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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按发言顺序排列）：
扎西达娃 西藏文联主席、西藏作协主席、作家
郭守平
西藏文联党组主席团成员
普布昌居 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
朱小如
前《文学报》评论部主任
刘琼
《人民日报》文艺理论室主任
蓝国华
西藏社科院研究员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新民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大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熬超
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研究所作家
夏元明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尼玛潘多 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李鲁平
《芳草》杂志社副主编、评论家
刘醒龙
《芳草》杂志社主编、作家
扎西达娃：这么些年，我们西藏的作品和作者能在文坛有些影响，都是和《芳草》的关注有很大关系。《芳草》杂志近年来已经发了几期“吉祥青藏”专号，仅长篇小说就推出了阿来的《空山》、朗顿·班觉的《绿松石》、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等。这次，刘醒龙能再次带队来西藏，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也是对我们作家们的一个很大的激励。
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个议题里面，就有对西藏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的议题。今年又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大庆，中央也派代表来了。除此之外，经济方面的三板上市，都有一些对西藏特殊的优惠政策。
作为边地文学来说，我觉得“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这个点选得非常好。让我们的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更好的呼应，为研究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西藏和内陆中心的大都市的文化积淀和文学现象肯定会有所不同，希望我们高水平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们，能够在西藏满载而归。
这种研讨会如果在全国各地辐射开来，就会形成很大的格局，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学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郭守平：这个会我是主动要求来的。这个题目吸引了我。这次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有创见，有远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中央也要求作家、艺术家来西藏深入生活。我们文艺工作者探讨边地文学的价值和方位，也是在落实总书记的指示，落实中央的要求。我们这些讨论和推进，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也有着丰富的意义。
普布昌居：现在是边地文学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有政策上的倾斜、资金上的扶助，中国作家协会在作家的培养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国内著名的刊物，比如《芳草》杂志，积极地推荐西藏的作家。这些都为边地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我想，边地文学要发展，也应该寻求比较主动的发展机会和表达空间。边地文学作家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状况。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提供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越来越相同。这种相似有外在的，更有内在的。、生活的同质化也带来了文学的同质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转型，商业的大潮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危机。价值失衡和消费主义在文学创作当中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我想，边地文学能不能针对中国文学的同质化和现代病，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从自己的文学出发，继而对整个中国文学有些贡献，有一些反拨，实现一些价值。
相对中国的发达地区，边疆受这些冲击比较小一点。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继承，可能相对来讲，要完整一些，古风尚存。边疆的文学作家要能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吸纳和转化，能够给文坛提供多样化的审美体验，给不同文化带来相互的补充和参照，对同质化进行反拨，对现代病进行疗治，同时能带去一定的文学价值。
西藏文学作为边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一定探索意义的。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作家，他们都是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光是写出了西藏的自然地理、民族风俗，同时也写出了藏族文化滋养下的人的精气神，写出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写出了“西藏味儿”。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比如和谐观、生态观、利他思想，这些对当下的人心与社会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都深植于人的内心，无需理论的支持，几乎可以成为一种本能.世代相传。
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里面有一个人物，为了保护藏羚羊，而牺牲了自己。这部电影被定义为环保题材作品，但是它的文学意义远远高于环保意义。它是以整个生态系统为本的，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生命观。再比如，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也能够打动人心。这些都是可以吸纳的好的、内在的东西，它们不分民族，不分国界，对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
西藏的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杂糅在一起的，作家在这个资源宝库中，要有自己的辨别能力，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视角，还得有现代眼光和批判意识。
另外，对于边地作家的母语创作，我想说，目前母语作家的理论资源比较欠缺，因此对理论的学习要重视。另外，边地母语创作的翻译工作，也要跟上。
朱小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题目。最主要的、我们最早关注的是，所谓“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从扎西达娃开始，从先锋派开始，其实汉语作家早就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先锋作家往往都是从西藏回去之后，才把汉语写得非常精彩。我就觉得很奇怪，最早在《芳草》“中国经验”栏目我们讨论过，中国古代的“中国经验”就是一个人鬼神魔叙事都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经历过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一套方法思维之后.我们连基本的神话思维都没有了。而这些缺失的，如今却从扎西达娃、从马原的作品里重新得到了，更重要的是这种神话思维对我们汉语文学的影响。 “边地文学”的价值在哪里？这是我们汉语作家应该思考的，有些作者在青海、西藏等地待了很多年，已经吸收了“边地文学”好的方面，但回过头来，他又把汉人的习惯思维，把我们社会的尔虞我诈，过多地投射在小说之中。这就是类似作品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而我在次仁罗布、龙仁青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和谐，感受到不那么尔虞我诈的关系。同时，当我将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认真读完后，我很是吃惊。一开始我还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上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主要表现在叙述现实问题的时候，在表现文学的政治、人的政治的时候。但我在看这部小说时发现，它关注的不是人的民族、地域，而是讲一个人应该有定力，并且在风云变幻中怎样去保持基本的做人的定力。这种定力是不跟随时代风云变幻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小说中管家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女主人，让我不禁思考他的定力是从哪里来的。其间次仁罗布对西藏叛乱及“文革”等事件的书写也让我很吃惊。
