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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家片山空眼下正在做的“艺术”，就是到各地菜市场、动物园去给动物磕头。片山空将他的行为艺术命名为“我替人类向动物谢罪”。他打算用三年时间走遍中国，完成这一作品。2月24日，片山空在归真堂参观“活熊取胆”时，忽然跪倒在地，对着熊一边磕头一边说，“我要代表人类向你们道歉！”引来摄像机镜头全都由熊掉转过来对准他。
归真堂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座书院，实际上它是位于福建山区的一个养熊场。
“君子远庖厨”
早在1993年，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就称，有数以万计的亚洲黑熊在中国的养熊场中遭受活熊取胆的折磨。如今，亚洲动物基金会给出的“保守数据”是，中国养熊场的存栏量“至少在一万头以上”。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持续斗争的近20年里，中国养熊业的规模并没有缩小。但活熊取胆的技术从插管引流发展到无插管的造瘘，中医药专家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同样是在这20年里，互联网技术从拨号上网发展到人手一个的移动终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动物保护的观念和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越来越活跃，因而，活熊取胆近年来不断招致责难。
也有人超越道德层面去思考活熊取胆的问题。作家冯唐在微博上说，“有个涉及人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可以天天吃猪肉，但是不忍听黑熊被取胆汁？为什么可以勉强包容欺世盗名，但是看不下去指鹿为马？”反对活熊取胆的电视主持人胡紫薇当即在网上反驳了冯唐。可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反思自己，“一度为活熊取胆的事心里拧巴，下午逛菜市买起五花肉来却毫不手软。人是很难做到知行合一吧。相比反省自己的小德行来说，臧否别人要容易得多了。”
胡紫薇心里的拧巴是很真实的。早在2000多年前，先圣孟子就有过同样的拧巴，“君子远庖厨”，是他解决对动物的慈悲之心和口腹之欲矛盾的权宜之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儒家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和动物是并存的一体，而不是对立的。但儒家在提倡对动物仁爱的前提下，也提出对动物要“杀伐以时”，遵循自然规律地利用动物。
“使人类的关怀及于动物，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该并不陌生。毕竟，影响了中国许多世纪的佛教传统的一个中心理念是众生平等，甚至要求信徒不杀生。”彼德·辛格是当代动物保护主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动物解放》一书中文版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动物伦理观大加赞许。
中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更习惯于对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表达愤怒。近年来，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暴力、虐生、猎奇、炫富通常被置于动物伦理的解剖台上。活吃猴脑、生抠鹅肠、生剐驴肉，这些畸形的饮食方式被动物保护主义者挥舞道德的扫帚清扫进垃圾箱，也使社会对动物伦理的认识得到强化。
回归“非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乐于接受西方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动物权利的问题上，他们连西方的行为方式也刻意模仿。
片山空钻进狗笼子的行为艺术并非独创，之前就有纽约一位女摄影师裸体钻进猪圈。
手捧动物尸体游行，以宣扬动物权利；身体泼洒人造血静卧，以抗议斗牛比赛；裸体钻进铁笼子示威，以抵制皮草服装…… 当代动物保护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街头频繁地以创意、张扬，时尚的方式夸张地展现，令人印象深刻。
旅美学者沈睿说，“西方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人权思想的深入，是动物权利运动产生的根本基础。当代动物权利议题已经从边缘移到政治和法律争论的中心。动物保护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1975年，彼得·辛格出版了《动物解放》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当代动物解放运动的重要标志。辛格的理论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动物伦理学”，他从保护动物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出发，来劝导人们解放动物，提倡素食。
比辛格更犀利的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汤姆·雷根，他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拥有权利的主体。所以，雷根所代表的动物权利论者主张无条件地废除所有对动物的使用，包括人类的衣食、医学生物学实验对动物的使用等。雷根认为，并不在于因为这些做法带来的坏处多于好处，而是因为它们侵犯了动物的权利。
