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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以22岁的“高龄”入伍。此前四年的知青生活，练就了吃苦的能耐和强健的体魄。我所在部队以训练严酷而著称全军，凭着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勤奋精神，很快便把全训部队的队列、军体、刺杀、擒拿格斗，战术、侦察甚至野外生存等科目熟习并且训练精道，“精力过剩”的我喜欢涂抹两笔，训练不用“开小灶”的空余时间多了个在板报上画画的机会。结果给上级主管文化的首长扯去安排摘创作。问：“摘什么画?”我立正回答：“中国画”——我以为他给我机会学。“那好，画两笔给我看。”我当时猛说“不行”的话肯定被他认为那是谦虚之词。当我战战兢兢地摸着他铺就准备让我大显身手的纸嗫嚅着说“怎么这么薄”时，我分明看到他眼里的惊讶：“这是宣纸呀!”我两腿已有些发软，但硬撑着去拿当时根本分不清狼毫还是羊毫的笔，沾他给我非常认真研的墨的那一刻，我真的两眼发黑了。“给我画个人呀]”——我觉得那是命令，被“逼”得没法的我心虚地弯下了腰……可一下笔，糟了!一个鸡蛋大的墨团还不听话地在晕化着。……“画什么呢?”犹如一声霹雷。“眉毛呀”不明白当时怎么还能答话，我分明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但从此开始与画笔结缘，那时我23岁。
1975年，赴京参加一个全军的美术工作会议。某晚跟着大伙到首都剧院看演出。当时还满身稚气的我端着个自己装订的，足有大号册页般大小的“速写本”在画着同样稚气的速写。艾轩坐在我前座，回头说：哟!大画家。邻近的人都看着我，我臊得汗在背后流，可强装“大画家”的架势在继续画着……这个速写本还在，那是我30年前的宝贝。里面画的东西现在看连起码的速写都算不上，但那是我学画起步的一个见证。那时25岁。
一身功夫的我，本应在军事上大干一番。1979年那场战争，所在部队上去了近一半人，看到战事的严酷，正在当连长的我冷静分析自己能有带兵打胜仗的把握——就凭我的军事素质。于是一封又封请战书递给了上级指挥部门。首长来听完后的陈述说：打仗的人我们有的是，能画画的就你，别吵了，画你的画去吧。那时我是又带兵，又画画。不让我去冲锋陷阵，但子弹也曾在耳边飞，炸弹也在眼前炸。那个时候就是画内容，不太讲究形式——不给打仗，那就多画几幅画吧。差不多一晚一幅“大制作”，同行喷喷称奇：这家伙怎么这么能画?!正得意间，邵增虎说了句：画不用多，要精。我一下子清醒了。这句话受用到现在。那时我29岁。
我虽非科班，无门无派，广采博取，东成西就，南腔北调，创作自然没了束缚。1987年轻松地创作了一幅部队生活的风情画送京参加全国美展，同时计划上京看展兼带家人旅游。1975年以来几乎送展的作品从没落选，但这次受到了意外的打击——电话通知；其它作者都人选，唯邓超华的落选……没脸向领导提上京的要求，只好作罢。三个月过去，一天在招炽挺画案上看到了一个证书，随手翻看，竟是那“落选”作品的入选证……其实误传了。“你的人选，其他人的才都落选呢。”不管怎么样，此后每摘创作都摆正心态，以画好画为目的。那时37岁。
全军在北京燕山脚下集中搞创作，某天我正悠然自得地画着，好友陈钰铭进门采随手撕了片纸铺在地下，拿笔沾墨在上面边比画边说：“东北人是这样用线的”，画了一笔：“江浙人是这样用线的”，再画了一笔，“我们河南人是这样用线的”，又画了一笔。“你们广东人是这样用线的。”又再来一笔。我看着不知所云。因为在他笔下好像都没有区别，于是在我的追问下又重复一次，还是一头雾水。他说了句河南话：“咋不明白”，走了!像传说中的高人一样出去了。我再面对正在创作的画幅开始莫名：我都是在全国大展中拿过数次最高奖的，线都不会画啦?但好友的一番用心自有道理，虽然没听明白，可再动笔时真不敢胡来了……结果在作品讲评时刘大为、刘勃舒、杨力舟、李宝林等人均说这是“北方的用线与南方的用墨结合得比较好的一幅创作。”当我再去看别的画展时，分析中我终于明白了钰铭给我比划的意思，这时49岁。
我喜欢用不同的形式作画，给自己的理由是不重复自己。但个性化就成问题了。既便是这样，也还是在线条的组织，水墨渲染，尤其是水墨肌理的驾驭，节奏韵律和强烈的大黑大白处理中让同行认知。虽然娴熟的方式方法使我在创作中显得得心应手，可每次创作都不敢掉以轻心。不过平庸的作品还时有出现，参展作品往往连自己都能感觉不满意。“大奖都拿过这么多次了，退步了?·苦思再三——还是语言问题：金奖并不说明你就是最好，只能说明你那件作品构思构图、方式方法、整体调控、画面处理等相对完善。换个题材内容，重新构图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歌手唱歌。不同的歌都一个唱法，自己爱唱，别人不一定爱听呢。画的创作也要“量身订做”，我极力这样做。探究这个问题时已经52岁了。