这部小说为我重新打开了一个思路，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应该具有基本的定力。无论社会风云怎么变幻，都应该有这种基本的传统，有这种与人为善的逻辑，都能找到灵魂最终的归宿。西方社会很早就提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这样的现代性的命题，而我们几乎没有很好地琢磨过。但是我们有自己守恒的东西，这才是我认为作为文学和文学性最重要的。神话思维带给我们的语言已经超出了简单的、逻辑的层面，在此种思维中，你可以有超脱，可以有想象，可以有假借。所以看阿来的《格萨尔王》，我也有想法。我觉得它可能还是稍微虚空了一些。我们可以写虚，但我真没想到次仁罗布这次写了这么实的一个小说，而且这么直面，让我觉得真有胆量。我很佩服。
对于当代作家，我们的价值与方位就在这里。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我们讲我们的守恒定律，讲我们灵魂的最终归宿。这才是最基本的，这才是我们文学最需要解答的问题。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给出这个答案，但是我们积极地在努力，这就是我认为的价值，且所有的世界的题目都在这里。
刘 琼：这个主题比较切合大的时代背景，也有着比较深层的意思。我认为，我们坐在这里谈边地文学的时候，可以有两种角度。
第一种角度是，我们在全国这样一个范畴、这样一个空间感里面谈边地文学，对边地文学有一个相对的地域和地理的界定。另一种角度就是，我刚刚听普布昌居谈她对边地文学的理解的时候，感受到她也有她的文学自觉性在里面。
我们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西藏也好，其他边疆少数民族也好，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隔离，信息的交流已经非常的畅通了，但同时也还保存着一定的个别性。这就是时间感、空间感的差异性。
文学和文化都是以人为主体的。从这个主体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关照，才会产生种种观念性、认识性的东西，从而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往大处说，政治经济背景里面，我们边疆处在这一重大版图上的重要性和功能性，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角度，我觉得也值得探讨，那就是文学与时间和空间的价值。文学和空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的边地文学，在流变的过程当中，比我们内地的东西更容易引起大家的美学关照，这些异域的风格化的东西，传播起来更容易在一条线上面，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脉络。文学也就表达了它的地域背景，表现了一定的时空关系。创作者从个体的内心出发，对生存的环境关系进行了反射。这种反射，导致了共性的美学的形成，导致了文学风格的形成。
边地绝不是边缘，边地文学也绝不是边缘文学。藏地作家这些年来发出了响亮的文学的声音，这些都是值得鼓励和推进的。以此，可以使这个群体的声音更大一些，展现出更多民族性的东西来。
蓝国华：古代的边塞诗歌，应该算是边地文学；近现代的，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云南的新疆的西藏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开始出现了。早期的边地文学异军突起，也是在西藏。八十年代以后，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一批藏地作家，逐渐引起文坛的普遍关注。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这几年云南的边地文学奖，也搞得很红火。
在我看来，边地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两者是相对共时存在的。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是自然地理；二是社会发展，是由社会物质生产力决定的：三是文化心理。这三种形态可能会叠合，也可能剥离。这涉及到历史发展和互相认同的问题。我们当前的边地文学，总体还是边疆民族地域文学。西藏文学占据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就文化而言，主要有：一是文化普及的价值。文学的熏陶，精神的培养；二是文化交流的价值。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认同；三是文化的借鉴价值。各种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结合实际取长补短，同时也加深对母族文化的认识：四是文化的创新价值。它有助于整体的人类文化的创新。
就政治而言，边地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促进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比如一些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军旅作品，又如一些表现英雄情结、理想主义的作品。
另外，边地文学对于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弱势文化的关注和尊重，是对人的平等意识和发展意识的体现，有助于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性的确立。
那么，边地文学如何定位呢？我觉得应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全民族的更深入的交融。同时，也要有利于我们文化的整体创新。我们的边地文学，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植根时代的沃土，注入新鲜的血液，和谐的发展，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
李遇春：“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和方位”这个主题的提出，非常有战略性和前瞻性。这可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会占据一席之地。
《芳草》提出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话题，在国内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芳草》杂志的同仁也在关注边地文学，关注怎么样立足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对于中国边地作家的中国故事的讲述，《芳草》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芳草》杂志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只是创作，更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方面潮流的引领，这也是令人非常钦佩的一个地方。 研究边地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在我看来，还是对原有“中国经验”的进一步的深化。大家刚刚提到这些年来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方面的状况，我们专门来提出边地文学的理念，非常有意义。
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是一对孪生姊妹，不可分离。我们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是以内地文学作为中心来进行叙述的。边地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对我们的文学史也是有意义的。如何书写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可能是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可能能撬动我们对整个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边地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边缘的文学，它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和内地文学会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补充、辅助和填补。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不应该是一种边缘和中心的关系，而应由二者构起一种对话的关系。双方互为主体，没有主次之分。
我们研究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和方位，还是要追溯历史、穿透历史。且不说古代的边塞诗作品，只说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边地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很多内地的作家来到边地，进行采风、改编和翻译，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开来。这是内地文学和边地文学的一体化过程，关注的是同一性。八十年代以后，边地文学摆脱了追求同一性的进程，开始追求文学的差异性，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当然，内地作家比如张贤亮、张承志也有一些对边地的书写。还有迟子建，也算是一种极地的写作。
二十一世纪，应该有意识地追求融合性。中国是多民族的文化，不是汉民族中心的文化，不要为了追求差异性而追求差异性，而是应该上升到一种思想的、文化的、艺术的、审美的各方面融合的境界。
周新民：“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中国故事”、“边地文学”。这个题目的实质性问题是要处理“中国故事”和“边地文学”的关系。“中国故事”是一种普遍性的叙事方法，而“边地文学”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地方性的叙事。这当“中国故事”和“边地叙事”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就碰撞出一个问题：不同视野的两种叙事如何去处理？
