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几代上海人心目中一个极有气派的名字，烘托的是一派甚为优雅的生活方式。地方在人的记忆中，往往不仅是其空间位子和视觉反应，那只属物理的；有的地方记忆，是化学的。它们与我们内心不断对话、不断撞击，一次一次的，就像化学反应中的沸腾现象，并由此催生出全新的元素，静静地在我们体内积淀发酵，融入我们的血液中，终成难以破译的遗传基因的密码，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
　　红房子西餐馆在上海西餐行业中不属大哥大，与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就在上海显山露水的“飞达”、“Hot Chocolate”、“DDS”等相比，诞生于1945年的“红房子”，只能算小弟弟。但上海人不可能不知道“红房子”。某程度上“红房子”对上海人不仅仅是一家老字号西餐馆，更是对上海时尚认知的一个刻度，一种生活层次的标象。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有过一段短暂的欢乐，那段时日出生的婴儿名字叫“和平”、“胜利”、“时平”的比比皆是。“红房子”以“喜乐意”之中文译音问世，并漆成喜洋洋的红颜色，想来与那特殊的时刻有一定关系。
　　“红房子”置身在陕西南路长乐路口，曾经的法租界。虽然在1945年法租界已收归中国所有，但那弥散其间的浓浓的法兰西风情，还在焕发着生命的华彩——学术上称为后殖民现象。
　　“红房子”或许因为置身在非商业区而是高级住宅区内，所以，它既不属行政式，也不为时尚型，更不浪漫。它在上海西餐业中的定位，有点如上海戏院业中的兰心大戏院，是纡贵又休闲的。老“红房子”的座位摆设没有情侣们宠爱的高背火车座，多为四人座小方桌，或单张，或两张三张相拼，错落有致地散放在不太宽敞的店堂内，楼上的空间也是同样的狭促。在“红房子”里，人们常常会在无意中发现某僻静一角正在进餐的名人，但一定不会对他们指指点点，或涌上去索签名，这就是客人的层次。老“红房子”没有包房，但同样能为客人提供私密性。令“红房子”纡贵的不是它的外部陈设，更不是它的价格起板，也不仅是它精心制作的美食，而是出出进进“红房子”的人。
　　与众多其他老字号的西餐馆不同，“红房子”的流金岁月不是在上世纪40年代，而应该在五六十年代到文革前。
　　总觉得今日我们写上海的都会文化，往往忽略了1949年之后到改革开放前那一段，仿佛那时的上海都会文化是一片空白。其实不然，上海的都会风情在五六十年代直到文革前，仍是低调地却是顽强地表现出来，仍是那样精致那样足以令人回味，其原因除了因为党的统战政策和定息政策外，上海独特的都会文化肥沃的底气，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红房子”就是这片沃土结出的硕果，上海都会生活得到保留的载体之一。
　　俗话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原来也适合城市之说。城市的街区也有各自的水土特色。红房子所在的区域，西起襄阳路东至茂名路，北起进贤路南至南昌路，陕西南路由北至南穿越其中。记忆中的陕西南路虽然是交通主干路，却很适合散步，特别入夜时分，白天的喧嚣似都被路边两侧的梧桐树浓密的枝叶过滤掉了，沿街住户的灯光透过树丛给路面洒上一晕斑驳的蜜黄色。欣慰的是，直到今天，陕西南路的变化相对还是不大。正是这幅地块的特殊水土孕育出一对西餐业的姐妹花：“红房子”和与之一箭之遥的“天鹅阁”，光这两个名字，就足以令人浮想联翩。如今“红房子”还亭亭玉立在这个街区内，“天鹅”却已飞得无影无踪……
　　“红房子”虽称为法式西餐，其实已掺杂着不少的本土元素，以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如它的糖醋红菜头、土豆色拉，它的亮点还有：红煨牛尾、虾仁杯、天宝牛排、蜗牛、乡下浓汤和洋葱汤等。最令我怀念的是它的洋葱汤，那层香喷喷厚甸甸的散发着浓浓芝士香的封着汤碗口的“起酥”是我最喜欢的，载满我欢乐的童年记忆。文革前这样一客洋葱汤大约售九角。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唯有长辈生日或家族团聚，才会去一次。每逢这样的聚会，我们小孩子另坐一桌，这是表兄妹之间最开心的聚会。大人们可能认为小孩子根本不懂美食，就一人点一份洋葱汤打发我们，我们也不计较，总是快快吃完就直冲主题——等着冰淇淋和甜品上场。今天我仍喜欢点洋葱汤，并保持着小时侯先捞汤里炸成金黄色的小面包颗粒的“吃相”……
