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8月22日上午，一列火车駛入甬曹铁路宁波火车站，站台上的当地政要与工商士绅纷纷翘首，看见车上走下一位个子不高、身穿西装的中年人，这人便是孙中山。
　　到达宁波第二天，孙中山在宁波四中发表演讲：“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港……力加扩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矣！”
　　良港之说非虚。
　　宁波枕山面海、拥江揽湖，有着天然深水港。今天的全球外贸、报关行、海关、船舶公司和物流公司，无人不熟悉CNNGB——宁波港代码。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盛产”大儒与巨商。一半是山水、一半是海洋的宁波，交织着运河文化与海洋文化、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山地气质与江南气韵。
　　从古越国时代饭稻羹鱼、断发文身，再到隋唐以降的人文渊薮，海风吹拂之下，宁波形成了鲜活而务实的城市格调，四明山水、三江一湖，共同浸润出禅宗智慧、耕读传家的城市底蕴。

域统山海 港通天下

　　人们常如此概括宁波的地理区位：“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由此可见水系对宁波之重要。
　　四通八达的水系，来源于宁波独特的地形。
　　宁波古称“明州”，得名于四明山;简称“甬”，则得名于甬江。在地形上，四明山脉从西南向东北延伸，与北面的一条海岸线和东南面的天台山脉共同围成宁波平原。四明山脉与天台山脉给宁波平原带来充沛的天然淡水资源，姚江从四明山的断裂处流出，自西北而来，奉化江则从西南而来，两江在平原中心三江口汇为甬江，奔向大海。
　　宁波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承载于这独特的地形与水文结构。在宁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可见到七千年前的水利遗址、渔猎工具、稻作鱼骨，这是宁波先民与海相伴、饭稻羹鱼的遗迹，也是新石器时代越地文明的线索。
　　也许是由于枕山面海的灵动气韵，古时宁波被中原人视为求仙问道之所。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09年，秦始皇为求不死之药“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到达今宁波慈溪的达蓬山，又派徐福东渡，留下徐福“采药瀛洲去，扁舟竟不还”的传说。
　　正如南宋政治家史浩所说：“三岛烟霞，十洲风月，四明古号仙乡。”到了隋唐时期，宁波“仙气”不减，四明山和甬山已成为道教名山，据传唐代名臣贺知章亦到此访胜，得“四明狂客”之号。
　　有关宁波的故事不仅流传于中国。在日本，有首名为《明州望月》的和歌，相传为日本遣唐使阿部仲麻吕在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所作。传说中，离乡多年的阿部仲麻吕即将归国，在等待出航的日子里，于明州海港望月，思乡之情涌起，即兴吟咏了这首诗。

　　明州能“吸粉”苏轼，除了它千帆竞渡的大港地位外，还和当地浓厚的人文氛围有关。

　　后人考证，《明州望月》应该并非阿部仲麻吕所作。不过，这首诗背后也有真实的历史信息，即宁波在唐代已是中日交往要冲，举例来说，鉴真东渡的起点便在此处。
　　那么，宁波是如何从“仙乡”变为驰名海外的港城的？
　　隋唐期间，三江口已形成固定聚落，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加上浙东运河（杭甬运河）的疏浚，宁波对内连接杭州，可通运河转运南北、连通江淮，对外直通东海，既有天然深港，又有舟山群岛遮挡台风。
　　宁波“港通天下”的征程由此开始，成为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要道结合的枢纽，到宋代，已与泉州、广州共同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一时桅杆如林，商贾云集。

　　宁波此时还是造船基地，可造出“万斛神舟”，即载重量约达240吨的大型海船，在北宋徽宗年间，两艘“万斛神舟”由此启航到达高丽，引得高丽人“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