无论是作为空间的“边地”，还是作为文化的“边地”，其实都是一种边缘的话语。相比较而言，“中国故事”则是中心话语，它要处理的是普遍性叙事。因而“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普遍性叙事的“中国故事”和作为地方性叙事的“边地文学”并非是对立的话语表述，二者存在着诸多丰富复杂的联系。
就现阶段的“中国故事”的基本内涵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如何叙述边地融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情境？大概有三种叙述立场与方法，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类“边地文学”。第一，从普遍性的价值立场去叙述。此类“边地文学”以其叙述边地融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历史情境，汇入到“中国故事”的洪流为旨要。通俗的说，就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去叙述边地，叙述边地如何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中去。以西藏的文学为例，像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等，都是在叙述西藏如何汇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洪流之中。第二种叙述立场，是以地方性叙事作为一种叙述的观照点，比如李学辉发表在《芳草》上的《末代紧皮手》，在宏大的历史变动中去突出、彰显这种紧皮手的价值和信仰，是一种纯粹的地方性叙事。这种叙述立场叙述了“边地”作为地方性叙事相比较“中国故事”普遍性叙事的特殊性。
边地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无法脱离民族国家的现代历史建构。另外，边地的历史肯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的表达或者知识观念。上述两类“边地文学”处理“中国故事”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叙述方式。这次我在《芳草》上读到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后十分兴奋，我觉得这部作品是“边地文学”中处理“中国故事”和地方性叙事比较出色的一部作品。《祭语风中》一方面它亳不回避边地历史和中国现代民族历史的建构密切关联，细密地叙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文化大革命等“中国故事”。但是，《祭语风中》在叙述这种普遍性的历史的时候，一直紧紧地扣住、把握住边地的历史。次仁罗布通过主人公个人的命运来展开边地的历史，在展开的过程中通过主人公的人生体验、个人经历、所见所闻，从边地的历史信仰这一系统中去感知表达中国历史的变动。也就是说次仁罗布是从这种普遍性的叙事立场与视野出发，紧扣住边地的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去展现边地自身的独特的风貌，但是他的这种展现毫不回避中国普遍性的叙事和信仰。《祭语风中》表现了“边地文学”叙述“中国故事”的新境界。
第二，边地的地方性叙事如何和普遍性叙事之间形成一种沟通，这是“边地文学”处理“中国故事”的又一重要方式。“边地”有独特的风俗、信仰、民情，但是这种独特性如果离开了普遍性的叙事作参照，就缺乏了价值和立场。比如说我们对西藏的很多作品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内地文学不具备的一些思想素质。诸如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诸如对人和神的关系的叙述和描写，这些都是我们内地的文学所不具备的。但是，正是基于普遍性叙述，“边地”叙述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边地文学”的地方性叙事的叙述，弥补或者丰富了我们的“中国故事”，非常延展地拓宽了“中国故事”的内涵和边界。
第三，“边地”的地方性叙事里面肯定有很多奇特独到的东西，这种奇特性和独到性本身又是对普遍性叙事的一种补充和丰富。比如扎西达娃的一系列小说，这种审美的经验让我们感到很新奇，我们总想用普遍性叙事去解读它，曾经从先锋文学的叙述规范去解读扎西达娃小说的一些特性。先锋文学是基于“中国故事”而衍生出来的叙述美学，在我看来，它和扎西达娃的小说之间有相似性，但是绝对不属于同一知识谱系。扎西达娃的许多小说处理的其实就是边地经验。其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性、人物形象的符号化，本身就是西藏文化的表征，它无非表达的是边地人的独特审美思想与情趣。如此看来，像扎西达娃的那些作品，丰富了有“中国故事”所不能涵盖的独特内涵与意蕴。 总体看来，“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非常有意义地揭示出了当下文学研究如何去处理普遍性叙事和地方性叙事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话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
刘大先：我们现在来谈边地文学或少数族群的文学也好，地方性文学也好，实际上谈的是怎样重新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中国在地域、语言、文化方面，都是复杂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丰富性的存在。这样的存在致使你很难把它做一个本质化的书写。而我们在大学时学的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的理论实际上是缺失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原来的一体化，到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是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文学有一个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这发展趋势到了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以来，又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我们可能在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又过于强调这个差异化，这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如今，我们的文学如何对我们的时代、社会、整个民族的时代精神重大性的话题做一个发言，成了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
而今，文学向新媒体、自媒体等扩展，在这样一个语境当中，我们来思考边地文学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会发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这不同的传统面临着一个普遍性时间的问题。我要说，边地不一定等于边缘。我们经常探讨边缘和中心的对立，且往往会把一个地方性的知识体系或文学传统、文化传统，当作普遍性时间当中特殊性的地域。这个普遍性的时间就是现代性的发展，而这个特殊性地域可能是拉萨、凤凰或者丽江。仿佛在这个普遍性时间当中，有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时间性的存在。一般人类学也有一个大的毛病，它老是研究所谓的原始民族或者边远村落，仿佛他们与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时间段上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还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边缘的活力。这个提法出自闻一多他们在抗战时候发现的边地少数民族原始的野蛮性，即所谓原初的活力。这种边缘活力的说法实际上似是而非。在这种边缘活力的说法当中，边缘的地方、边地永远只是作为中心的一个补充，且如果按这种模式下去，边地就会变成边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如何讲中国故事。要讲中国复杂性的故事，肯定是要摆脱中心和边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来到拉萨，感受到佛教之光。佛教讲人的自明性，佛性有一盏灯，我们现在谈边地文学、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是干灯互照、光光相印。每个地方性文学与族群性文学可能都是一盏灯，不同的灯照印起来像满天星斗一样，才能真正照亮我们的中国故事。所以我认为讲述中国的经验，讲述中国故事，讲边地文学的方位和价值所在，可能更应该立足在这个方面。
熬超：我是“藏二代”，从小生活和工作在西藏，我熟悉这里的一切，我的创作素材和人物原型，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人和事。西藏深深根植在我心里，除了它的海拔高度能打动我，它的民族精神也打动了我。
西藏的老一辈的作家，以扎西达娃为代表，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从西藏传到了国外。借助边地文学的姿态，引发了当代文学的冲击波。新世纪以来，在内地的大力关心下，我们也有了以次仁罗布为代表的本土作家群。他们以新的群体力量在崛起。他们的写作，是将神性的东西浸透在一种琐碎的事情当中……
刘小枫说，叙述改变了人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我们西藏的独特的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边地文学，形成了西藏的精神的叙事空间，也形成了高度的自然神性。
作为地理概念上的边地作家，我觉得我们写好身边的故事，就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我要做的就是还原，还原藏族人的内心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这是一个藏族作家应尽的责任，也是我未来的创作方向。
夏元明：边缘究竟为何意？往往，边缘人说话是说不到点上去的。但边缘人也有一个好处，他站在独特的立场与视角上，有可能说出一点能引起别人思考的东西。
