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梦

　　凤凰清楚记得两年前的那个晚上。2015年10月29日下午6点多，她在手机上看到新闻推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几乎同时，她所在的七个“非独二胎”QQ群沸腾了。
　　“那真是个不眠之夜。”凤凰说，“大家一遍遍转发、欢呼、庆祝，一直到夜里三四点钟还有上千条信息刷出来。”
　　从会议召开那天起，这个被“双独二胎”和“单独二孩”排除在外的群体就进入紧绷状态，每过去一天，群里都在讨论“今天怎么还没有消息？”“这次会不会没希望了？”
　　“是不是觉得我们这群人特别疯狂？”凤凰笑起来，两颊饱满泛红的苹果肌嘟嘟着，八个月大的儿子乖乖躺在她怀里，见妈妈笑，也咧开小嘴。
　　她是湖南人，生于1977年，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她的妈妈是村子里第一批去手术的妇女。
　　最初的二胎冲动来自女儿。2014年，女儿九岁，有一次她认真地说，“妈妈你要再不给我生弟弟妹妹，我就长大了，他生出来就不能跟我玩了。”凤凰突然意识到“女儿真的很孤单”，2011年定居北京前，全家随着做工程的丈夫从广东到江西，过段时间就搬次家，“她从来都没有固定的朋友。”
　　由于丈夫也来自非独家庭，他们不符合二孩生育条件。2014年，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单独两孩政策对上海的社会影响》课题调查问卷显示：未婚或单身、双独、单独及双非夫妇四类群体中，双非夫妇想生育两孩的愿望最高。这意味着意愿最强的群体等待时间反而最长。
　　凤凰在网上搜索“非独二胎”，加了相关的QQ群。起初，她不是活跃分子，时间久了，看多了群友讨论“强制引产”和“失独老人”，她越来越按捺不住表达和行动的欲望。
　　“有一个失独家庭的新闻对我触动特别大，那些父母不敢在家里待着，怕看到孩子的房间，他们就去庙里躲着。”凤凰一边看一边流眼泪，“孩子健康的父母好像都很避讳说‘失独’，我不会，我觉得这不是在咒孩子，这是个风险问题，真的遇上了就太可怜了。”
　　她自己建了一个QQ群，“70后非独二胎活动群”。70后出生于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不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不在少数，但是与80后、90后相比，他们的时间更加紧迫。“原来我从来没有年龄的意识，直到35岁，我明显感觉身体各方面都不如从前了。”
　　凤凰每晚都要在群里忙活到12点多，她号召大家到与生育政策相关的新闻下面顶帖，“一晚上能顶15到20万次。”经常有群里的姐妹半夜哭着给她打电话，问她要是被引产了该怎么办。
　　10月6日这天，凤凰发了五条与生育政策相关的微信朋友圈。这一天是他们呼吁全面二胎“徒步去翼城”活动两周年纪念日。2015年10月2日，凤凰带着女儿和另外12个大人孩子从山西运城出发，徒步一百多公里，6日到达山西翼城。
　　翼城从1985年成为全国二胎试点，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注：此处“晚育”指妇女23周岁时初育；“间隔”指视第一个孩子生育迟早的不同，一二胎的间隔有所不同，主要是妇女在30岁左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生育办法。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中，翼城县人口增长率为2.71%，低于全国人口增长率5.84%。
　　回忆起当年的努力，凤凰在朋友圈状态里写：今时今日，我们再次谈起，仍然热泪盈眶。这几年，她看到数不清的小生命与人间错过，这样的事“终于过去了”。
　　今年2月6日，她的小儿子出生，5斤6两，现在长成了16斤的大胖小子。每天早上醒来，儿子都冲她笑。“他一定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凤凰说，满足感从轻快的笑声中溢出来。