在实践层面上，西方的动物保护主义又因为主张“动物权利”还是“动物福利”而有所区分。前者更接近于雷根的思想；而后者的立场要妥协得多，他们认可人是可以利用动物的，但是提倡人道地使用动物，至少要求禁止“不必要的残忍”，以维护动物的福祉。
历史上，人类就有以“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观念为基础的朴素的动物权利思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对神学的挑战和科学的发展，西方人强调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人类中心主义成为近代动物观的主流。
从18世纪开始，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改变，酝酿了现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形成。进入20世纪，全球生态受到严重冲击，使人类的自然观和生活方式开始向生态文明方向转型。直到20世纪下半叶，动物保护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运动，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成为主流。进入21世纪以来，动物保护主义思想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新的动向。
“动物解放”的暴力
2004年11月14日，美国爱荷华大学心理学大楼实验室受到蒙面人的入侵，实验所用400多只老鼠被放跑，研究人员用的计算机遭到毁坏，经济损失近50万美元。入侵者把“解放动物”的红色大字涂在实验室墙壁上，然后逃之夭夭。这次行动由自称为动物权利组织的“动物解放阵线”所为。
动物解放阵线目前在40多个国家有分支，这个有50年历史的组织执行“直接行动”的准则，通过破坏、盗窃、纵火等暴力方式反对虐待动物。除了拯救动物以外，他们还攻击使用动物的人或破壞其财物。动物解放阵线经常针对打猎者、钓鱼者、动物养殖场、餐馆、动物园、马戏团、斗牛场等采取行动。
人权组织“反诽谤联盟”称，在过去20年里，极端动物权利和环保主义者、生态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实施了数百起纵火、爆炸、破坏和骚扰活动，所造成的损失超过1亿美元。
豆瓣网的“动物解放阵线在中国”小组网页上写道：哪怕只是从地上捡起石头扔向屠夫与刽子手共同建造的血腥城楼；哪怕只是在动物集中营的围墙上涂鸦“动物解放阵线在中国”的字样；哪怕只是戴上面具闯进医学院的实验室救出一只活在恐惧中的朋友；你就成为直接行动的动词；你就是无领袖抵抗的先锋……
对于动物解放运动中的暴力问题，彼得·辛格写道，“只是坐在桌边写信是不够的。必须立即救援动物！但怎么做？一般合法的政治抗议缓不济急，而且效果可疑。那么，应该破门而入，释放动物吗？这是犯法的，但遵守法律却也不是绝对的义务。”
在理论上，动物保护主义也面临挑战。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把痛苦和快乐作为道德的终极标准。而批评者认为，从生态环境伦理的角度看，给动物带来痛苦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动物之间的相互捕食是动物得以生存的前提，也是生态平衡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辛格的哲学被认为具有“反人类的立场”。
是否存在所谓“动物权利”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邱仁宗就提出，“现在是谈论动物权利的时候了。”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动物权利论的要害是反人类》一文予以反驳。学者秋风认为，权利是以权利意识为基础的，动物没有权利意识，所以动物无权利可言。
新的“动物世界”
现代动物权利运动始于英国。早在1822年，世界上第一个针对动物福利的立法《防止残酷和不适当对待牲畜法案》在英国议会通过。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反虐待动物法案。2009年，中国首部涉及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动物保护法》开始起草，但迄今尚未进入立法程序。归真堂事件发生后，国内推动反虐待动物立法的呼声再次高涨。
去年4月15日，京哈高速公路上演了一场截车救狗的行动，这一事件经微博发布，立即引起极大的关注。然而，由于被截运狗车的检疫运载证明、行车证照齐全，志愿者强行扣留车和狗的行动并没有法律依据。此后，类似的救狗事件随着网络传播放大而逐渐高调，但同样缺乏法律正当性的支撑。
旅美学者沈睿说，“在把家中豢养的动物看成宠物这点上，中国在急切地跟西方接轨的过程中。宠物这个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出现都是动物权利、动物保护运动形成的基础。”沈睿所说的“接轨”，就像两股平行的铁轨只接上了“动物权利意识”这一股，而另一股没有接上的，则是动物保护的法律。这种“单轨运行”的困境正是中国动物保护行动所面临的现实，也是其潜在危机的所在。
在中国，没有人比赵忠祥更堪称“动物的代言人”了。1980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从国外引进的电视系列节目《动物世界》。在这个电视片里，赵忠祥用极具质感的声音进行的解说，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和动物从未有过的亲近感。
今年3月10日，赵忠祥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被问到是否赞成活熊取胆时，他说，“我赞成！你看活人献血都可以，活熊取胆怎么就不可以了呢？”赵忠祥的这个回答带来的，几乎是网上一边倒的抨击。
