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的经济地理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巨变”。在城市经济总量（GDP）排名中，北方只剩下北京一座城市，之前名列前十的天津，被南京所取代。
　　有人说，北方彻底衰落。这样的话或许过头，但担忧不能没有。
　　时间回溯到1990年代初，北方尽管已逊色于南方，但依然可以说南北“势均力敌”。除了北京之外，天津、沈阳、大連和青岛也长期位居前十，它们是颇有产业特色的北方明珠。但现在，格局已彻底扭转。
　　然而，对“南北差异”的思考，时常陷入肤浅和片面。城市分化并不能一味归于“南北差异”，很多时候，它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全球视野看分化

　　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经济学讲“南北差距”，说的是“北方国家”比“南方国家”富裕。比如，北欧比南欧富，而南欧比更南的地中海南岸北非国家富。再往南，北非又比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有钱。在美洲大陆，北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也比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墨西哥、巴西等国富得多。
　　但到了中国，好像反了过来，南方却比北方富裕。为何中外大不同？要弄清这一点，不妨先仔细分析欧洲“南北差距”的深层原因。
　　地中海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地中海北岸，希腊和罗马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在南岸，埃及是和中国齐名的古文明之一。之后，地中海南岸同样属于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曾被纳入了罗马、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改变，发生在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
　　西方国君资助哥伦布等航海家，寻找海路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原因，并非只是因为航海技术日臻成熟，他们认识到海运成本低于陆运，而是很大程度也在于新兴的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陆上通路。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改变了西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架构。文艺复兴始于地中海，但逐渐地，人类的工商文明开始却从地中海向北转移，欧洲大陆西北端临海的荷兰，和孤悬海外的英国，成为了近代工商文明的浪潮中两个最大的赢家。

欧洲的“南北差距”也因此固化。为什么固化？因为自然（地理）和非自然因素之间，还具有“交互强化”的效应。

　　直到今天，欧洲北部的经济依然远强于南部。以只有1700万人口的低地国家荷兰为例，在2020年，它的世界500强企业为12家，而拥有6000万人口的意大利，只有6家。更重要的是，荷兰的500强主要是全球性公司，而意大利的500强很多都是以母国市场为主的“垄断企业”，如电力公司、保险公司等。
　　北欧国家也强于南欧国家，挪威、瑞典、丹麦等国的人均GDP远远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近几年，挪威的人均GDP一直稳定8万美元以上，意大利只有3万美元出头，而西班牙甚至不到3万美元，差距巨大，让人不相信这是同一个欧洲。
　　对欧洲南北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比如，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人认为，南欧的人具有乐天豁达的性格，喜欢度假，再加上高福利，最后影响了国家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文化和历史传统使然。
　　崇尚制度价值的历史学家则认为，荷兰、英国等率先建立了优良的制度，比如限制王权和搞股份制，因此发展比南欧快。这种“先发优势”一旦爆发，后来者将越来越都追不上。还有人更进一步地指出，南欧的制度建设一直不如北欧或德国，这也是意大利有黑手党、法国有贩毒网的原因。在这些国家的某些区域，运转高效率的民间组织逐渐替代了低效率的国家治理。
　　不过，经济地理学家的分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他们认为，物流成本是决定经济地理变革的终极原因。奥斯曼帝国崛起，在中西方之间的商路上征收重税，本质上是带来了成本的增加，因此西方才向大西洋寻找更低成本的通道。因此，欧洲的经济中心也开始从地中海转移到欧洲西北的临海地带。总之，物流成本触发了变化。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尽管奥斯曼帝国早已衰微，但欧洲和北美的贸易早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趋势已经不可逆。这时，从西欧、北欧出海去北美的物流成本，更远远低于从地中海去北美。因此，低地国家和北欧的物流成本优势进一步强化。伦敦、阿姆斯特丹、汉堡这些北方民族的城市替代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南方民族的城市，成为了工业时代的城市明珠。
　　欧洲的“南北差距”也因此固化。为什么固化？因为自然（地理）和非自然因素之间，还具有“交互强化”的效应。

新的海洋时代

　　“交互强化”的意思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会不断地互相作用，要么一起变好，要么一起变坏，而且会这样往复下去。
　　回到大航海时代之初，以地中海为代表的南欧是制度建设的先锋。在政治领域，他们有治理完善的城邦，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很得力，近代的成文刑法和民法，都是由意大利人奠定了基础。在经济领域，南欧人还发明了复式记账法，构建了人类真正意义的会计制度。他们还发明了银行，通过存贷业务支持工商业。
　　但历史总是充满偶然，“异质文明”奥斯曼帝国长盛不衰，加上地中海深陷欧洲和非洲大陆之间的地理劣势，共同决定了在与新大陆的贸易中，这些地区的成本会比欧洲西北部高得多。当欧洲西北部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完成近代君主立宪制度的构建，并且习得源自地中海城邦的经济技术工具，他们便获得了“后发优势”。
　　而且，更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更优良的贸易条件，两者形成了一种互相作用的循环，这种循环因为产业变革而不断强化，最终让英国、低地国家和北欧把南欧远远甩在了后面，形成了欧洲今天的“南北差距”。
　　在2010年的欧债危机时，南欧国家成为了“欧猪四国”：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的首字母组成了一个“PIGS”。直到今天，英国、瑞典、挪威和丹麦都没有加入欧元区。他们一些人担心，加入欧元区可能意味着用自己的劳动对南欧国家进行转移支付。 　　正如前述，对欧洲的南北差异，分别有“文化传统论”“制度差异论”和基于物流成本的“海洋决定论”。但中国的南北差异和欧洲并不是一回事。中华民族是团结的统一民族，而中国也是治理优秀的统一国家，南北并不存在制度差异。因此，中国显然不能用前两个理论来理解，不妨从第三个“海洋决定论”来看问题。
　　中国北方经济最辉煌时代，肯定是帝制时代，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之前的中古和上古时代。但回顾历史，很容易发现中国经济版图重心一直在变，先是向着平原，往东转移，首都从关中，往东到洛阳，再到开封和杭州、南京。