备孕群

　　然而，并不是每对翘首期盼的父母都顺利等到了二宝的到来。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当晚，凤凰就建了“备孕群”，当时70后妈妈已全部进入“高龄”（35岁以上）队列，她们需要和时间赛跑。
　　“我们都买了用不完的排卵试纸，一天测好几次，每个结果都标上日期时间保存下来，大家都顾不得隐私了，在群里互相比对结果，讨论同房时间。”
　　两年过去，这些群都还在，“北京备孕群”“流产后备孕群”“75前备孕群”……只是热闹程度大不如前。“很多成功怀孕的慢慢就不再活跃了，一直怀不上的看到别人都怀上了也不爱说话了。”凤凰说她每次看到安静的“75前备孕群”都很伤心，“她们好像都放弃了。”
　　備孕QQ群曾经是陶一的“精神家园”。她生于1979年，婚后头胎是个儿子，一直想再要个女儿，可惜不符合生育条件。政策放开以后，她第一时间开始吃叶酸。
　　一个月过去，她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了孕妇，走路都小心翼翼的。直到生理期突然到访，她才意识到之前的呕吐、嗜睡症状全是心理作用。
　　接下来两个月依然没有动静，她越来越焦虑，怀疑自己是不是早衰或者输卵管不通。“我买了很多验孕棒，经常神经性地去测，一天测好几次，做梦都会梦到两条杠。”
　　焦虑中她加入了一个名叫“花果山”的备孕群。群里两百多人全是70后，都盼着在2016年猴年顺利生下“小猴子”，群名由此而来。
　　当时群里有一个表格，上面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名字、年龄、生理期、中没中，每到一个人的排卵期，热心的群友都会提醒她注意事项。
　　好运没有如期而至，群里前四个测出怀孕的妈妈都在不久后传出噩耗：胎儿石化或胎儿停止发育。“毕竟年龄大了，”悲伤的情绪在群里蔓延，她们想起过去那些因为违反政策不得不在手术室离开的孩子。
　　2016年结束，“花果山”只出生了五只“小猴子”。作为群里年龄偏小的妈妈，去年3月陶一成功怀孕并如愿生下女孩。今年，群名从“花果山”改成了“花果山凤凰岭”，更多的妈妈还在最后冲刺。
　　李家福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主任，二胎政策放开以后，他明显感到高龄产妇数量增多。“高龄产妇情况比较复杂。有一部分是焦急想怀，怀不上。还有一部分人怀上了，觉得小孩来得不容易，总焦虑会不会流产、早产，婴儿会不会畸形。” 　　“所有妊娠的风险都是跟年龄相关的。”李家福解释，“首先，高龄产妇的婴儿有人体疾病的风险明显较高，根据母婴保健法规定，高龄产妇需要做产前诊断、羊水穿刺。现在我们也是先建议她做羊水穿刺，如果不愿意我们也会动员她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第二，年龄大的人发生糖尿病等疾病的可能性大，怀孕之后就更容易高危。”
　　独生子女政策时，为了保险或者因为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这为二胎埋下了隐患。“第一胎做的剖腹产，第二胎可能继续选择剖腹产，胎盘黏连、胎盘植入的概率就要高一些。做手術像挖马路一样，第一次挖马路，第二次又去挖，沟沟坎坎。”
　　即便如此，很多高龄产妇依然选择冒险备孕。陶一在和群友聊天时发现，“挺多人的孩子已经离家外出读书或者工作了，她们的生育意愿特别强，应该是提前感受到了空巢老人的孤独。”

“生生不息”

　　今年5月，上海已有些燥热，邱铃躺在病床上，怔怔地望着天花板。老公中午刚得知消息，连忙请假过来陪产，她感动不已，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惋惜、愧疚、难过，都无济于事。
　　夜深了，她只想用心最后感受一下宝宝微弱的心跳。
　　前一天傍晚，身为医生的她来不及脱去白大褂，赶在下班前做了例行的“大排畸”检查。五个多月大的胎儿，随即被判“死缓”——先天性心脏病，这在先天畸形儿中占了近三成。“心脏血管闭锁，没有循环，就算生下来，在新生儿期也会死掉，”邱铃再清楚不过，如今她复述的口吻恰如她的职业身份般冷静。而当时的她，只能颤抖着打通科室主任的电话，预约次日再做一遍心脏彩超确诊。
　　可支撑她度过漫漫长夜的一丝侥幸终归破灭。邱铃不敢想象，如果这是怀的第一胎，她会怎样。
　　32岁结婚，35岁生子。至今父母都不知道，她曾有大半年在生殖医院奔波。三次人工授精，每每看到验孕棒上的“一条杠”，心情便跌入谷底。有时在医院看到牵着小孩的妈妈，在为二胎准备做试管婴儿，她羡慕不已。“到了那里你才知道，有那么多人为了要孩子在争取，努力十次二十次甚至远赴泰国（做试管婴儿），相比而言，我们的难度和各方面付出成本算低的。”
　　内心还没完全反应过来，邱铃已经被推入试管婴儿的“标准流程”。令她倍感庆幸的是，就在准备胚胎移植前夕，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她把大宝称为“福星”，因为自此之后她变得“易孕”多了。
