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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末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制度,更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高考制度恢复后,已经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各类人才。
口述者:查全性
著名电化学家, 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导。1925年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至今。对恢复高考起了决定性作用的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参与者之一。
1977年7月底,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我,让我8月初到北京开会。
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52岁。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所以没做任何准备。
8月3日晚,我坐飞机来到了北京,被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武大教师刘道玉同志接去北京饭店, 住下后见到一些外地来京参加同一会议的科学教育界的旧友或知名人士,都是学理工农医的。大家对会议性质均一无所知,会前也未发任何文件材料。
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大家普遍觉得,国家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8月4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参加座谈会的大学代表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何东昌,以及复旦大学苏步青,南开大学杨石先,吉林大学唐敖庆等人,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则有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钱人元、邹承鲁、郝柏林等人,共有四十多人。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我们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我们头一天开始讨论起,邓小平就每天准时到会,并和大家一起离开。在五六天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半天因为有外事活动,他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他时间,小平同志都全程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听不清楚的问题。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很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解决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
小平同志当场决定恢复高考
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我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后来我看到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
在发言中,我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问题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招生方针,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
接着,我提出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我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
小平同志当即决定恢复高考,但是说: 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大家纷纷说还来得及。小平同志就问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的意见;刘西尧说: 只要追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重新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570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那两批学生一进来之后,整个高校教学工作就变了样。在那种情况下能考得较好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在极困难条件下能坚持自学的有志青年。事实证明,当年77级、78级的学生中许多今天都已成为社会的骨干力量。
现在人们似乎把倡言恢复高考都归功于我。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有机会说了几句真话。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萌采访整理)
江苏77年高考全纪录
口述者:朱轸
现年84岁,1977年任江苏省招办副主任。32年前,朱轸带着从江苏省各地抽调出来的20多名教师,在一个名叫沙河水库的地方,出了那套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试卷。
选点:人烟稀少为保密
回忆起恢复高考的时刻,当时真是太累了,吃不消!
从国务院下发恢复高考招生的决定到组织考试,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真是紧张!先是报名,共有31万人,还有53万报考中专。大学和中专都招收高中毕业生,但不能兼报,所以要出高考试卷和中考试卷。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江苏省决定这一年除了考政治、语文、数学外,文科要加考历史和地理(一张卷),理科要加考物理和化学(一张卷),并指定了考试所用的教材。我们把这个统考信息一公布出去,全省大大小小书店里的教材立刻销售一空。