對欧洲的南北差异，分别有“文化传统论”“制度差异论”和基于物流成本的“海洋决定论”。但中国的南北差异和欧洲并不是一回事。

　　到了近代，经济版图的转移进入了向着海洋的时代，沿着海岸线，从天津、青岛到上海和广州，再加上武汉、重庆等城市，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版图。显然，这些工业重镇，要么沿海，要么沿江。也就是说，水路物流成本更低的考量，加上腹地劳动力多少和终端市场大小的权衡，共同决定着工业重镇的选址。
　　但向着海洋前进的时代，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因为地缘政治的缘故，也出现了一些历史脉络的“断裂”。
　　1949年之后，由于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国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将沿海的工业向内（向西和向北）推移，比如，“一五”计划便将大量工业项目都放在了北方。之后，由于中苏关系的不稳定，“三线建设”启动，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工业内移。这两次内移也决定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的大体格局。
　　今天的变化，是对这个格局的改变，只是速度超过预期。

主导强弱的力量

　　在1990年，全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北方有四座，分别是北京、天津、沈阳和大连，其他都是南方城市。在这一时期，南北并不存在太大差距。之后，青岛多次进入了全国前十，即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南北出现过对半开。
　　在30年的城市实力变革之中，三股影响城市发展的力量值得关注：一是政府的力量，二是产业变迁的力量，三是自然的力量。
　　比如，在整个1990年代，上海的经济总量大幅超过北京。在1990年，上海GDP为780亿，而北京为500亿，前者约为后者的1.5倍。这个“1.5倍”的总量优势，被上海一直保持到21世纪最初的几年。但到了2002年前后，北京开始加速，和上海的差距快速缩小。
　　北京的总量快速追近上海，原因有很多，但不妨只说一条，即中国经济的快速货币化。北京作为首都，是资金最核心的分发地。相对而言，上海是工业、商贸的中心，在货币化浪潮中未必有优势。而且，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有很多挑战，北京是金融监管中心，很多关于资源和权力分配的问题，北京的监管机构话语权更大。
　　由此可见，政府的力量不可小觑，京沪总量对比的变化，仅仅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另一个是产业的力量。
　　北方城市被陆续挤出前十的顺序，非常值得关注。最先被挤出的是东北城市，大连和沈阳，然后是华北环渤海城市青岛和天津。从北到南，这个顺序好像很容易理解，东北在1990年代末开始遭受国企改革的阵痛，发展速度慢了下来，所以最先被挤出前十。

　　青岛和天津相对于东北来说，优势相对明显。天津遇上了滨海新区的开发，GDP肯定会往上走；而青岛的工业基础一直都很坚实，有着海尔等一批知名的工业品牌，这让城市经济非常“抗跌”。
　　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更有启发价值，即区域发展和产业潮流之间的关系。东北的问题，除了外界所关注的民企发展不充分原因之外，还在于错过了产业变革的潮流。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轻工业，而并非重工业。显而易见，东北生产的机床很难和日本、德国的同行在全球进行竞争。珠三角的工厂老板很难支持“国货”，为了满足西方客户苛刻的订单标准，他们更愿意采购洋货。
　　和机床不同，中国生产的彩电、手机却可以打败外国对手。更向南的城市，就抓住了轻工业的机会，青岛就是例子。青岛工业的“五朵金花”：海尔、海信、青啤、双星和澳柯玛，都是轻工业，家电和啤酒，只要中国经济在增长，这些行业就会跟着增长。因此，青岛是北方除了北京之外，经济最健康的城市之一，这也使得青岛多次进入全国总量前十。

一是政府的力量，二是产业变迁的力量，三是自然的力量。

　　不过，产业变革永未停歇。到了最近10年，家电产业成为夕阳产业，而啤酒等快消品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青岛的产业优势已不再明显。与此同时，以手机、平板等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产业崛起，稍晚，互联网又开始爆发。于是，深圳和杭州成为了受益最大的城市。
　　当然，除了政府的力量和产业的力量，自然的力量也很重要。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长三角和珠三角更加靠近太平洋、印度洋的核心航道，无论是“亚太”，还是“印太”（印度洋和太平洋），长珠地带都是理想的产业配置地点。东北和环渤海地区，相对靠北，显然不如长珠两个三角地带理想。
　　对一个区域的长期发展来说，自然（地理）因素和非自然因素，两者是能够相互交互强化的。在中国内地，南北的城市之间并不存在制度差异，但地方的治理水平却肯定不会100%相同。因此，反思还是必要的。否则，一些地方将有越来越掉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