动物保护主义者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成为新的“动物代言人”。沈睿说，“中国的动物保护运动是一个新的现象。这个现象表明中国正在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从对动物权利的意识上看，这个阶级已经开始说话。”
（本刊记者钱炜对此文亦有贡献）
归真堂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座书院，实际上它是位于福建山区的一个养熊场。
“君子远庖厨”
早在1993年，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就称，有数以万计的亚洲黑熊在中国的养熊场中遭受活熊取胆的折磨。如今，亚洲动物基金会给出的“保守数据”是，中国养熊场的存栏量“至少在一万头以上”。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持续斗争的近20年里，中国养熊业的规模并没有缩小。但活熊取胆的技术从插管引流发展到无插管的造瘘，中医药专家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同样是在这20年里，互联网技术从拨号上网发展到人手一个的移动终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动物保护的观念和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越来越活跃，因而，活熊取胆近年来不断招致责难。
也有人超越道德层面去思考活熊取胆的问题。作家冯唐在微博上说，“有个涉及人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可以天天吃猪肉，但是不忍听黑熊被取胆汁？为什么可以勉强包容欺世盗名，但是看不下去指鹿为马？”反对活熊取胆的电视主持人胡紫薇当即在网上反驳了冯唐。可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反思自己，“一度为活熊取胆的事心里拧巴，下午逛菜市买起五花肉来却毫不手软。人是很难做到知行合一吧。相比反省自己的小德行来说，臧否别人要容易得多了。”
胡紫薇心里的拧巴是很真实的。早在2000多年前，先圣孟子就有过同样的拧巴，“君子远庖厨”，是他解决对动物的慈悲之心和口腹之欲矛盾的权宜之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儒家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和动物是并存的一体，而不是对立的。但儒家在提倡对动物仁爱的前提下，也提出对动物要“杀伐以时”，遵循自然规律地利用动物。
“使人类的关怀及于动物，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该并不陌生。毕竟，影响了中国许多世纪的佛教传统的一个中心理念是众生平等，甚至要求信徒不杀生。”彼德·辛格是当代动物保护主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动物解放》一书中文版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动物伦理观大加赞许。
中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更习惯于对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表达愤怒。近年来，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暴力、虐生、猎奇、炫富通常被置于动物伦理的解剖台上。活吃猴脑、生抠鹅肠、生剐驴肉，这些畸形的饮食方式被动物保护主义者挥舞道德的扫帚清扫进垃圾箱，也使社会对动物伦理的认识得到强化。
回归“非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乐于接受西方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动物权利的问题上，他们连西方的行为方式也刻意模仿。
片山空钻进狗笼子的行为艺术并非独创，之前就有纽约一位女摄影师裸体钻进猪圈。
手捧动物尸体游行，以宣扬动物权利；身体泼洒人造血静卧，以抗议斗牛比赛；裸体钻进铁笼子示威，以抵制皮草服装…… 当代动物保护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街头频繁地以创意、张扬，时尚的方式夸张地展现，令人印象深刻。
旅美学者沈睿说，“西方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人权思想的深入，是动物权利运动产生的根本基础。当代动物权利议题已经从边缘移到政治和法律争论的中心。动物保护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1975年，彼得·辛格出版了《动物解放》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当代动物解放运动的重要标志。辛格的理论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动物伦理学”，他从保护动物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出发，来劝导人们解放动物，提倡素食。
比辛格更犀利的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汤姆·雷根，他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拥有权利的主体。所以，雷根所代表的动物权利论者主张无条件地废除所有对动物的使用，包括人类的衣食、医学生物学实验对动物的使用等。雷根认为，并不在于因为这些做法带来的坏处多于好处，而是因为它们侵犯了动物的权利。
在实践层面上，西方的动物保护主义又因为主张“动物权利”还是“动物福利”而有所区分。前者更接近于雷根的思想；而后者的立场要妥协得多，他们认可人是可以利用动物的，但是提倡人道地使用动物，至少要求禁止“不必要的残忍”，以维护动物的福祉。