　　“生完大宝，我就想一鼓作气，尽快解决（二孩），好像刚刚胜了一局，乘勇追击。”时隔一年半，今年1月，二胎如期而至。邱铃毫不在意37岁“高龄产妇”的标签，“没想过为什么要生，生孩子是很自然的过程。就像担着50斤还是100斤的担子，身体自然会做出调整。”
　　与第二个孩子的告别显得格外漫长。“打完引产针，有宫缩反应后就生出来了。我等了66个小时，跟正常生孩子的过程一模一样，只不过你生下来……（是死胎）”邱铃不愿回忆那段日与夜，只说了四个字“相当煎熬”，便不去想了——好在她已经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好在两个月后她再次怀上二胎。
　　邱铃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也曾差点被引产。80年代初的湖南小县城，计划生育政策刚推行，母亲临产前两周，厂里来人叫她去引产。丈夫甲肝住院不在身边，22岁的年轻女孩没了主意，“听话”地走出家门，还好被邻居拦下。小时候，邱铃就听母亲多次讲起这个故事，语气中多有庆幸。
　　“我妈妈有六个姐妹，在这个大家庭里，我这辈生养一个的非常少。”
　　邱铃加入了人口学者易富贤组织的“生生不息”微信群，在其中颇为活跃。尝试“试管婴儿”期间，她留下两个冻胚，期待有一天政策全面放开，能派得上用场。三到四个孩子，是她理想家庭的模样。上海婆婆却不以为然，她觉得，“一个就好了，两个最多了，再不要多了。”
　　对此，易富贤打过一个比方，“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易富贤认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少生的文化已经成为大众心理。”
　　邱铃自己是精神科医生，但她对医生普遍受计划生育文化影响深感不满：碰上用药的怀孕病人，他们常常会以影响孩子健康的名义，劝说其堕胎。实际上，很多药物对胎儿的影响概率不高，或者并无证据证明其影响。
　　在她看来，医生们谨小慎微，却忽视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和权利，“生育不是很可怕的事，存在风险也是很自然的。医生要做的是告知出现问题的实际概率。我的女精神病人如果想要孩子，我绝不会说你不能要。”
　　这些观点与易富贤如出一辙，两人同为湖南人，又都是湘雅医学院校友。早在十多年前，邱铃就在天涯上读过易富贤推动放开计划生育的帖子，颇为认同。
　　十几年来，易富贤收到过的咨询私信有数千封，高峰期每天有十多封，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意外怀上二胎怎么办”，喝过酒的、吃过药的，医生都直接建议打掉，而他的劝说挽留了无数小生命。
　　早在读医期间，老师做生育意愿调查，在一片一胎声中，他就特立独行地写下“3”。那时他感受着传统和现实的割裂：计划生育宣传说，中国人口负担太重，但传统观念说，多子多福。在后来的研究中，他才将“分裂”的自己重新结合：不仅个人、家庭需要孩子，国家、民族也需要孩子，劳动力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近期在财新网发表文章《中国需要大量三孩家庭》，认为按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不孕不育患者加上自愿丁克和剩女现象，中国很可能有15%-20%的育龄妇女不生孩子。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出现大量三孩家庭才能维持社会代际更替。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7年前5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万人，比2016年同期增加7.8%。其中二孩及以上占57.7%，比例超过一半。
　　在梁建章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欣喜的数据。“二孩出生比例上升并不表示生育率有多大上升，而是因为生育二孩的高龄育龄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生育一孩的年轻女性，以及全面二孩放开后的堆积效应，但这个堆积效应正在释放结束。” 　　例如，今年8月11日“第三届妇幼保健普陀论坛”透露：“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上海一年多，今年上半年多家产院分娩量较同期下降近两成。专家认为，原因主要是赶“二孩”政策末班车的“70后”生育意愿已被释放。