　　当年那些穿上蓝布人民装的老工商，吃不惯单位食堂的大锅菜，便常常溜出来叫辆三轮车到“红房子”。久而久之，“红房子”的午餐成为上海滩知名的“吃定息”阶层聚集处。常常会见到几位穿着烫得笔挺的或蓝或灰人民装，袖口和领口都露出一截雪白的衬衣，袋口插着派克金笔，头发梳得溜光的滑的社会主义资本家——当时称为红色资本家，他们三五成簇小声交谈着，自有一份低调的雍容。
　　即使在文革期间，已改成普通饮食店的“红房子”，仍是老工商者和他们太太的聚集点。落难的他们，默默用毛竹筷夹着一早就炸好晾在一边的已冷掉的面包粉氽猪排，用标准的西餐喝汤礼仪舀着榨菜蛋花汤。不论如何，“红房子”还是他们的最爱，尽管外墙的红色已显残旧斑驳，只要还能在里面坐一坐，也是一种安慰吧。
　　曾在“红房子”吃过几次喜酒。上海极少西餐喜宴，除了因为西餐不如中餐热闹富喜庆气氛，也是因为西餐严格的按人头算，一人一份，不如圆台面伸缩性大，因而不太经济。 “红房子”的喜宴，是上海小圈子内出名的：小方桌拼成几列长条餐桌，呈“E”字形排列，铺上雪白浆烫过的桌布，置着迷你鲜花篮，沉甸甸的闪亮的喷银老古董烛台借着喜宴可以堂而皇之地请出来，亮闪闪的高脚酒杯和刀叉，排列有序地顺着长桌一溜挨过去，那种华贵的气势，当年已是“红房子”外的上海不大看得到了。当然“红房子”喜宴远不能与今天动辄二三十桌的场面相比，但其呈现出的恬淡幽雅的氛围，令“红房子”的喜宴成为体面高档的婚宴的代名词。
　　一度连“红房子”的服务员都有一份恰如其分的贵气。“谦卑”固然是服务业的要领，但肯定不能与“奴才相”等同。同样的，这里的“贵气”也不能与服务态度恶劣划等号。 “红房子”的服务本身就是品牌，要他们不带几分贵气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红房子”在众多西餐店中，有种无形的威势。一般人不敢推开“红房子”的门，不是因为其价位，而是这股贵气。
　　红房子的客人大多是熟客很少散客，因此服务生与客人的相知是几代人的，令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会与客人很中肯地交谈近日的城中话题、与客人相熟的同是这边常客的近况……又很有分寸地煞住话题不影响你点菜进餐，而且始终保持你坐着他笔挺地站着的交谈姿势——始终你是客嘛。他们熟知你的口味你偏爱的座位，心细如尘又绝不会让你觉得罗罗嗦嗦。
　　1975年上海小心翼翼地如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恢复西餐，红房子西餐社重新开张，我们惊喜地与熟悉的老服务员老吴重逢。矮矮瘦瘦黑黑的他，是红房子当年服务员老班底仅存的一个，见到外公和我们，恍如隔世，所幸大家别来无恙。
　　早在我喝洋葱汤的时候，也已开始悄悄注意那些“红房子”里成双成对的情侣，用今天的时尚话来说，他们都十分小资。在“红房子”吃好晚饭，再漫步到附近的国泰电影院，看八点半开场的第四场电影，是当时最奢华、最浪漫的约会节目。这甜蜜的一天会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时真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不用老跟在爸妈后面来“红房子”光喝洋葱汤！遗憾的是，等我长大了，可以交男朋友了，“红房子”已不再是我所熟悉的“红房子”。“红房子”西餐馆恢复以后，也去过几次，虽然还是那栋房子，但不知为什么，已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感觉……
　　忽然发现，写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红房子”，或许应该写写新“红房子”吧！
　　而今上海有两家新“红房子”，一家是在淮海路上原宝大西餐社旧址重建的，还有一家就是在“红房子”旧址重建的。两家“红房子”我都去过几次，正如我在前文已说过，它们在我记忆中只是物理的，不是化学的，或许一个新“红房子”的故事正刚刚开始……我们要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