历史上，人类就有以“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观念为基础的朴素的动物权利思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对神学的挑战和科学的发展，西方人强调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人类中心主义成为近代动物观的主流。
从18世纪开始，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改变，酝酿了现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形成。进入20世纪，全球生态受到严重冲击，使人类的自然观和生活方式开始向生态文明方向转型。直到20世纪下半叶，动物保护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运动，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成为主流。进入21世纪以来，动物保护主义思想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新的动向。
“动物解放”的暴力
2004年11月14日，美国爱荷华大学心理学大楼实验室受到蒙面人的入侵，实验所用400多只老鼠被放跑，研究人员用的计算机遭到毁坏，经济损失近50万美元。入侵者把“解放动物”的红色大字涂在实验室墙壁上，然后逃之夭夭。这次行动由自称为动物权利组织的“动物解放阵线”所为。
动物解放阵线目前在40多个国家有分支，这个有50年历史的组织执行“直接行动”的准则，通过破坏、盗窃、纵火等暴力方式反对虐待动物。除了拯救动物以外，他们还攻击使用动物的人或破壞其财物。动物解放阵线经常针对打猎者、钓鱼者、动物养殖场、餐馆、动物园、马戏团、斗牛场等采取行动。
人权组织“反诽谤联盟”称，在过去20年里，极端动物权利和环保主义者、生态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实施了数百起纵火、爆炸、破坏和骚扰活动，所造成的损失超过1亿美元。
豆瓣网的“动物解放阵线在中国”小组网页上写道：哪怕只是从地上捡起石头扔向屠夫与刽子手共同建造的血腥城楼；哪怕只是在动物集中营的围墙上涂鸦“动物解放阵线在中国”的字样；哪怕只是戴上面具闯进医学院的实验室救出一只活在恐惧中的朋友；你就成为直接行动的动词；你就是无领袖抵抗的先锋……
对于动物解放运动中的暴力问题，彼得·辛格写道，“只是坐在桌边写信是不够的。必须立即救援动物！但怎么做？一般合法的政治抗议缓不济急，而且效果可疑。那么，应该破门而入，释放动物吗？这是犯法的，但遵守法律却也不是绝对的义务。”
在理论上，动物保护主义也面临挑战。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把痛苦和快乐作为道德的终极标准。而批评者认为，从生态环境伦理的角度看，给动物带来痛苦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动物之间的相互捕食是动物得以生存的前提，也是生态平衡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辛格的哲学被认为具有“反人类的立场”。
是否存在所谓“动物权利”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邱仁宗就提出，“现在是谈论动物权利的时候了。”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动物权利论的要害是反人类》一文予以反驳。学者秋风认为，权利是以权利意识为基础的，动物没有权利意识，所以动物无权利可言。
新的“动物世界”
现代动物权利运动始于英国。早在1822年，世界上第一个针对动物福利的立法《防止残酷和不适当对待牲畜法案》在英国议会通过。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反虐待动物法案。2009年，中国首部涉及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动物保护法》开始起草，但迄今尚未进入立法程序。归真堂事件发生后，国内推动反虐待动物立法的呼声再次高涨。
去年4月15日，京哈高速公路上演了一场截车救狗的行动，这一事件经微博发布，立即引起极大的关注。然而，由于被截运狗车的检疫运载证明、行车证照齐全，志愿者强行扣留车和狗的行动并没有法律依据。此后，类似的救狗事件随着网络传播放大而逐渐高调，但同样缺乏法律正当性的支撑。
旅美学者沈睿说，“在把家中豢养的动物看成宠物这点上，中国在急切地跟西方接轨的过程中。宠物这个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出现都是动物权利、动物保护运动形成的基础。”沈睿所说的“接轨”，就像两股平行的铁轨只接上了“动物权利意识”这一股，而另一股没有接上的，则是动物保护的法律。这种“单轨运行”的困境正是中国动物保护行动所面临的现实，也是其潜在危机的所在。
在中国，没有人比赵忠祥更堪称“动物的代言人”了。1980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从国外引进的电视系列节目《动物世界》。在这个电视片里，赵忠祥用极具质感的声音进行的解说，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和动物从未有过的亲近感。
今年3月10日，赵忠祥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被问到是否赞成活熊取胆时，他说，“我赞成！你看活人献血都可以，活熊取胆怎么就不可以了呢？”赵忠祥的这个回答带来的，几乎是网上一边倒的抨击。
动物保护主义者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成为新的“动物代言人”。沈睿说，“中国的动物保护运动是一个新的现象。这个现象表明中国正在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从对动物权利的意识上看，这个阶级已经开始说话。”
（本刊记者钱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