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各地又涌现考生撕书狂欢的场景。有评论说，考生释压也要选择正确的方式，譬如结伴登山、散步，组队打球、比赛，甚至K歌等，不见得非要“撕书扔满楼、狂吼声满天飞”。
　　我觉得，这种论调很好笑，因为他根本没搞明白，什么是狂欢。根据巴赫金的定义，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各大城市（如罗马、巴黎等），每年合计起来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过着狂欢节的生活。其特点有三：一、先前存在的等级关系暂时取消；二、笑谑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一切神圣物不敬、歪曲和亵渎；三、狂欢节是全民性的，在狂欢中，没有观众，全民都是演员。经过狂欢节的宣泄后，人们才能更健康地生活。
　　中国考生的撕书狂欢，首先是高考制度的压迫性决定的。在中国，说“高考决定命运”一点都不夸张。基于此，考生的“本我”出于理性自利而服从于高考“超我”，就成了宿命。而这需要十几年的坚持，其中包括最躁动的青春期。不难想象，一旦阀门松懈，报复性反弹会有多强烈。大部分学生既无法脱离高考制度（出国），也无法改变它，更不敢把教导主任揪出来拳脚相加，只能把目光投向没有生命和反抗能力的书本、试卷，撕书也就成了学生针对高考体制最直接的、最低成本的宣泄方式。
　　有些朋友的看法则具有社会批判眼光：“考后撕书，暴露了课本价值的无用，这种教育制度不需要反思？”其实，这一病症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文凭社会的“通病”。美国学者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反驳了两个习以为常的认知：其一是教育扩张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存在“教育过剩”。虽然受教育水平的确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事实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方式习得的。
　　柯林斯的潜台词就是，只要社会处于资源相对短缺的状态中——人类社会至今仍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社会就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筛选机制，来帮助实现对有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现代教育制度就是这样的筛选机制之一，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的话说，教育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已经背离了“塑造人格”“培养技能”等初衷，而演变成为进行公平筛选的机制。“学校中为何要学许多在进入社会之后完全‘无用’的知识？为何要考许多纯粹‘整人’的题目？其实这些知识和题目并非完全无用，它们的实际用处，就是让一部分学生不及格或考不上，这样就可以帮助实施有限社会资源（比如中国当下的‘985高校’录取名额）的相对比较公正的分配。”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工作会被机器人取代，未来社会需要人从事的工作会越来越少，工作岗位的竞争压力将空前加剧。
　　所以，在文凭社会这一庞然大物面前，只要不给社会和他人添麻烦，不增加清潔工负担，考生撕书就只是一场让人同情的狂欢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更无须口诛笔伐。
　　清人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面对文凭社会这样深深嵌入你身体和灵魂的社会筛选机制，你拿剑也难消啊。
　　多年前看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有个镜头辣得我眼睛疼：康有为抱着一堆书放在桌子上，然后拿出一把尖利的锥子，猛地向下一扎，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锥穿五本书，今天就读五本书，每天不读完“一锥书”，决不休息。
　　现在我算看明白了，天下有多少人能像钱钟书那样享受纯粹读书的乐趣啊？更多的人是为了功利目的而读书，当投入与产出不对称，势必郁积怨气，以致要拿书出气喽。
　　能让人出气，也是书“净化心灵”的功德之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