女。一天，她打了一个侮辱她的花花公子，遭到警察沙威的逮捕。冉·阿让全力救助，使她获释。警官沙威曾看守过冉·阿让，对脱离假释后的冉·阿让穷追不舍，并一度怀疑现任市长马德兰即是其逃脱假释后的身份；同时，一个行窃的流浪汉因为长相酷似冉·阿让而被当做冉·阿让受审，并要判处终身监禁。冉·阿让不愿嫁祸于人，毅然到法庭自首，沙威再次把冉·阿让投入监狱。重病缠身的芳汀见到恩人遭难，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撒手人间，留下一个孤女珂赛特。再次服苦役的冉·阿让利用搭救一个海员的机会从海上潜逃。他在找到珂赛特的收养人之后，用重金把受尽虐待与折磨的珂赛特领走，然后隐居巴黎，继续行菩，沙威闻讯赶至，冉·阿让只好带着珂赛特躲进了修道院。
几度春秋，珂赛特长大成人，冉·阿让也进入老年。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贵族青年马吕斯，珂赛特与马吕斯产生了爱情。1832年6月，巴黎人民进行武装起义，冉·阿让和马吕斯都参加了起义。沙威被起义者抓获，但冉·阿让宽大为怀，私自将这个—直在追捕自己的仇敌放走。由于政府的残酷镇压，起义惨遭失败，马吕斯身负重伤。冉·阿让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地下水道把他救了出去。在出口处，正遇上守候在这里的沙威，冉·阿让请求沙威等送马吕斯回家后再逮捕自己，沙威被冉·阿让多年行善、舍己救人的精神深深感动，在放走冉·阿让后便投河自尽。马吕斯痊愈后，冉·阿让将自己积蓄的58万法郎全部交给了珂赛特，成全了她和马吕斯的婚姻，并把自己的身份向马吕斯和盘托出。马吕斯惧怕受牵连而冷落冉·阿让，使其身心受到重创。冉·阿让弥留之际，马吕斯获悉他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与珂赛特一起双双跪在老人的病榻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冉·阿让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雨果在小说中坚持了自己一贯的艺术原则，后世文学史评价为“美丑对照原则”：“近代的诗艺，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在《悲惨世界》中，对照不仅存在于客体之间，更存在于主体之内。雨果塑造的每个人物都不是绝对的菩，亦不是绝对的恶，而更接近于生活中的普通人。《悲惨世界》中的人物都在现实与理想、粗鄙与高贵、绝望与拯救间徘徊挣扎，都具有一种感染力，让读者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发现一点自己的影子。正是因为雨果在思想上为小说保留了巨大的释义空间，才使得小说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也使得后世的改编作品成为可能。
时隔一百多年后，法国音乐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与阿兰，鲍勃利共同创作了《悲惨世界》的音乐剧版。该剧于]980年在法国巴黎首次公演，原本预计上演8周，结果延长加演，共演出了16周，因之后的场地时程已被预订才不得不下档。时至今日，《悲惨世界》曾被英国BBC电台第二台的听众选为“全国第一不可或缺的音乐剧”。2005年10月8日，该剧在伦敦皇后剧场上演，并取代了安德鲁·谘伊韦伯的《猫》，成为伦敦西区上演年期最长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与《猫》《歌剧院魅影》和《西贡小姐》一同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此次电影改编成功，高质量的音乐剧作为基础功不可没。
电影改编锦上添花
虽有小说与音乐剧珠玉在前，2012年大银幕版的《悲惨世界》仍将新的惊喜贯穿始终。影片开场可谓别开生面，摄像机的视角从海底穿过残破的法国国旗的镜头渲染出了浓重的史诗感。在小说中并没有对囚禁冉·阿让的土伦监狱进行详细描述，而电影则做了合理的改编：土伦是一座港口城市，电影中第一个场景就是众多囚徒在港口拉纤，暴风雨的特效更衬托了他们悲惨的命运，这种直观的视觉；中击力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实现的。同样的，在冉·阿让被释放的时候也增加了沙威命令其扛回粗壮的旗杆的细节，这是音乐剧所没有也是不能表现的。通过这一细节，既预示了冉·阿让与旗帜所代表的法兰西民族之间的关系，又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伏笔。 电影的优势还体现在全景场面的表现力上。在冉·阿让皈依天主重获新生后的场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相对于舞台不能延展的空间，电影伴随着冉·阿让的歌声，镜头从教堂前的坟墓渐渐拉远，从小镇到身后翠绿的青山与白云，随着冉·阿让撕毁的案纸最终对准了云间的太阳。