事业

　　蒋莱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女性领导力研究。她不喜欢一谈论“二孩”就是人口层面的宏大叙事，“政策推出后，最大的变量是育龄女性。哪个个体或家庭，要生二孩时会说老龄化、家庭结构、养老模式？不会的。她担心的是，我的工作怎么办，孩子有没有人带。”
　　2015年6月，她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不到4个月后，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单独二孩”升级为“全面二孩”。
　　翻看“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蒋莱忧心忡忡，她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带来“非常负面的效应”，“女大学生就业歧视增加，就业更为困难。以前是已婚已育就好了，现在还要二孩，女性还有多少精力留在职场上？现在很多高校，连女博士简历都不看了，本来就是晚育人群，现在到了岗位还要生二孩，用人单位不能理解。”
　　2016年4月，媒体还曾曝出河南一县高中女教师怀二胎要排号，内部文件明确规定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违规”怀孕者必须“走人”。除了学校，医院、旅行社等女职工比例较高的单位，都是此类内部规定的“重灾区”。
　　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待久了，朱蒂对“排号生子”见怪不怪。她甚至会主动考虑：以后生孩子我要打报告吗？是不是要错开部门最忙的那几个月？“因为生完回来才是最尴尬的，如果你希望到时还有立足之地，还能往上爬，必须处理好和同事、领导的关系。不然你现在留下一堆烂摊子，回来也会被穿小鞋。”
　　朱蒂就职于一家小型外资银行，全面放开二孩以来，据其所知，银行里至少已有五个二孩妈妈。她眼中“最夸张的案例”，是某分行一位年近40的“前线部门”女主管，“又无奈，又佩服，但这种级别我们要找人临时接替她的工作很麻烦。”
　　就在今年国庆前，她们部门还“中了奖”。一个女员工刚入职办材料，突然说“我正在哺乳期，每天一个小时的哺乳假怎么休”。朱蒂说，被问的资深同事都“惊呆了”，只能先用“这个情况要问主管，等下再说”的官方辞令。
　　“对企业而言，现在真的很苦。你说你问候选人情况吧，人家说你歧视。你不问吧，把人招进来，万一中奖碰到一进来就怀孕的，被用人部门和自己领导骂死。”朱蒂今年27岁，单身，自己也特矛盾，“以前觉得在这里赶紧结婚生子，大事完成就可以准备跳槽了，现在二孩政策一出来，生了一孩已经不是优势。招聘人员完全可以问你‘考不考虑二孩’，所以现在不像几年前，不敢轻易裸辞了。”
　　朱蒂所在的总行，有一个行政团队目前是“重灾区”，虽然一半的人生过一胎，但还有1/3的人正在怀孕或病假，有的是哺乳假，有的是刚怀三四个月就不断开“病假单”。“软性成本都推到了企业和女性头上。”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以来，每年全国两会都有不少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呼吁延长产假，从一年到三年不等，一些女性却并不买账，担心进一步加强就业歧视，职业发展亦将极大受挫。
　　人口学者易富贤曾建议，由国家替企业支付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损失，如果女职工担心产假影响工作和收入，可以将产假和相应工资转让给父母，让其提前享受退休待遇，帮忙照顾孩子，自己则正常上班。这一建议曾被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带上全国两会。
　　学者蒋莱接触的一个日企中层二孩妈妈，职场氛围相对不那么紧张，她的上司和所带团队都是女性，她生完孩子后，上司继续培养她，推荐她参加业内的短期MBA培训。这也让蒋莱思考起女性领导力和二孩政策的结合点。“家庭工作能力和职业能力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企业应该投资更多生育二孩的高学历女性，也只有超过一定比例的女性占据企业和政府领导层，才有可能影响政策环境。”
　　不过，对更多“80后”父母而言，养育二孩意味着双方在事业、家庭之间踩钢丝，不是你进，就是我退。蒋莱三年前接受上海某区政府委托，做过一个“楼宇女性”生育意愿调查，在这项调查中，43%的受访者被问及“作为职业女性，您在目前的家庭生活中最大困扰”时，选择了“家庭照顾（老人或孩子）与个人职业之间的矛盾”，这个比例高居榜首。
　　十几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的二孩妈妈中，一半以上觉得，生育二孩以后，女性更辛苦了。要想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夫妻中有一个人不得不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放弃事业，通常做出这种牺牲的是女性。
　　2010年，张洁提出离职申请时，领导惋惜地直摇头，“你知道吗，你接下来的路都铺好了。”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在继续工作成为医院妇产科主任和辞职回家做两个孩子的妈妈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做决定的时候很理性的，没觉得多难。我不放心把孩子完全交给长辈，怕教育理念有差别，一个的时候还能兼顾孩子和工作，怀了第二个只能辞职了。”
　　全职妈妈做到第三年，有天下午，丈夫去接上舞蹈班的大女儿放学，按照预计，他们应在5点10分到家，准时吃上她备好的晚饭。
　　时间到了，门没有动静，张洁走到阳台上盯着孩子回家必经的路，“那会儿觉得每一秒都特别长，坐立不安。”她想给丈夫打电话，掏出手机才意识到，“爸爸和孩子在一起啊，无论发生什么，他一定都能处理好的。”
　　尽管理智上说服了自己，没有拨通电话，但是张洁没法控制内心的焦慮。她知道，“我出问题了。”
　　“当时我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安排，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出门……精确到分钟，不能出任何岔子，稍微有一点差错我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们家隔壁的妈妈估计跟我差不多，每天从早到晚就听着不是她吼孩子，就是我吼孩子。”如今的张洁把这段经历当笑话讲，她现在是一名游学老师，短头发、干练、爱笑、健谈，完全看不出曾饱受精神折磨。 　　意识到问题后，她开始上育儿培训课、自学心理学，她能解释当年自己行为背后的逻辑，“我是没有自我价值的，跟朋友也很少联系，所有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我就想我那么好的工作都不要了全为了孩子，孩子好我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丁点失控。”
　　当时刚上小学的大女儿开始厌学、成绩滑坡，习惯性啃手指甲。张洁现在才知道那是自己的焦虑投射在了孩子身上。
　　真正推动她回归职场的是丈夫的一句话。2015年左右，她想参加一个“正面管教讲师班”，学费5800元。张洁的丈夫是商人，两个女儿有大的开销都是他直接去刷卡，她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次丈夫也会给自己刷卡。
　　那段时间她帮别人组织过几个育儿班，挣了点中介费，都不多，一千两千的。“我先生说，你可以把那个钱攒起来去参加这个培训。”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明白了，女人经济必须要独立。”
　　当期培训班没有去成，两年后她用自己攒的钱完成学习，顺利成为一名老师。