当时江苏自主命题,所以省委省政府很重视,一边开会一边做准备,纸张、印刷地点、命题成员等,都要赶快动手准备。自己命题最大的一个麻烦是保密,再就是命题质量。为了敲定一个合适的命题地点,他们开过几次会,提到的地点都不理想。
后来有一次,省水利厅厅长建议,可以到沙河水库,也就是现在溧阳的天目湖,那里人烟稀少,保密性强。沙河水库物质条件差,连厕所、浴室都解决不了。为了照顾女士,把仅有的一个厕所和浴室让给了女士。当时,凡是接触到试卷的人就算是“入闱”了,必须与外界隔离,但是由于沙河水库和印刷厂之间还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难免在路上不会遇见熟人,当时的保密工作就全靠工作人员的高度自觉性了。印刷厂里有一对夫妻,一人“入闱”,一人没有“入闱”,他们在厂里的路上有见面的机会,但他们严格遵守纪律,见面时只是侧身而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过,“夫妻相见不相认”。这种高度的自觉性,回想起来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命题:抽调全省20多位老师
保密地点这个最大的麻烦解决了,接下来是第二个麻烦——命题。
命题要抽调老师,大学的、中学的都调了,一共20多人,全是省里各科最优秀的老师,有南大的,东大的,南医大的,河海的,南师大的等等。命题组成立以后,由我带队集中到了沙河水库。那一年命题,语文、数学、政治是公共课,文理都考一张试卷,再加上史地卷、理化卷,一共要出5套卷子。东大的老师参与了数学等理科试卷命题,南大、南师大的老师参与了文科试卷命题。
第一年命题,说难也不难,因为没有前几年试卷做对比,难度、类型什么的不受限制,还不需要回避哪些题目出过了,哪些题目没有出,只要命题老师认为一道题目能科学合理地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而不是偏题怪题为难学生就可以。难处在于,这是第一次命题,大家对难度把握、对命题质量心里不是很有底,担心考生和社会各界不满意。
当时水库鱼多,几乎每顿都能吃到几盘红烧鱼、清蒸鱼、沙锅大鱼头,伙食搞得比较好。但我始终担心教师们吃不了苦,会影响进度和质量。出人意料的是,老师们在恢复高考制度的激情鼓舞下,一再表示,为了江苏千万学子,为了祖国明天,再苦再累也要完成任务。那真有一种神圣感。经过20多天努力,命题任务终于完成了。
当年高考命题只有一套试卷,既没有备用考题,也没有备用试卷,因为再弄一套试卷的时间真是来不及。只要保密做得好,一套试卷也够了。事后,各方面反映那次命题还是不错的。教育部也认为,江苏命题质量是好的,命题老师的素质是过硬的。
印卷:试卷只有32开大
试题出好了,印卷又遇到了麻烦。印刷的难处有三个,一个是保密,一个是纸张,一个是汽油。
要保密,试卷印刷厂选择就很重要。考虑到当时时间紧张,而且沙河水库附近的溧阳县印刷厂设备、保密等条件还不错,就决定在那里印刷试卷。后来高考试卷印刷,为了保密,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地点,只要是能保密的地方,几乎都去了,包括邻省安徽的深山以及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那时的高考同样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比如纸张和汽油的供应,全都靠计划调拨。好在江苏准备比较充分,我们提前打了报告,省里对高考申请使用的纸张和汽油一路绿灯,尽管量很大,但都保证了供应。
为了节省纸张,1977年江苏每门课的试卷印在一张纸上,只有32开大小,答题纸另外发一大张。即使这样,用纸量也很大。到后来用量更大,有一次,把堆在南京农业大学仓库里的纸张搬出来时发现,水泥地面已经被压陷了。
试卷印好后,保存和运送都要极端保密。由于当时从省会到江苏13个地市的招办都没有一辆车,所以试卷的运输也让省招办的人头痛。而试卷必须从省运输到市、到县、再到各个考场,如何保证不丢失,如何保证准时达到,如何保证在运输的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泄密,在没有物质条件且缺乏经验的1977年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事。
那一年,运往苏北的试卷是由当地市招办申请借车来接,而运到苏南的试卷考虑用火车来送。当时火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沪宁线上火车票都非常紧张,列车拥挤不堪。分管招生工作的省教育局副局长方非,亲自跑到火车站,找到了铁路局的党委书记,宣传此次运送考卷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铁路局领导的帮助下,破天荒为运送试卷专门加挂了一节软卧包厢。为了防止试卷分发上有错误,一个小包厢放一个地区的试卷。
阅卷:专业会计来算分
1977年,按照参加统考的人数为高校招生人数的5倍的要求,江苏省最终有5万名考生有幸参加了高考。那年批改试卷,动用了中学和大专院校的8000名优秀教师,分在各个地市的招待所中。
考试结束的第一天,老师们并没有拿到试卷,而是先接受培训,学习“怎么改”。这让很多老师不能理解,一些大学老师表示,他们改了一辈子试卷了,改这些中学生的卷子还不简单?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的不是比你的教学水平,而是一个统一的尺度,即在学术上不争论。教材上怎么说就应该怎么答,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在培训了三天之后,每个老师开始花一天的时间用铅笔试改一份试卷,然后两个老师再交换互评、讨论,最后全用橡皮擦掉。由于考生的答题有不同的思路,要求评分标准“只能补充不能修改”。
那时阅卷条件很苦,不像现在,老师阅卷一个人还能拿好几千块钱。那时大家都是义务的,抽调的上千名老师都没有发钱。
10天后试卷全部改完,之后便是算总分。当时没有计算机,连小的计算器都没有,老师们人手一个算盘。在累计登分时为了防止差错,还调来了专业会计,会计们手里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口中还念念有词,整个场面热火朝天,就像中世纪的手工作坊!就这样,前后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分数就全部核算完成。那时考风考纪特别好,从阅卷可以看出来,几乎找不到一张雷同的。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于英杰采访整理)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末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制度,更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高考制度恢复后,已经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各类人才。