就像李遇春所说，《芳草》以前提出了“中国经验”，这次会议又提出“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这都是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提法。用李遇春的话来说，它可能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书写一笔，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起到积极作用。我很赞成。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文学与其说是理论先行的建构，不如说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通过实践的总结，然后逐渐去发展。其实我对西藏文学是缺乏了解的，也甚少与西藏作家接触。但这次我读了次仁罗布的小说之后，感觉写得很出色。我反复斟酌后为我的发言命题为：阅读是心灵的朝圣。
我在多年以前读过一本书，是由法国的一对父子写的，与我们的西藏也有关系。父亲是法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哲学的教授，儿子是一个有成就的生物学家，书名叫《和尚与哲学家》。这个儿子有一次去尼泊尔待了一阵子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对他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产生了怀疑，最终皈依了佛教。他说的一句话颇为有趣，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疲于奔命地努力追求，最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却放弃了。而这最主要的问题在他看来就是灵魂的问题。
所以我读次仁罗布的小说，感觉在这一点上他给我的震撼非常之大。表面上看，这个小说是在写西藏的历史，其实他真要写的是主人公的心路历程。通过他的心路历程来折射整个藏族人民的心路历程。这就使我想起了鲁迅说《红楼梦》的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大观园内外那么多的悲剧，只有宝玉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而他最后“悬崖撒手”。但是《祭语风中》的晋美旺扎不是这样的。他在还俗后最终重又皈依，在那一方天葬台上，完成对自我与他人的救赎。小说中这种对心灵的崇尚是我们内地文学比较缺乏的。
与此同时，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我们藏族文学可能表面上在坚持自己的东西，可背地里却隐藏着内地文学、汉语文学的尺度。我们现在对西藏文学似乎有一个不说自明的期待，它自然环境的独特、文化的神秘、藏传佛教的精神，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的。然而就《祭语风中》而言，我认为，首先，次仁罗布在叙述整个历史的时候，对历史的评判并没有自己的立场，这一点我认为可以探讨。第二，这样一个历史，与主人公整个心灵的皈依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当代的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关系，这些方面的揭示也似薄弱了些。当然，由于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调动了很多生活的积累，生活细节与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而不是光去走主题，所以小说就非常的感人。 归纳起来，我觉得这个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各位作家要积极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扎根自己的生活与文学土壤，不要被某种时尚的东西所左右。在反思价值与定位的时候，更要思考如何坚持自己本土的东西，又如何才不被其他的东西所左右。
尼玛潘多：随着现代科技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理上以及经济上的边地概念在逐步淡化，但在文学领域，内地和边地的交融共通还需要时日。内地人对边地的概念感还是很强。
边地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让边地不再边缘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繁荣发展能够凝聚民族共识，让边地不再边缘化。
作为一个边地写作者，我的切身感受是信息的不对等。我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听一个很有名的期刊主编说，杂志不太敢发西藏作者的作品，因为太敏感。当时我甚感失落。但是，有《芳草》杂志这样一个平台，有像刘醒龙主编这样一些人在努力为边地文学和边地作家做一些事，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会有所改观。感谢《芳草》杂志的努力与坚定！
李鲁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初来西藏，我们对气候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对边地文学的价值和独特性的发掘，也需要时间和准备。我们既被西藏口耳相传的神秘与魅力所吸引，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在如何理解认识西藏，理解认识它的历史和文化乃至文学，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多年来，就西藏而言，这里积累了丰富的边地文学的故事和文本。无论是扎西主席当年对西藏故事那种开创风气的讲述，还是《绿松石》这种相对传统的讲述，以及今天次仁罗布对西藏社会历史进程和人物命运追求的讲述，都应该是当代文学宝库里辉煌的一章，应被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我个人认为，边地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世界和人类未来的看法。这两点我认为是很多内地作家所忽视的。一个聪明的内地作家，应该多看看边地作家的作品。
刘醒龙：这些年，在文学界我落得一个“藏迷”的绰号，如此说法是俗是雅且不管它，我热爱白雪高原、蓝色水天的本性这辈子是改不了的。这是我第四次来西藏。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来西藏，我写了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第二次铁凝主席带队，我们从林芝一路走来；二O-三年第三次登上青藏高原，又写了《用胸膛行走的高原》之二。年轻时我没有写诗，人到中年，与青藏高原相遇，才激发出自己的诗情。这一次是第四次了，而且终于到达心仪已久的珠峰面前。在西藏，我们和本地作家建立联系，并且成为朋友。我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任何事情的发生与出现，往往是个人经验。我做《芳草》杂志，这是第十个年头。今年我们杂志被评为中文核心期刊，大数据统计我们排在第六。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这个奇迹让我开始反思，反思我们杂志究竟有些什么特点？我这十年究竟做了些什么？
这样反思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有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边地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在《芳草》发过头条的四个长篇，阿来的《空山》、朗顿·班觉的《绿松石》、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除了西藏作家的作品，我们也发表了很多甘肃作家的作品。这些优秀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细节的东西、灵魂的东西让我感动，它展现出一种人性的美感。也可以是一本杂志的灵魂。
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中，我有我的主张和表述。我们杂志有个择稿的标准，那些写职场写官场蝇营狗苟之事的作品，我们不发。把这些稿子剔除之后，就发现剩下的大多是边地作家的作品。我这样判断，然后做了这种选择。其实边地在我的印象当中实际上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文本，而并非其它。那么我在进行作品选择的时候，我是把这些作品，包括边地的作品放在我的整个文学的鉴赏力与鉴赏水准之上，摊开来进行选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把我选择的作品放在我们当代文学整体的框架里进行选择，而从未将它单独作为边地文学来选择。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也正因此，我们今天才共聚于此，通过各位专家与作家，进行相关问题的研讨，把我们杂志坚守的、想要表达的大声说出来，希望引起文学界的共鸣，即使得不到共鸣，起码也是一种声音。
二O-O年夏天在拉萨，了解到一位学者与人交流时，满口的“敬语”。这让我为之一振。“敬语”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在内地的叙述文本里，几乎是见不到的。而在很多边地作家，却用敬语来表达，来写他们所面对的世界，让人读来肃然起敬。感觉到他们对人类、对人性本身，对自然界充满一种皈依的崇敬。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文学精神。
我想用明年一整年的时间来进行这种专题的讨论，我们会邀请各方面的专家、作家，展开各种形式的专题讨论，看看这一年会做出什么成果。我们将这第一站放在西藏、拉萨，放在这么一群亲爱的朋友当中，是因为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同时我们也有共同的理想，就是我们要共同维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应有的尊严。我们的目的和希望，就是共同维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意义和尊严。
最后，说些时髦话，借用习大大的话来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中国的边地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绿水青山”，它的价值有可能就是，让中国文学回到纯粹的文学当中，维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尊严。