经济

　　1983年出生的吴卫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兄弟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他笑称“生了两个‘建设银行’”。妻子是独生子女，常和吴卫说起小时候的孤单，刚生完大宝就想着要二宝。
　　吴卫原本有些犹豫，担心时机不好，“两个小孩连续来临，不是生孩子就是在生孩子的路上，大家都很累”，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接受了。只是可惜了购买二套房的计划为二孩让步，错过一波“房价飞涨”，如今只能再候时机，好处是没有房贷、车贷，收支平衡。
　　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对上海的社会影响》调查显示，35.4%拒绝生育两孩的受访者理由是经济压力太大。而在蒋莱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子女的教育費用、家庭收入与开支不能平衡两项分列职业女性家庭生活第二、三大困扰，得票率均超过20%。
　　在二孩妈妈中，顾莹的经济压力算轻的。家庭年收入过百万，今年初生完二孩不久，她高分通过测评和面试，成为某国际知名保险机构兼职代理人，短短四个月就赚了40万佣金。她算曾做过一个“育儿焦虑”的微信测试，结果是“心宽体胖型”，但她一想到孩子的教育，仍然觉得自己有些“小焦虑”。“我愿意多花钱和精力，只要在可承受范围内，给孩子创造力所能及的条件，去帮助他更好地发展。”
　　二套房虽是学区房，但离现在住处太远，顾莹提前考察好了私立国际小学，一年学费18万，两个孩子就是36万元。现在五岁的大宝正在上七个兴趣班，总共花费近十万元：游泳是锻炼身体，必须坚持的；乐高积木、足球、表演、主持、画画、英语都是兴趣为主的启蒙课，但也各有目的，因材施教。顾莹说，大宝从小语言能力突出，但在人前稍显胆怯，所以选了表演和主持来培养他的自信。
　　这些课程都在小区附近的培训机构进行。好几次，顾莹约了保险客户到培训机构楼下的咖啡厅，两人各自把孩子送上去，然后开始谈合同。
　　不过这些还只是散养型“素菜”，以后的“荤菜”就是某教育机构的思维、奥数、英语等系统性课程，她估计以后两个孩子每年的教育经费大约要50万元。
　　“家里每个月还有四五万元车贷、房贷，说没有压力是骗人的。”不过顾莹还是斥重金给儿女每人各买了一份重疾险，还有年金险——每年儿子投六万多元，女儿十万多元，两人成年后每年分别可领30万元和65万元左右。“我就是对女儿偏心呀。”说着，她的眼睛笑成一条线。
　　“在大城市，养小孩成本挺高的，尤其是教育这块。”吴卫说，老大两岁半起送到家门口的国际连锁双语幼儿园，每个月平均五千多元，明年老二也要去幼儿园了，两个孩子的开销估计一年总共15万元，占了全家开销的一半以上。
　　吴卫家的原则是“量力而行”，准备生二孩的邱铃家心态则更为放松。她对孩子的成长没有特别细致对待，比如基本没买过辅食，就让孩子吃大人的饭粒和鸡蛋，穿的用的都是亲戚朋友用过送的，也没特意带孩子去早教班。
　　她为孩子唯一做的就是置换大房。大宝刚出生不久，早已做好二孩打算的她，就在住的小区隔壁买了一套一室户，方便长辈暂住和带孩子。去年邱铃把两套房子一起卖了，再贷款四百多万元，买了郊区一套小联排的新房。
　　每次买房决策都是她做出的。因为孩子的关系，家庭财富增值，是意外收获。她觉得两个孩子上公立学校就可以，不用有很大的学业压力，比起削尖脑袋投资教育，她更在意孩子有没有更大、更自由的玩耍空间。
　　“现在整个社会形态，经济组织形式都是围绕着一孩，私立学校的老师最希望这样，全职妈妈全力配合教好一个孩子，让你觉得养一个孩子都力不从心，打消你的生育信心和动力。”邱铃感叹。
　　在易富贤看来，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不但形成文化惯性，而且形成经济惯性，反过来又推高了养育成本。比如特大城市密度极高，缺乏给孩子的公共游玩场所；学校基本没有校车，每个家庭送一个孩子上学，加剧堵车交通压力；房子只够一家三口，再添一孩要重新买房，而房价居高不下。
　　“教育、医疗、收入水平和经济制度，好像刚好只够养一个，其实农村出生的都知道，一棵庄稼施肥不能太多，分配到三棵庄稼上，可能长得更好。”易富贤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财新网人口专栏作家黄文政说：“生命繁衍本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很焦虑的事情。”现在普遍的育儿理念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大家都偷跑，但是当每个人都偷跑的时候，偷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当小孩的数量越少，大家养孩子的观念就变得越奢侈化，越奢侈化人们越感觉养不起，越养不起生的越少，越少成本就越高，这是个死循环。”