口述者:查全性
著名电化学家, 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导。1925年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至今。对恢复高考起了决定性作用的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参与者之一。
1977年7月底,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我,让我8月初到北京开会。
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52岁。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所以没做任何准备。
8月3日晚,我坐飞机来到了北京,被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武大教师刘道玉同志接去北京饭店, 住下后见到一些外地来京参加同一会议的科学教育界的旧友或知名人士,都是学理工农医的。大家对会议性质均一无所知,会前也未发任何文件材料。
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大家普遍觉得,国家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8月4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参加座谈会的大学代表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何东昌,以及复旦大学苏步青,南开大学杨石先,吉林大学唐敖庆等人,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则有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钱人元、邹承鲁、郝柏林等人,共有四十多人。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我们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我们头一天开始讨论起,邓小平就每天准时到会,并和大家一起离开。在五六天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半天因为有外事活动,他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他时间,小平同志都全程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听不清楚的问题。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很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解决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
小平同志当场决定恢复高考
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我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后来我看到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
在发言中,我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问题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招生方针,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
接着,我提出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我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
小平同志当即决定恢复高考,但是说: 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大家纷纷说还来得及。小平同志就问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的意见;刘西尧说: 只要追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重新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570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那两批学生一进来之后,整个高校教学工作就变了样。在那种情况下能考得较好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在极困难条件下能坚持自学的有志青年。事实证明,当年77级、78级的学生中许多今天都已成为社会的骨干力量。
现在人们似乎把倡言恢复高考都归功于我。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有机会说了几句真话。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萌采访整理)
江苏77年高考全纪录
口述者:朱轸
现年84岁,1977年任江苏省招办副主任。32年前,朱轸带着从江苏省各地抽调出来的20多名教师,在一个名叫沙河水库的地方,出了那套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试卷。
选点:人烟稀少为保密
回忆起恢复高考的时刻,当时真是太累了,吃不消!
从国务院下发恢复高考招生的决定到组织考试,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真是紧张!先是报名,共有31万人,还有53万报考中专。大学和中专都招收高中毕业生,但不能兼报,所以要出高考试卷和中考试卷。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江苏省决定这一年除了考政治、语文、数学外,文科要加考历史和地理(一张卷),理科要加考物理和化学(一张卷),并指定了考试所用的教材。我们把这个统考信息一公布出去,全省大大小小书店里的教材立刻销售一空。