擅长于军事题材和历史题材的我，常喜欢翻阅图片类的资料。香港回归时凭着强烈的责任感构思了15米画作《百年沧桑》，画至深处欲罢不能，结果整出了23米多。可能天生就是当军人的料——千事情就是大气魄。现如今全国美展老要求2米以内，不过瘾啊。所以我是以题材需要，管他展不展呢。张道兴说我啦：悠着点吧!我也想。可一站到画案前便神思横溢，就开始玩命。这种血气方刚的脾气如何才能改?现在都54岁了……
1975年，赴京参加一个全军的美术工作会议。某晚跟着大伙到首都剧院看演出。当时还满身稚气的我端着个自己装订的，足有大号册页般大小的“速写本”在画着同样稚气的速写。艾轩坐在我前座，回头说：哟!大画家。邻近的人都看着我，我臊得汗在背后流，可强装“大画家”的架势在继续画着……这个速写本还在，那是我30年前的宝贝。里面画的东西现在看连起码的速写都算不上，但那是我学画起步的一个见证。那时25岁。
一身功夫的我，本应在军事上大干一番。1979年那场战争，所在部队上去了近一半人，看到战事的严酷，正在当连长的我冷静分析自己能有带兵打胜仗的把握——就凭我的军事素质。于是一封又封请战书递给了上级指挥部门。首长来听完后的陈述说：打仗的人我们有的是，能画画的就你，别吵了，画你的画去吧。那时我是又带兵，又画画。不让我去冲锋陷阵，但子弹也曾在耳边飞，炸弹也在眼前炸。那个时候就是画内容，不太讲究形式——不给打仗，那就多画几幅画吧。差不多一晚一幅“大制作”，同行喷喷称奇：这家伙怎么这么能画?!正得意间，邵增虎说了句：画不用多，要精。我一下子清醒了。这句话受用到现在。那时我29岁。
我虽非科班，无门无派，广采博取，东成西就，南腔北调，创作自然没了束缚。1987年轻松地创作了一幅部队生活的风情画送京参加全国美展，同时计划上京看展兼带家人旅游。1975年以来几乎送展的作品从没落选，但这次受到了意外的打击——电话通知；其它作者都人选，唯邓超华的落选……没脸向领导提上京的要求，只好作罢。三个月过去，一天在招炽挺画案上看到了一个证书，随手翻看，竟是那“落选”作品的入选证……其实误传了。“你的人选，其他人的才都落选呢。”不管怎么样，此后每摘创作都摆正心态，以画好画为目的。那时37岁。
全军在北京燕山脚下集中搞创作，某天我正悠然自得地画着，好友陈钰铭进门采随手撕了片纸铺在地下，拿笔沾墨在上面边比画边说：“东北人是这样用线的”，画了一笔：“江浙人是这样用线的”，再画了一笔，“我们河南人是这样用线的”，又画了一笔。“你们广东人是这样用线的。”又再来一笔。我看着不知所云。因为在他笔下好像都没有区别，于是在我的追问下又重复一次，还是一头雾水。他说了句河南话：“咋不明白”，走了!像传说中的高人一样出去了。我再面对正在创作的画幅开始莫名：我都是在全国大展中拿过数次最高奖的，线都不会画啦?但好友的一番用心自有道理，虽然没听明白，可再动笔时真不敢胡来了……结果在作品讲评时刘大为、刘勃舒、杨力舟、李宝林等人均说这是“北方的用线与南方的用墨结合得比较好的一幅创作。”当我再去看别的画展时，分析中我终于明白了钰铭给我比划的意思，这时49岁。
我喜欢用不同的形式作画，给自己的理由是不重复自己。但个性化就成问题了。既便是这样，也还是在线条的组织，水墨渲染，尤其是水墨肌理的驾驭，节奏韵律和强烈的大黑大白处理中让同行认知。虽然娴熟的方式方法使我在创作中显得得心应手，可每次创作都不敢掉以轻心。不过平庸的作品还时有出现，参展作品往往连自己都能感觉不满意。“大奖都拿过这么多次了，退步了?·苦思再三——还是语言问题：金奖并不说明你就是最好，只能说明你那件作品构思构图、方式方法、整体调控、画面处理等相对完善。换个题材内容，重新构图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歌手唱歌。不同的歌都一个唱法，自己爱唱，别人不一定爱听呢。画的创作也要“量身订做”，我极力这样做。探究这个问题时已经52岁了。
擅长于军事题材和历史题材的我，常喜欢翻阅图片类的资料。香港回归时凭着强烈的责任感构思了15米画作《百年沧桑》，画至深处欲罢不能，结果整出了23米多。可能天生就是当军人的料——千事情就是大气魄。现如今全国美展老要求2米以内，不过瘾啊。所以我是以题材需要，管他展不展呢。张道兴说我啦：悠着点吧!我也想。可一站到画案前便神思横溢，就开始玩命。这种血气方刚的脾气如何才能改?现在都54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