父母

　　今年国庆，吴卫听说以前的女领导生了个弟弟，没几天又听说老大幼儿园女同学家不久前又生了个妹妹，连家门口看起来年纪很大的杂货店老板娘，今年都生了二孩。
　　另一位二孩爸爸也感慨，自从二孩政策放开，同事里基本上能生的都生了，“其实生还好，经济压力也不算太大，主要是看有没有人带。真的让太太全职带娃，牺牲还是挺大的。” 　　现年29岁的冯兰是语文老师，她所在的高中有不少已经或正准备生二孩的妈妈，但她发现，三十五六岁的备孕最多，很多超过四十岁没有生育条件的深感遗憾，反而像她这样“赶上政策”的年轻一代不想再生，“除非你的家庭里，公婆可以24小时带孩子。”教师工作时间长，保姆又难找，她家已经换过三个，其中有一个还是被加薪挖走的。
　　这是她身边很多年轻教师妈妈们的烦恼。冯兰有位同事，公婆不愿意到她家带孩子，要求把孩子放到老家去带，同事不希望孩子一出生就和父母分隔很远，也担心老一辈带孩子不科学，就表示不想再生，但在二孩政策放开后还是被家人一直催。
　　36岁的田欣是独生女，有一个孩子。看到采访请求的時候，田欣正在美国出差，她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发来六十多条每条将近一分钟的微信语音。
　　我是坚决不会生二胎的，但是我有话想说。二胎政策放开以后，我爸在外边听很多邻居说想再要个孩子，有一天晚饭时，他突然说，“我看这些人就是嫌命长，你们要是再生孩子，我马上就走。”我当时又生气又伤心，他干嘛要说这么狠的话。
　　我爸就是脾气特别火爆的那种人，我是独生女，但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宠爱过。结婚以后，生孩子之前我跟先生过了六年二人世界，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孩子一出生，一切都结束了。我丈夫是军人，一周只能回家两次，我工作也忙，公婆不肯搭手，我爸妈只好从重庆老家来到北京。我好不容易逃离了原生家庭，现在三代人被迫捆绑在一起。
　　我爸是很看重个人空间的那种人，我知道他为我做出了特别大的牺牲，所以我内心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但是我真的不幸福，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一点小事我爸都可能发很大的火。
　　前段时间给孩子补一种营养素，我担心他们忘记，每天回家都想问一下。但是我预感到我爸会生气，所以我极尽可能地用最若无其事的语气问他们，“今天给孩子吃了不？”终于到第四、五天的时候，我爸爆发了，他朝我大吼：“这么点事，你到底有完没完。”当时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别人可能都理解不了，我36岁了还会经常被我爸骂哭，那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太脆弱了。
　　我其实很想再要个女儿，把她照顾得好好的，让她像小公主一样，给她所有我没有得到的。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这是不可能了。
　　……
　　从业八年的心理咨询师刘瑜兮曾经做过二胎妈妈产后抑郁的研究，在她看来二胎妈妈产后抑郁相比一胎妈妈来说，症状更重，原因也更复杂。“一胎的时候还有力气挣扎，二胎就没力气了。”
　　她见过太多婆媳关系或与岳父母关系出现问题的案例。“不止一两个来访者焦虑症状非常严重，但是只要公婆一走，她们就好了。”她给出的建议是，小家庭在该分离时还是要分离，长辈对子女应该持“不求不助”的态度，有时候越帮越不好，晚辈无法成长，长辈也得不到回报。
　　在这一点上，二孩妈妈顾莹也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婆婆不仅待她亲如女儿，也很尊重她的教育理念。
　　原本婆婆会很直接地批评孩子，也会在孩子被大人问问题时代为回答或教孩子怎么说。顾莹告诉她不能这么做，这样会固化孩子的思维、不给他独立思考的机会。说了两次，婆婆就会格外注意，还会教导公公也别这么做。
　　公公本身是工程师，喜欢给小孙子摄影和编辑小视频。顾莹原来觉得没什么用，等儿子三岁多，看到公公在电视上放映配好音乐的“成长视频”，她突然特别感激公公留下了这些画面。
　　蒋莱访谈过近十位已生育二孩的高学历职业女性，初步归纳了她们的共同特质：婚育年龄较晚，育儿方面重要家庭决策以妈妈为主导；原生家庭经济水平和知识程度较高，愿意做教育投资，也比较尊重子女。基本上，“小家庭是核心，主导权掌握在妈妈手里”，这样的家庭养育二孩的幸福指数较高。

丈夫

　　不过，二孩妈妈们也向蒋莱吐露不少内心的矛盾：既希望丈夫多外出工作赚钱养家，又希望他能更多投入家庭教育陪伴子女。两者折中，丈夫能听妻子“指挥”帮忙抚育，已是大幸。
　　80后二孩爸爸吴卫一直认为，夫妻俩是带孩子的主力，父母只能说是“轮换着帮忙”，考虑到他们年纪大、身体不好、男孩调皮难带，也为了尽量减少“隔代溺爱”对孩子性格造成不好影响，他们不得不投入更多个人时间在孩子身上。
　　工作上，吴卫在家坐班时间多。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时，妻子和她的父母带的时间多，自从有了老二，他推掉了很多约会、饭局，有时一些工作上的外出活动也尽量推掉，多数时间“宅”在家里，给孩子把屎把尿、泡奶粉、做饭。
　　许多朋友将“奶爸”的“光荣称号”送给他，他却说，“都是硬着头皮上的，我也就是‘差不多就行’的标准，男人带孩子嘛，首先毕竟不专业，其次肯定照顾不周。”
　　妻子原本从事科技金融类销售，考虑到年纪大了才生二孩，她辞职在家四年多，直到今年6月才重新上班。
　　妻子“复出”的这个月，是吴卫“比较难熬的一个月”。一大早把两个小朋友弄起来，车里推着小的，手里牵着大的，把大的送进幼儿园，然后给自己和“小的”买早饭，转悠到中午，喝点牛奶，小的玩会儿睡觉，终于有两三个小时独处时间。等老二醒了，继续弄东西吃、转悠，到了下午5点接老大放学，带着两个孩子边玩边等太太下班，一头还要想办法解决晚饭。
　　那段时间，老二刚学会走路，兄弟俩打架、捣乱，几乎每天都把家里“炸”一次。最好笑的是，老二夏天有时不穿纸尿裤，光着屁股在地板上尿，老大跑过来玩弟弟的尿，弟弟也跟着去玩……“就像水中的两个皮球，你按下去一个，另一个又浮起来了。”
　　吴卫估算，自己花在家庭、工作、个人上的时间，大概是4：4：2，“个人兴趣爱好受到最大程度影响，说完全心甘情愿有些自欺欺人。”
　　冯兰家由公婆帮忙带娃，她觉得自己的丈夫还处在“儿子”的状态，“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哭，也轮不到他来处理，他还没有一种父亲的意识。我身边认识挺多爸爸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那种。” 　　冯兰说，只有她偶尔不在家，或者外出短期培训、家里人手不够时，丈夫的责任感才会萌发，比较积极地带孩子去玩，出去踢球或是用心地给他讲故事，“平时他很懒，叫他陪一下大宝，他只会说，‘要不要看动画片。’”
　　她后悔生二孩前没有提醒老公带孩子的事，这也是她想给年轻已婚女性的“忠告”：“生之前就要跟老公说，你要是不带的话，就不生”，“我老公之前还说，如果以后全面放开，再生第三个吧。公公也最支持二胎，因为他们带得少，没有体会过那种不容易。”