当时江苏自主命题,所以省委省政府很重视,一边开会一边做准备,纸张、印刷地点、命题成员等,都要赶快动手准备。自己命题最大的一个麻烦是保密,再就是命题质量。为了敲定一个合适的命题地点,他们开过几次会,提到的地点都不理想。
后来有一次,省水利厅厅长建议,可以到沙河水库,也就是现在溧阳的天目湖,那里人烟稀少,保密性强。沙河水库物质条件差,连厕所、浴室都解决不了。为了照顾女士,把仅有的一个厕所和浴室让给了女士。当时,凡是接触到试卷的人就算是“入闱”了,必须与外界隔离,但是由于沙河水库和印刷厂之间还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难免在路上不会遇见熟人,当时的保密工作就全靠工作人员的高度自觉性了。印刷厂里有一对夫妻,一人“入闱”,一人没有“入闱”,他们在厂里的路上有见面的机会,但他们严格遵守纪律,见面时只是侧身而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过,“夫妻相见不相认”。这种高度的自觉性,回想起来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命题:抽调全省20多位老师
保密地点这个最大的麻烦解决了,接下来是第二个麻烦——命题。
命题要抽调老师,大学的、中学的都调了,一共20多人,全是省里各科最优秀的老师,有南大的,东大的,南医大的,河海的,南师大的等等。命题组成立以后,由我带队集中到了沙河水库。那一年命题,语文、数学、政治是公共课,文理都考一张试卷,再加上史地卷、理化卷,一共要出5套卷子。东大的老师参与了数学等理科试卷命题,南大、南师大的老师参与了文科试卷命题。
第一年命题,说难也不难,因为没有前几年试卷做对比,难度、类型什么的不受限制,还不需要回避哪些题目出过了,哪些题目没有出,只要命题老师认为一道题目能科学合理地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而不是偏题怪题为难学生就可以。难处在于,这是第一次命题,大家对难度把握、对命题质量心里不是很有底,担心考生和社会各界不满意。
当时水库鱼多,几乎每顿都能吃到几盘红烧鱼、清蒸鱼、沙锅大鱼头,伙食搞得比较好。但我始终担心教师们吃不了苦,会影响进度和质量。出人意料的是,老师们在恢复高考制度的激情鼓舞下,一再表示,为了江苏千万学子,为了祖国明天,再苦再累也要完成任务。那真有一种神圣感。经过20多天努力,命题任务终于完成了。
当年高考命题只有一套试卷,既没有备用考题,也没有备用试卷,因为再弄一套试卷的时间真是来不及。只要保密做得好,一套试卷也够了。事后,各方面反映那次命题还是不错的。教育部也认为,江苏命题质量是好的,命题老师的素质是过硬的。
印卷:试卷只有32开大
试题出好了,印卷又遇到了麻烦。印刷的难处有三个,一个是保密,一个是纸张,一个是汽油。
要保密,试卷印刷厂选择就很重要。考虑到当时时间紧张,而且沙河水库附近的溧阳县印刷厂设备、保密等条件还不错,就决定在那里印刷试卷。后来高考试卷印刷,为了保密,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地点,只要是能保密的地方,几乎都去了,包括邻省安徽的深山以及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那时的高考同样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比如纸张和汽油的供应,全都靠计划调拨。好在江苏准备比较充分,我们提前打了报告,省里对高考申请使用的纸张和汽油一路绿灯,尽管量很大,但都保证了供应。
为了节省纸张,1977年江苏每门课的试卷印在一张纸上,只有32开大小,答题纸另外发一大张。即使这样,用纸量也很大。到后来用量更大,有一次,把堆在南京农业大学仓库里的纸张搬出来时发现,水泥地面已经被压陷了。
试卷印好后,保存和运送都要极端保密。由于当时从省会到江苏13个地市的招办都没有一辆车,所以试卷的运输也让省招办的人头痛。而试卷必须从省运输到市、到县、再到各个考场,如何保证不丢失,如何保证准时达到,如何保证在运输的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泄密,在没有物质条件且缺乏经验的1977年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事。
那一年,运往苏北的试卷是由当地市招办申请借车来接,而运到苏南的试卷考虑用火车来送。当时火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沪宁线上火车票都非常紧张,列车拥挤不堪。分管招生工作的省教育局副局长方非,亲自跑到火车站,找到了铁路局的党委书记,宣传此次运送考卷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铁路局领导的帮助下,破天荒为运送试卷专门加挂了一节软卧包厢。为了防止试卷分发上有错误,一个小包厢放一个地区的试卷。
阅卷:专业会计来算分
1977年,按照参加统考的人数为高校招生人数的5倍的要求,江苏省最终有5万名考生有幸参加了高考。那年批改试卷,动用了中学和大专院校的8000名优秀教师,分在各个地市的招待所中。
考试结束的第一天,老师们并没有拿到试卷,而是先接受培训,学习“怎么改”。这让很多老师不能理解,一些大学老师表示,他们改了一辈子试卷了,改这些中学生的卷子还不简单?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的不是比你的教学水平,而是一个统一的尺度,即在学术上不争论。教材上怎么说就应该怎么答,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在培训了三天之后,每个老师开始花一天的时间用铅笔试改一份试卷,然后两个老师再交换互评、讨论,最后全用橡皮擦掉。由于考生的答题有不同的思路,要求评分标准“只能补充不能修改”。
那时阅卷条件很苦,不像现在,老师阅卷一个人还能拿好几千块钱。那时大家都是义务的,抽调的上千名老师都没有发钱。
10天后试卷全部改完,之后便是算总分。当时没有计算机,连小的计算器都没有,老师们人手一个算盘。在累计登分时为了防止差错,还调来了专业会计,会计们手里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口中还念念有词,整个场面热火朝天,就像中世纪的手工作坊!就这样,前后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分数就全部核算完成。那时考风考纪特别好,从阅卷可以看出来,几乎找不到一张雷同的。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于英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