田家有子皆习书

　　就在明州成为宋王朝的对外大港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来到了明州任知州。
　　根据曾巩自述，他在明州任职的时间是从元丰二年（1079年）的正月廿五到五月三十日。任期虽不长，但曾巩在水利农业、城务城防、对外贸易上都做了不少实事。他兼领明州市舶司，主张设立高丽使馆。除此之外，他还修筑城墙，并疏浚月湖。
　　一个趣事是，与曾巩同年进士及第的苏轼当时正在徐州任职，自第一次被贬后，苏轼就想去明州任职，并写信给亲家范子丰请求运作，但他一直没能如愿。
　　明州能“吸粉”苏轼，除了它千帆竞渡的大港地位外，还和当地浓厚的人文氛围有关。
　　在曾巩到任明州三十余年前，王安石在明州担任了三年鄞县令。期间，王安石降低捐税、重划东钱湖界、兴修水利，并在孔庙兴办县学，倡导经世实用之风、推广教育。人们认为，宁波“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耕读并重之风，便肇始于此。
　　而曾巩疏浚月湖，不仅是出于水利，也是为当地人文作贡献。
　　月湖始于唐代，宋代时当地渐渐围绕月湖建起亭台与桥梁景观。最初这个“旅游景点”由于僻在一隅，并没有太多游客。
　　宋仁宗年间，郡守钱公辅整修月湖景观，建众乐亭，倡导当地文人在众乐亭唱和吟咏，开辟了一条“文化旅游”的路子。月湖吟咏的风气渐开，当时的文人邵亢《众乐亭记》称：“凡州之人，月维暮春，联航接舻，肴酒管弦，来游其间，环堤彷徉，风于柳杨，夕以忘还。” 　　月湖因此渐渐发展为当地学术中心。南宋时期，北方望族南迁，宁波的人文风气更加浓厚，“甬上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在月湖讲授和研讨陆九渊的心学，月湖之畔形成了四明学派。
　　宁波“进士之乡”的美誉也由此而来。《浙江通志》记载，南宋时明州有进士983人，朝廷一时间“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而到了明清，王阳明、黄宗羲更是成为浙东学术文化的代表，让宁波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宁波注重读书的风气延续至今，“进士之乡”也变为“院士之乡”，我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便来自宁波名门屠氏。
　　文脉相传之下，读书藏书成为当地文化传统。明代嘉靖末年，兵部侍郎范钦告老还乡后，在月湖边建造天一阁藏书楼，清人石韫玉赞其“图书珍聚处，光气动星躔”。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眼中，天一阁便是宁波最重要的人文景观，至今也仍是外来游客到宁波的“必打卡”之地。

甬上潮起潮涌

　　文人墨客吟咏于月湖之畔，当地的航运贸易却遇到了挫折。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州鄞县一个读书人单仲友上书朱元璋，因明州同国号，乞改名。朱元璋准奏，并以明州有定海县，取“海定则波宁”寓意，将明州改称为宁波。
　　新名字背后隐藏着明王朝的焦虑。当时，宁波常有倭寇侵扰，当地官府巡航、增高城墙皆不能缓解倭患，明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下令严禁民间海上贸易，罢明州、泉州、广州市舶司。
　　明清时期的三次海禁让宁波港逐渐式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宁波人停止了贸易活动。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宁波商人孙春阳在苏州开设“孙春阳南货铺”，后来，宁波商人又沿运河北上，在北京经营药材、成衣。到明末清初，宁波商帮已在北京设立会馆。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迎来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正在全世界的海洋上漂流，寻找着贸易伙伴。
　　15世纪上半叶，浙东海域上时常游弋着外国船只，船上是来自葡萄牙的水手。据考证，葡萄牙人最晚于1524年便在他们口中的“Porto Liampó”安营扎寨，“Porto Liampó”便是“宁波港”之意，实为当时宁波海域的私人贸易据点双屿港。