手足

　　十一假期前四天，张洁带着七岁的小女儿去山里玩了一趟，5号回来，13岁的大女儿想去南锣鼓巷。“肯定要带她去的，假期前面都没有陪她，但是又不能把妹妹放在家里，也得一起去。”妹妹兴致不高，走一走就吵累，姐姐的耐心很快就磨没了，两个人都不高兴。
　　“日常生活中全是这种焦头烂额的时候。”张洁撇嘴一笑，好在现在她有了应对方法，让姐姐哄妹妹。去南锣鼓巷那天，姐姐许诺用自己攒的零花钱给妹妹买个好东西，矛盾顺利化解。
　　张洁曾经为两姐妹的关系崩溃。“一个孩子的妈妈真的没法理解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们有时候遇到的问题是人力不能抵抗的。”
　　小女儿一两岁的时候，有一次丈夫出差，家里帮忙的阿姨也请假了，张洁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那天小女儿身体不太舒服，她问大女儿，“如果我要带妹妹去医院，你可以到别的小朋友家玩一下么？”
　　“妈妈我长大了，我可以到别人家去，但是妹妹还小，她不能到别人家去，那如果我生病了，你还能带我去医院吗？”大女儿这句话戳中了她的痛点：是啊，如果真是那样，我该怎么办呢？
　　张洁讲完有点哽咽，“老大心里得多没有安全感才会问我这个问题啊，她想确认自己如果生病了，妈妈会不会管她。”
　　二胎政策放开以后，不断冒出大宝抗议的新闻，“大宝跳楼”“大宝绝食”“爸爸妈妈给大宝写保证书”……上一辈人不理解，“原来谁家都是好几个孩子，人家老大怎么都没事？”
　　刘瑜兮借用心理咨询从业经历中的案例来解释这个问题。“好多成人来做心理咨询，我们追溯他成长经历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他的改变就开始于新成员进入原生家庭的那段时间。”因此，过去只是人们不在意，并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家里有了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洁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大女儿九岁那年。“有一天出门，我拉着她的手，我突然觉得她的手好大啊，原来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握过她的手了。”
　　小女儿出生以后，张洁从早到晚带着她；而大女儿白天上学，晚上写作业，只有吃饭时间能和爸爸妈妈说会儿话。“人都是这样的，带得多的，心里自然会偏向。”
　　“妹妹小时候一跟姐姐闹矛盾就喊我，说妈妈你快来收拾姐姐。我当时不懂教育，就觉得大孩子应该让着小孩子。”張洁记得大女儿经常说一句“你们会把她宠坏的”，就再也不说话了。“现在想想，老大真委屈。”
　　改变从放手开始，张洁制定了一条家庭制度：姐姐可以让着妹妹，但是妹妹要听姐姐的话。除此之外，她不再过多介入两姐妹的关系，“其实她们自己能处理得很好。”
　　有一次姐姐去上学了，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在外面吃午饭。“还剩一块咖喱牛肉，妹妹说好吃，要打包给姐姐。我当时特别纠结，原来我们出来吃饭都不敢告诉老大，怕她觉得我们吃好的没有带她，但是那次妹妹特别坚持，我就打包了。没想到姐姐看到以后特别高兴，什么也没抱怨。”从那以后，两姐妹有好东西都惦记着对方。
　　2015年，梁建章和黄文政在财新网发布文章《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提升人力资本》，他们在文中写道：家族亲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学者黄文政是上世纪60年代的独生子，他1992年去美国留学，2010年回中国。父母因为不适应海外生活，只在美国住了半年，其余时间都待在江西老家。
　　母亲晚年患上尿毒症，直到2009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每周要去医院做三次血透或血滤。“最后一年，我三次飞回来，有一次刚在美国落地，接到国内电话马上返程。”黄文政不愿回忆那种痛苦，“精神压力特别大，要是有个兄弟姐妹，他不用帮我多少，能在最难的时候跟我说说话也好啊。”
　　母亲在最后清醒的时候说，没有给儿子留下兄弟姐妹是她一生的遗憾。
　　1992年，黄文政刚到美国时和美国同学争论计划生育政策，谁也说服不了谁。2013年，他再次与那位同学联系，同学发给他一张全家福，上面有八十多个人，“同样是三代，我们家只有5个人。”这件事给他非常大的震撼。