扎西达娃 西藏文联主席、西藏作协主席、作家
郭守平
西藏文联党组主席团成员
普布昌居 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
朱小如
前《文学报》评论部主任
刘琼
《人民日报》文艺理论室主任
蓝国华
西藏社科院研究员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新民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大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熬超
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研究所作家
夏元明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尼玛潘多 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李鲁平
《芳草》杂志社副主编、评论家
刘醒龙
《芳草》杂志社主编、作家
扎西达娃：这么些年，我们西藏的作品和作者能在文坛有些影响，都是和《芳草》的关注有很大关系。《芳草》杂志近年来已经发了几期“吉祥青藏”专号，仅长篇小说就推出了阿来的《空山》、朗顿·班觉的《绿松石》、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等。这次，刘醒龙能再次带队来西藏，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也是对我们作家们的一个很大的激励。
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个议题里面，就有对西藏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的议题。今年又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大庆，中央也派代表来了。除此之外，经济方面的三板上市，都有一些对西藏特殊的优惠政策。
作为边地文学来说，我觉得“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这个点选得非常好。让我们的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更好的呼应，为研究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西藏和内陆中心的大都市的文化积淀和文学现象肯定会有所不同，希望我们高水平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们，能够在西藏满载而归。
这种研讨会如果在全国各地辐射开来，就会形成很大的格局，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学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郭守平：这个会我是主动要求来的。这个题目吸引了我。这次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有创见，有远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中央也要求作家、艺术家来西藏深入生活。我们文艺工作者探讨边地文学的价值和方位，也是在落实总书记的指示，落实中央的要求。我们这些讨论和推进，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也有着丰富的意义。
普布昌居：现在是边地文学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有政策上的倾斜、资金上的扶助，中国作家协会在作家的培养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国内著名的刊物，比如《芳草》杂志，积极地推荐西藏的作家。这些都为边地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我想，边地文学要发展，也应该寻求比较主动的发展机会和表达空间。边地文学作家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状况。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提供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越来越相同。这种相似有外在的，更有内在的。、生活的同质化也带来了文学的同质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转型，商业的大潮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危机。价值失衡和消费主义在文学创作当中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我想，边地文学能不能针对中国文学的同质化和现代病，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从自己的文学出发，继而对整个中国文学有些贡献，有一些反拨，实现一些价值。
相对中国的发达地区，边疆受这些冲击比较小一点。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继承，可能相对来讲，要完整一些，古风尚存。边疆的文学作家要能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吸纳和转化，能够给文坛提供多样化的审美体验，给不同文化带来相互的补充和参照，对同质化进行反拨，对现代病进行疗治，同时能带去一定的文学价值。
西藏文学作为边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一定探索意义的。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作家，他们都是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光是写出了西藏的自然地理、民族风俗，同时也写出了藏族文化滋养下的人的精气神，写出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写出了“西藏味儿”。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比如和谐观、生态观、利他思想，这些对当下的人心与社会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都深植于人的内心，无需理论的支持，几乎可以成为一种本能.世代相传。
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里面有一个人物，为了保护藏羚羊，而牺牲了自己。这部电影被定义为环保题材作品，但是它的文学意义远远高于环保意义。它是以整个生态系统为本的，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生命观。再比如，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也能够打动人心。这些都是可以吸纳的好的、内在的东西，它们不分民族，不分国界，对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
西藏的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杂糅在一起的，作家在这个资源宝库中，要有自己的辨别能力，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视角，还得有现代眼光和批判意识。
另外，对于边地作家的母语创作，我想说，目前母语作家的理论资源比较欠缺，因此对理论的学习要重视。另外，边地母语创作的翻译工作，也要跟上。
朱小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题目。最主要的、我们最早关注的是，所谓“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从扎西达娃开始，从先锋派开始，其实汉语作家早就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先锋作家往往都是从西藏回去之后，才把汉语写得非常精彩。我就觉得很奇怪，最早在《芳草》“中国经验”栏目我们讨论过，中国古代的“中国经验”就是一个人鬼神魔叙事都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经历过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一套方法思维之后.我们连基本的神话思维都没有了。而这些缺失的，如今却从扎西达娃、从马原的作品里重新得到了，更重要的是这种神话思维对我们汉语文学的影响。 “边地文学”的价值在哪里？这是我们汉语作家应该思考的，有些作者在青海、西藏等地待了很多年，已经吸收了“边地文学”好的方面，但回过头来，他又把汉人的习惯思维，把我们社会的尔虞我诈，过多地投射在小说之中。这就是类似作品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而我在次仁罗布、龙仁青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和谐，感受到不那么尔虞我诈的关系。同时，当我将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认真读完后，我很是吃惊。一开始我还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上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主要表现在叙述现实问题的时候，在表现文学的政治、人的政治的时候。但我在看这部小说时发现，它关注的不是人的民族、地域，而是讲一个人应该有定力，并且在风云变幻中怎样去保持基本的做人的定力。这种定力是不跟随时代风云变幻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小说中管家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女主人，让我不禁思考他的定力是从哪里来的。其间次仁罗布对西藏叛乱及“文革”等事件的书写也让我很吃惊。