这一场景恢弘大气，通过空间表现出人物命运的转折，暗示了冉·阿让的灵魂己走出坟墓，赢得新生。然而此时镜头一个突转，案纸被一股疾风吹走，镜头又飞速垂直向下，伴随着瓢泼大雨和阴暗的天空，—下子就将故事带到九年后的蒙特利尔。一明一暗的变化既消除了音乐剧更换场景时的不连贯性，又充满了丰富的寓意：八年前的希望被一股阴暗的大雨所浇灭，冉·阿让的命运也注定多舛。对巴黎全景的描绘，电影版也做到了点面结合，杂而不乱。通过人物的行动贯穿起宏大的场面，将具体人物与宏大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伴随着小伽弗鲁仕的脚步我们可以看到整装待发的军队，平民的呐喊，贵族阶级的蛮横无理以及起义青年的一腔热血。我们通过小伽弗鲁仕的视角看到的却是一场风暴的中心，一股股潜动的暗流。
在人物塑造上，电影吸收了小说和音乐剧的长处，尽可能做到了推陈出新。在芳汀命运的处理上，电影就超过了音乐剧版。在音乐剧版中芳汀被工头赶出工厂时冉·阿让并没有阻拦，而该剧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电影版的处理则更加合理，因冉·阿让注意到了沙威正在楼上看着自己而一时慌乱，从而没有对芳汀出手相救。这种处理方法让芳汀的命运显得更加深刻。她的命运被一次偶然的相遇所改变，命运如此无情；而这次相遇又是命中注定的，两个身份对立的人物，两个身份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电影版中芳汀的命运看似无常，实则在情理之中。通过这一细节，电影版相较于音乐剧版更好地突出了主题：妇孺的命运在那个时代毫无保障，迎接她们的随时是悲惨和不幸。
同时，爱波宁角色的设计也在小说与音乐剧版之间取得了平衡。原著中的爱波宁更加自私，甚至有些恶毒。她私藏了柯赛特给马吕斯的信，并有意将马吕斯引向街垒，就是为了和马吕斯死在一起。而在音乐剧中爱波宁则显得更加善良，在冉·阿让家遭劫的时候她尖叫发出警告，则是怕马吕斯以为她是同伙。而在新的巡演版中音乐剧也删去了这一细节，让爱波宁彻底成为了一个不求回报的好女子。影片中的爱波宁在二者之间，保留了藏信的细节，这也间接地决定了马吕斯选择参加起义。此次改编将人物塑造得更加丰满真实，也更接近雨果原著美丑对照的美学思想。
对于沙威的形象塑造，电影也注重通过空间位置感表现其内心的矛盾。除了前文提到的沙威与冉·阿让总是构成上下位置关系之外，在沙威两个独白场景，都使用了另一种位置的隐喻——“边缘”。在这两个场景中，沙威除了身居高处之外，还在自白的同时徘徊在高台边缘。以这种形式来刻画其内心的矛盾。而在沙威自杀时，边缘突然消解，他无法允许自己去同情冉·阿让，以至于以死的方式“逃离冉·阿让的世界”。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从高台坠下则又暗示他已经进入冉·阿让的世界，他以自我的牺牲换取了良心的拯救。这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对人异化的后果，无论是在边缘之内，或边缘之外。沙威的命运也是“悲惨世界”的一块拼版。
微小遗憾瑕不掩瑜
当然，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此次《悲惨世界》的改编也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某些编排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某些场景间的衔接还可以编排得更好。如冉·阿让收养柯赛特后，音乐剧版直接切到八年后的巴黎，而电影中则增加了沙威对冉·阿让的追逐。虽然相较音乐剧的一带而过，电影力图以画面表现沙威对冉·阿让的执着，但实则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沙威在城中骑马追逐冉·阿让的情节也显得有些突兀。再比如爱波宁倒在马吕斯怀中时的唱段唱到一半戛然而止，可能编剧认为电影中一个濒死的女孩的气力要唱完一整首歌会让人觉得有些虚假，但如此也牺牲了爱波宁性格完整性的塑造。
当然，这些瑕疵对于整部影片而言则无伤大雅，更给今后更多《悲惨世界》的改编作品留下了几分期待。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名著，《悲惨世界》的故事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行的步伐不会在这部影片中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无论何种题材的改编，《悲惨世界》作为文学作品的核心力量无疑是成功的最大砝码。因为在人生中我们总会遇到有关爱与自由的问题，而我们也总会期待一个光明的未来。关于这些永恒的话题，正如雨果本人所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