进化论

　　和昱子约在她家碰面，她穿着连衣裙，淡妆，薄薄的一层腮红。
　　去年，二宝刚出生没多久，昱子的闺蜜来看望她，被她衣衫不整的形象吓得都不敢要二孩了。
　　“其实孩子越大，幸福感会越强。”如今，小花（妹妹）一岁多，熊熊（哥哥）刚上小学。前几天，三人去逛书店，昱子结账的时候，哥哥扯着昱子的衣服说：“小胖妹不见了。我要去找她。”说完就跑去四处找妹妹。“他学我们叫一声小胖妹，我都会觉得很幸福。”
　　刚怀二胎的时候，昱子有点抵触。她是独生女，从小习惯自己一个人，“两个人有什么好呢？”她看到亲戚的两兄妹，常常争吵，有时争个苹果都能大吵一架。
　　同为独生子的丈夫不这么想。他觉得从长远看，两个孩子能增加家庭的承担能力。“我们家四个老人，加上我和昱子，以后孩子只有一个，他的压力太大了。”
　　有天早晨醒来，昱子见到丈夫神情凝重地拿纸笔在客厅写写画画。保姆的工资、奶粉钱、尿片钱、昱子的工资损失……每个月开销大概增加8000块，计算器一敲，账算完了，孩子可以要。“决定生二胎其实是个很快的过程，但是做妈妈需要长期去进化。”
　　在昱子看来，“摸着石头过河是新一代二孩父母的集体特征。”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80后、90后父母自身缺失手足相处的经验，再往上一辈的多子女教育方式又过于粗放。 　　她是电台主播，向台里申请开了一档节目《二胎妈妈必修课》，请来十几位二胎妈妈分享育儿心得。看到上节目的妈妈们都打扮漂亮、谈吐优雅，昱子不再害怕二宝的到来。
　　她在孕期开了一个公众号“我要生二孩”，以原创漫画的形式记录两个宝宝的趣事。上一次昱子执笔画漫画还是小学时代的事，“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那么喜欢画画，就是因为孤独。”她记得自己对着洋娃娃自言自语，甚至跟脑子里想象的小人聊天。
　　昱子越来越接受二孩，角色成功转换成务实的妈妈。小花的到来改变了她对金钱的态度。过去她从不在意工资卡里的数字是多少，“需要花钱的时候账上还有就行了。”现在，她每个月末都拿纸笔去算这个月的花销、下个月的预算，细致到买菜的钱都算清楚。“虽然算下来我们还是‘月光族’，但至少给两个孩子的投资是公平的。”
　　小花的出生增加了一笔家政费用，需要请阿姨来打扫卫生。昱子想出一个办法弥补这笔钱，不给小花报早教班了，熊熊就是她的老师。全家人叫熊熊一声“老师”，熊熊就很主动地把自己会的教给“学生”小花。他教会妹妹喊“哥哥”“妈妈”“爸爸”……如今小花已能和哥哥拌嘴了。
　　昱子家饭桌靠着的那面墙上嵌着一块约两平米的玻璃白板和一张日程表。小白板每周更新一次，密密麻麻写上一家四口每天要做的事情，短期内要达成的目标。日程表则细致到每一个时间点要去做什么事。
　　“生二胎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金钱和时间。”既要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孩子，昱子再也不敢怠慢时间，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如今她估计自己做什么事需要多长时间，误差不会超过两分钟。
　　昱子说：“妈妈只是一个状态，不是人生一个永远的限定。妈妈还有后半生。”她觉得妈妈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自由切换角色，除了做妈妈，还要做好其他角色，比如妻子、职场女性……
　　采访结束，小花跑出客厅要吃的。上一秒昱子还在严肃地分析二胎妈妈就业形势，这一秒就欢喜地捧着一盒零食俯下身来，灿烂的笑容几乎藏住了眼睛。她用变了调的声音软绵绵地对女儿说：“你只可以选一个噢。”
　　熊熊和小花都很听话，相处和谐。约定好iPad玩20分钟要休息，时间一到熊熊就放下iPad跑去阳台，“123……”地倒数休息眼睛的时间；妈妈说要工作，小花就自觉回房间玩拼图；哥哥犯错挨骂，妹妹会帮忙求情，“妈妈，哥哥知道错了”……父母从容，孩子也懂事，就像昱子说的，“成长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起跑线。”
　　凤凰的大女儿读初中了，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弟弟。“让宝宝选妈妈和姐姐，他都是选姐姐。”凤凰说这话一点都不嫉妒，满脸自豪。
　　张洁家每周五晚都要召开家庭会议，第一个议程是致谢，她曾对大女儿说，“谢谢你包容妈妈当年的错。”
　　昱子的妈妈每天抱着小花，举着贴有熊熊名字的玩具熊接熊熊放学，人群中，熊熊总能一眼找到外婆和妹妹。
　　吴卫说，两个孩子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也看到孩子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他相信那句话，“孩子是大人透视自己的一个窗口或镜子。”他變得更有耐心，“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得到一次又一次锻炼。”
　　生病的弟弟也能吃下药。每当吴卫给兄弟俩洗澡的时候，两人光着膀子，各种莫名奇妙的傻乐，吴卫给他们洗完自己也沾了一身水，但看着两个孩子乐得笑开花，那笑声他每次听到自己也会跟着乐。
　　独生子女政策三十年，单独二孩两年。如今，全面二孩时代刚刚起跑，无数小家庭因此改变。
　　（应采访对象要求，凤凰、陶一、邱铃、朱蒂、冯兰、张洁、吴卫、顾莹、田欣为化名。感谢本刊记者刘诗蕾、邓郁为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