这部小说为我重新打开了一个思路，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应该具有基本的定力。无论社会风云怎么变幻，都应该有这种基本的传统，有这种与人为善的逻辑，都能找到灵魂最终的归宿。西方社会很早就提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这样的现代性的命题，而我们几乎没有很好地琢磨过。但是我们有自己守恒的东西，这才是我认为作为文学和文学性最重要的。神话思维带给我们的语言已经超出了简单的、逻辑的层面，在此种思维中，你可以有超脱，可以有想象，可以有假借。所以看阿来的《格萨尔王》，我也有想法。我觉得它可能还是稍微虚空了一些。我们可以写虚，但我真没想到次仁罗布这次写了这么实的一个小说，而且这么直面，让我觉得真有胆量。我很佩服。
对于当代作家，我们的价值与方位就在这里。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我们讲我们的守恒定律，讲我们灵魂的最终归宿。这才是最基本的，这才是我们文学最需要解答的问题。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给出这个答案，但是我们积极地在努力，这就是我认为的价值，且所有的世界的题目都在这里。
刘 琼：这个主题比较切合大的时代背景，也有着比较深层的意思。我认为，我们坐在这里谈边地文学的时候，可以有两种角度。
第一种角度是，我们在全国这样一个范畴、这样一个空间感里面谈边地文学，对边地文学有一个相对的地域和地理的界定。另一种角度就是，我刚刚听普布昌居谈她对边地文学的理解的时候，感受到她也有她的文学自觉性在里面。
我们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西藏也好，其他边疆少数民族也好，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隔离，信息的交流已经非常的畅通了，但同时也还保存着一定的个别性。这就是时间感、空间感的差异性。
文学和文化都是以人为主体的。从这个主体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关照，才会产生种种观念性、认识性的东西，从而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往大处说，政治经济背景里面，我们边疆处在这一重大版图上的重要性和功能性，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角度，我觉得也值得探讨，那就是文学与时间和空间的价值。文学和空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的边地文学，在流变的过程当中，比我们内地的东西更容易引起大家的美学关照，这些异域的风格化的东西，传播起来更容易在一条线上面，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脉络。文学也就表达了它的地域背景，表现了一定的时空关系。创作者从个体的内心出发，对生存的环境关系进行了反射。这种反射，导致了共性的美学的形成，导致了文学风格的形成。
边地绝不是边缘，边地文学也绝不是边缘文学。藏地作家这些年来发出了响亮的文学的声音，这些都是值得鼓励和推进的。以此，可以使这个群体的声音更大一些，展现出更多民族性的东西来。
蓝国华：古代的边塞诗歌，应该算是边地文学；近现代的，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云南的新疆的西藏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开始出现了。早期的边地文学异军突起，也是在西藏。八十年代以后，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一批藏地作家，逐渐引起文坛的普遍关注。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这几年云南的边地文学奖，也搞得很红火。
在我看来，边地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两者是相对共时存在的。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是自然地理；二是社会发展，是由社会物质生产力决定的：三是文化心理。这三种形态可能会叠合，也可能剥离。这涉及到历史发展和互相认同的问题。我们当前的边地文学，总体还是边疆民族地域文学。西藏文学占据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就文化而言，主要有：一是文化普及的价值。文学的熏陶，精神的培养；二是文化交流的价值。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认同；三是文化的借鉴价值。各种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结合实际取长补短，同时也加深对母族文化的认识：四是文化的创新价值。它有助于整体的人类文化的创新。
就政治而言，边地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促进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比如一些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军旅作品，又如一些表现英雄情结、理想主义的作品。
另外，边地文学对于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弱势文化的关注和尊重，是对人的平等意识和发展意识的体现，有助于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性的确立。
那么，边地文学如何定位呢？我觉得应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全民族的更深入的交融。同时，也要有利于我们文化的整体创新。我们的边地文学，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植根时代的沃土，注入新鲜的血液，和谐的发展，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
李遇春：“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和方位”这个主题的提出，非常有战略性和前瞻性。这可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会占据一席之地。
《芳草》提出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话题，在国内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芳草》杂志的同仁也在关注边地文学，关注怎么样立足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对于中国边地作家的中国故事的讲述，《芳草》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芳草》杂志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只是创作，更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方面潮流的引领，这也是令人非常钦佩的一个地方。 研究边地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在我看来，还是对原有“中国经验”的进一步的深化。大家刚刚提到这些年来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方面的状况，我们专门来提出边地文学的理念，非常有意义。
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是一对孪生姊妹，不可分离。我们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是以内地文学作为中心来进行叙述的。边地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对我们的文学史也是有意义的。如何书写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可能是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可能能撬动我们对整个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边地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边缘的文学，它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和内地文学会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补充、辅助和填补。边地文学和内地文学不应该是一种边缘和中心的关系，而应由二者构起一种对话的关系。双方互为主体，没有主次之分。
我们研究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和方位，还是要追溯历史、穿透历史。且不说古代的边塞诗作品，只说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边地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很多内地的作家来到边地，进行采风、改编和翻译，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开来。这是内地文学和边地文学的一体化过程，关注的是同一性。八十年代以后，边地文学摆脱了追求同一性的进程，开始追求文学的差异性，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当然，内地作家比如张贤亮、张承志也有一些对边地的书写。还有迟子建，也算是一种极地的写作。
二十一世纪，应该有意识地追求融合性。中国是多民族的文化，不是汉民族中心的文化，不要为了追求差异性而追求差异性，而是应该上升到一种思想的、文化的、艺术的、审美的各方面融合的境界。
周新民：“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中国故事”、“边地文学”。这个题目的实质性问题是要处理“中国故事”和“边地文学”的关系。“中国故事”是一种普遍性的叙事方法，而“边地文学”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地方性的叙事。这当“中国故事”和“边地叙事”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就碰撞出一个问题：不同视野的两种叙事如何去处理？
无论是作为空间的“边地”，还是作为文化的“边地”，其实都是一种边缘的话语。相比较而言，“中国故事”则是中心话语，它要处理的是普遍性叙事。因而“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普遍性叙事的“中国故事”和作为地方性叙事的“边地文学”并非是对立的话语表述，二者存在着诸多丰富复杂的联系。