　　当时，中国沿海有一群官商，私下在双屿港和葡萄牙人、日本人开展三角贸易，一时船舶云集，多至港塞，结聚至万人，使宁波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贸易基地，宁波的名声也远播欧洲。1554年意大利人拉穆西奥编辑出版的《航海与旅行丛书》一书中收录一份地图，其中标注了宁波的地点。一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也是从宁波登陸，开始他们的东方传教之旅。
　　此时，宁波的海上贸易“名不正、言不顺”，做走私生意的商人要冒着极大风险。明朝政府先后在宁波设立海道副使、浙直总兵等官职治理倭患和海上走私贸易，万历年间，浙江巡抚也定驻镇海，可见宁波当时在浙江的战略地位。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宁波被迫被辟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来到宁波的外国人，在三江口北岸建设了居留地。这就是宁波“老外滩”，其诞生比上海外滩还早二十年。
　　“老外滩”成为宁波最早近代化之地，也是宁波商帮大展拳脚之所。利用这一通商口岸，宁波商帮参与到进出口贸易之中，并开设轮船、运输公司，如虞洽卿、朱葆三、李云书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公司等。
　　渐渐地，宁波人生产的西装打出“宁波装”的名号，与“宁波港”“宁波帮”共同成为宁波的城市名片。不过，由于外资对民族资本的打压，宁波商人为求更多发展机遇，也远走欧洲、南洋各国，又将不远处的新兴城市上海作为自己开辟商业王国的热土，宁波人对上海的发展因此而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务实而不惧艰难的宁波精神也体现于“宁波帮”身上。孙中山就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且具坚强之魄力”，“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麻将美食伴佛陀

　　港口城市，受码头文化的影响，往往有着鲜活的市井之气。
　　书香幽幽的天一阁，便绝非一般想象中的“高冷”，其景区内，还设置着一座麻将博物馆，游人最爱在“三缺一”麻将桌前拍照留念，馆内更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材质和花样的麻将牌。据传，宁波乃是麻将发祥地，《清稗类钞》便记载麻将“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随着宁波港在近代的开放，麻将更是由宁波流传到世界各地。
　　在《宁波水文化研究》一书中，作者陈洪波评价宁波人“兼具山区的磊落英气和大海的粗粝旷达”。
　　宁波人口味喜好咸鲜，就与依山傍海有关。祖籍宁波慈溪的清代文学家袁枚，由美食门道出发，倡导写诗作文也要“鲜”“活”，其《随园诗话·补遗》中就说：“凡菱笋、鱼虾，从水中采得，过半个时辰，则色味俱变;其为菱笋、鱼虾之形质，依然尚在，而其天则已失矣。谚云：‘死蛟龙，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诗文之旨。”
　　宁波汤圆、雪菜黄鱼、“宁波三臭”都是宁波美食的代表。在历史上，宁波的物产更引起过“吃货”苏轼的注意。北宋年间，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并成为朝廷岁贡，明州江瑶柱成为贵族宴席上的佳肴，苏轼写过一篇《江瑶柱传》，其中便提及了明州。

　　朱元璋准奏，并以明州有定海县，取“海定则波宁”寓意，将明州改称为宁波。

　　针对宁波，苏轼更心心念念其实是一处名胜——雪窦山。雪窦山是禅宗宝地、弥勒道场，其佛教源于晋、兴于唐，在苏轼的时代，已是云门宗的传播中心。苏东坡登庐山圆通寺时，便留下“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的诗句。
　　宁波有着“四明三佛之地”的美誉，除了如今已成全国佛教五大名山的雪窦山之外，还有保留着释迦摩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历史悠久的保国寺和天童寺。中国禅宗文化也是由宁波传播至日本，让“东南佛国”的禅悟机锋沿海上丝绸之路播下种子。
　　古往今来，宁波不乏高僧大德与文人大儒谈经论道的身影。到了近代，弘一法师亦慕名八次来到宁波，涉足慈溪、余姚、镇海、奉化等地。
　　有趣的是，宁波还是“布袋和尚”传说的发祥地。相传，唐末至五代后梁时期，明州奉化僧人长汀子大肚子、胖身材，整日里袒胸露腹、笑口常开，出语无定而饱含禅机，人们认为他是弥勒佛化身，“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
　　幽默乐观、与人为善、大肚能容的“布袋和尚”，好似宁波禅宗文化与市井文化交融后的化身。和江南典型的人文山水、婉约呢哝不同，宁波的城市格调更加多元，“四明三佛之地”孕育的清灵旷达、大海潮汐带来的勇于革新、江湖水系浸润的人文鼎盛，共同造就了宁波博纳兼容、经世致用的精神气质，也留下了一座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