就现阶段的“中国故事”的基本内涵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如何叙述边地融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情境？大概有三种叙述立场与方法，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类“边地文学”。第一，从普遍性的价值立场去叙述。此类“边地文学”以其叙述边地融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历史情境，汇入到“中国故事”的洪流为旨要。通俗的说，就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去叙述边地，叙述边地如何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中去。以西藏的文学为例，像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等，都是在叙述西藏如何汇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洪流之中。第二种叙述立场，是以地方性叙事作为一种叙述的观照点，比如李学辉发表在《芳草》上的《末代紧皮手》，在宏大的历史变动中去突出、彰显这种紧皮手的价值和信仰，是一种纯粹的地方性叙事。这种叙述立场叙述了“边地”作为地方性叙事相比较“中国故事”普遍性叙事的特殊性。
边地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无法脱离民族国家的现代历史建构。另外，边地的历史肯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的表达或者知识观念。上述两类“边地文学”处理“中国故事”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叙述方式。这次我在《芳草》上读到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后十分兴奋，我觉得这部作品是“边地文学”中处理“中国故事”和地方性叙事比较出色的一部作品。《祭语风中》一方面它亳不回避边地历史和中国现代民族历史的建构密切关联，细密地叙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文化大革命等“中国故事”。但是，《祭语风中》在叙述这种普遍性的历史的时候，一直紧紧地扣住、把握住边地的历史。次仁罗布通过主人公个人的命运来展开边地的历史，在展开的过程中通过主人公的人生体验、个人经历、所见所闻，从边地的历史信仰这一系统中去感知表达中国历史的变动。也就是说次仁罗布是从这种普遍性的叙事立场与视野出发，紧扣住边地的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去展现边地自身的独特的风貌，但是他的这种展现毫不回避中国普遍性的叙事和信仰。《祭语风中》表现了“边地文学”叙述“中国故事”的新境界。
第二，边地的地方性叙事如何和普遍性叙事之间形成一种沟通，这是“边地文学”处理“中国故事”的又一重要方式。“边地”有独特的风俗、信仰、民情，但是这种独特性如果离开了普遍性的叙事作参照，就缺乏了价值和立场。比如说我们对西藏的很多作品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内地文学不具备的一些思想素质。诸如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诸如对人和神的关系的叙述和描写，这些都是我们内地的文学所不具备的。但是，正是基于普遍性叙述，“边地”叙述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边地文学”的地方性叙事的叙述，弥补或者丰富了我们的“中国故事”，非常延展地拓宽了“中国故事”的内涵和边界。
第三，“边地”的地方性叙事里面肯定有很多奇特独到的东西，这种奇特性和独到性本身又是对普遍性叙事的一种补充和丰富。比如扎西达娃的一系列小说，这种审美的经验让我们感到很新奇，我们总想用普遍性叙事去解读它，曾经从先锋文学的叙述规范去解读扎西达娃小说的一些特性。先锋文学是基于“中国故事”而衍生出来的叙述美学，在我看来，它和扎西达娃的小说之间有相似性，但是绝对不属于同一知识谱系。扎西达娃的许多小说处理的其实就是边地经验。其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性、人物形象的符号化，本身就是西藏文化的表征，它无非表达的是边地人的独特审美思想与情趣。如此看来，像扎西达娃的那些作品，丰富了有“中国故事”所不能涵盖的独特内涵与意蕴。 总体看来，“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非常有意义地揭示出了当下文学研究如何去处理普遍性叙事和地方性叙事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话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
刘大先：我们现在来谈边地文学或少数族群的文学也好，地方性文学也好，实际上谈的是怎样重新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中国在地域、语言、文化方面，都是复杂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丰富性的存在。这样的存在致使你很难把它做一个本质化的书写。而我们在大学时学的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的理论实际上是缺失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原来的一体化，到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是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文学有一个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这发展趋势到了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以来，又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我们可能在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又过于强调这个差异化，这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如今，我们的文学如何对我们的时代、社会、整个民族的时代精神重大性的话题做一个发言，成了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
而今，文学向新媒体、自媒体等扩展，在这样一个语境当中，我们来思考边地文学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会发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这不同的传统面临着一个普遍性时间的问题。我要说，边地不一定等于边缘。我们经常探讨边缘和中心的对立，且往往会把一个地方性的知识体系或文学传统、文化传统，当作普遍性时间当中特殊性的地域。这个普遍性的时间就是现代性的发展，而这个特殊性地域可能是拉萨、凤凰或者丽江。仿佛在这个普遍性时间当中，有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时间性的存在。一般人类学也有一个大的毛病，它老是研究所谓的原始民族或者边远村落，仿佛他们与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时间段上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还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边缘的活力。这个提法出自闻一多他们在抗战时候发现的边地少数民族原始的野蛮性，即所谓原初的活力。这种边缘活力的说法实际上似是而非。在这种边缘活力的说法当中，边缘的地方、边地永远只是作为中心的一个补充，且如果按这种模式下去，边地就会变成边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如何讲中国故事。要讲中国复杂性的故事，肯定是要摆脱中心和边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来到拉萨，感受到佛教之光。佛教讲人的自明性，佛性有一盏灯，我们现在谈边地文学、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是干灯互照、光光相印。每个地方性文学与族群性文学可能都是一盏灯，不同的灯照印起来像满天星斗一样，才能真正照亮我们的中国故事。所以我认为讲述中国的经验，讲述中国故事，讲边地文学的方位和价值所在，可能更应该立足在这个方面。
熬超：我是“藏二代”，从小生活和工作在西藏，我熟悉这里的一切，我的创作素材和人物原型，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人和事。西藏深深根植在我心里，除了它的海拔高度能打动我，它的民族精神也打动了我。
西藏的老一辈的作家，以扎西达娃为代表，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从西藏传到了国外。借助边地文学的姿态，引发了当代文学的冲击波。新世纪以来，在内地的大力关心下，我们也有了以次仁罗布为代表的本土作家群。他们以新的群体力量在崛起。他们的写作，是将神性的东西浸透在一种琐碎的事情当中……
刘小枫说，叙述改变了人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我们西藏的独特的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边地文学，形成了西藏的精神的叙事空间，也形成了高度的自然神性。
作为地理概念上的边地作家，我觉得我们写好身边的故事，就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我要做的就是还原，还原藏族人的内心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这是一个藏族作家应尽的责任，也是我未来的创作方向。
夏元明：边缘究竟为何意？往往，边缘人说话是说不到点上去的。但边缘人也有一个好处，他站在独特的立场与视角上，有可能说出一点能引起别人思考的东西。
就像李遇春所说，《芳草》以前提出了“中国经验”，这次会议又提出“中国故事：二十一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这都是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提法。用李遇春的话来说，它可能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书写一笔，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起到积极作用。我很赞成。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文学与其说是理论先行的建构，不如说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通过实践的总结，然后逐渐去发展。其实我对西藏文学是缺乏了解的，也甚少与西藏作家接触。但这次我读了次仁罗布的小说之后，感觉写得很出色。我反复斟酌后为我的发言命题为：阅读是心灵的朝圣。
我在多年以前读过一本书，是由法国的一对父子写的，与我们的西藏也有关系。父亲是法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哲学的教授，儿子是一个有成就的生物学家，书名叫《和尚与哲学家》。这个儿子有一次去尼泊尔待了一阵子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对他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产生了怀疑，最终皈依了佛教。他说的一句话颇为有趣，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疲于奔命地努力追求，最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却放弃了。而这最主要的问题在他看来就是灵魂的问题。
所以我读次仁罗布的小说，感觉在这一点上他给我的震撼非常之大。表面上看，这个小说是在写西藏的历史，其实他真要写的是主人公的心路历程。通过他的心路历程来折射整个藏族人民的心路历程。这就使我想起了鲁迅说《红楼梦》的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大观园内外那么多的悲剧，只有宝玉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而他最后“悬崖撒手”。但是《祭语风中》的晋美旺扎不是这样的。他在还俗后最终重又皈依，在那一方天葬台上，完成对自我与他人的救赎。小说中这种对心灵的崇尚是我们内地文学比较缺乏的。
与此同时，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我们藏族文学可能表面上在坚持自己的东西，可背地里却隐藏着内地文学、汉语文学的尺度。我们现在对西藏文学似乎有一个不说自明的期待，它自然环境的独特、文化的神秘、藏传佛教的精神，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的。然而就《祭语风中》而言，我认为，首先，次仁罗布在叙述整个历史的时候，对历史的评判并没有自己的立场，这一点我认为可以探讨。第二，这样一个历史，与主人公整个心灵的皈依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当代的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关系，这些方面的揭示也似薄弱了些。当然，由于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调动了很多生活的积累，生活细节与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而不是光去走主题，所以小说就非常的感人。 归纳起来，我觉得这个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各位作家要积极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扎根自己的生活与文学土壤，不要被某种时尚的东西所左右。在反思价值与定位的时候，更要思考如何坚持自己本土的东西，又如何才不被其他的东西所左右。
尼玛潘多：随着现代科技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理上以及经济上的边地概念在逐步淡化，但在文学领域，内地和边地的交融共通还需要时日。内地人对边地的概念感还是很强。
边地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让边地不再边缘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繁荣发展能够凝聚民族共识，让边地不再边缘化。
作为一个边地写作者，我的切身感受是信息的不对等。我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听一个很有名的期刊主编说，杂志不太敢发西藏作者的作品，因为太敏感。当时我甚感失落。但是，有《芳草》杂志这样一个平台，有像刘醒龙主编这样一些人在努力为边地文学和边地作家做一些事，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会有所改观。感谢《芳草》杂志的努力与坚定！
李鲁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初来西藏，我们对气候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对边地文学的价值和独特性的发掘，也需要时间和准备。我们既被西藏口耳相传的神秘与魅力所吸引，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在如何理解认识西藏，理解认识它的历史和文化乃至文学，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多年来，就西藏而言，这里积累了丰富的边地文学的故事和文本。无论是扎西主席当年对西藏故事那种开创风气的讲述，还是《绿松石》这种相对传统的讲述，以及今天次仁罗布对西藏社会历史进程和人物命运追求的讲述，都应该是当代文学宝库里辉煌的一章，应被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我个人认为，边地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世界和人类未来的看法。这两点我认为是很多内地作家所忽视的。一个聪明的内地作家，应该多看看边地作家的作品。
刘醒龙：这些年，在文学界我落得一个“藏迷”的绰号，如此说法是俗是雅且不管它，我热爱白雪高原、蓝色水天的本性这辈子是改不了的。这是我第四次来西藏。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来西藏，我写了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第二次铁凝主席带队，我们从林芝一路走来；二O-三年第三次登上青藏高原，又写了《用胸膛行走的高原》之二。年轻时我没有写诗，人到中年，与青藏高原相遇，才激发出自己的诗情。这一次是第四次了，而且终于到达心仪已久的珠峰面前。在西藏，我们和本地作家建立联系，并且成为朋友。我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任何事情的发生与出现，往往是个人经验。我做《芳草》杂志，这是第十个年头。今年我们杂志被评为中文核心期刊，大数据统计我们排在第六。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这个奇迹让我开始反思，反思我们杂志究竟有些什么特点？我这十年究竟做了些什么？
这样反思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有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边地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在《芳草》发过头条的四个长篇，阿来的《空山》、朗顿·班觉的《绿松石》、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除了西藏作家的作品，我们也发表了很多甘肃作家的作品。这些优秀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细节的东西、灵魂的东西让我感动，它展现出一种人性的美感。也可以是一本杂志的灵魂。
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中，我有我的主张和表述。我们杂志有个择稿的标准，那些写职场写官场蝇营狗苟之事的作品，我们不发。把这些稿子剔除之后，就发现剩下的大多是边地作家的作品。我这样判断，然后做了这种选择。其实边地在我的印象当中实际上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文本，而并非其它。那么我在进行作品选择的时候，我是把这些作品，包括边地的作品放在我的整个文学的鉴赏力与鉴赏水准之上，摊开来进行选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把我选择的作品放在我们当代文学整体的框架里进行选择，而从未将它单独作为边地文学来选择。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也正因此，我们今天才共聚于此，通过各位专家与作家，进行相关问题的研讨，把我们杂志坚守的、想要表达的大声说出来，希望引起文学界的共鸣，即使得不到共鸣，起码也是一种声音。
二O-O年夏天在拉萨，了解到一位学者与人交流时，满口的“敬语”。这让我为之一振。“敬语”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在内地的叙述文本里，几乎是见不到的。而在很多边地作家，却用敬语来表达，来写他们所面对的世界，让人读来肃然起敬。感觉到他们对人类、对人性本身，对自然界充满一种皈依的崇敬。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文学精神。
我想用明年一整年的时间来进行这种专题的讨论，我们会邀请各方面的专家、作家，展开各种形式的专题讨论，看看这一年会做出什么成果。我们将这第一站放在西藏、拉萨，放在这么一群亲爱的朋友当中，是因为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同时我们也有共同的理想，就是我们要共同维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应有的尊严。我们的目的和希望，就是共同维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意义和尊严。
最后，说些时髦话，借用习大大的话来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中国的边地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绿水青山”，它的价值有可能就是，让中国文学回到纯粹的文学当中，维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