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事发
　　
　　有市民在既非“逢年过节”，家里又无红白喜事的情况下燃放鞭炮。该市辖内的临武县，如果不是被有关部门察觉并制止，还有人甚至准备打着横幅，到市里“庆祝一番”。
　　2006年9月19日，这一幕发生在被誉为湖南南大门的郴州市。
　　市民们“庆祝”的缘由是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当日被湖南省纪委“控制”，事实上，曾的倒台只是郴州腐败官场多米诺牌中不大不小的一张，这也验证了之前落马的前副市长雷渊利的说法：我不是郴州最贪的官员，如果排位，我只能排到“第12位”。
　　许多人未必能把郴州的“郴”字正确念出，但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这座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小城却成为负面新闻的集中地：先是曾任建委主任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某宾馆被杀，牵出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豪赌的惊天大案；继之有性质恶劣的嘉禾暴力拆迁事件在全国引起轰动，“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公然践踏着公民权利；紧跟着又冒出玩钱、玩权、玩女人“三玩市长”雷渊利的腐败大案，多名官员和企业老板牵涉其中……而这一切又都发生在李大伦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
　　2006年5月23日，正在参加一个全国散文创作座谈会的李大伦突然被省纪委召去“谈话”。10天后，湖南省委决定免去李的党内一切职务，其被冻结的家庭存款多达3155万元。
　　李大伦的落马成为郴州整个腐败案件的分水岭。
　　在随后展开的调查中，联合调查组规劝与李大伦有染的官员在10天内（即至6月29日）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此间，郴州市委领导班子被集体找去谈话。据介绍，由于交待问题的官员络绎不绝，自首时间延长到7月5日。8月9日，又一个关键人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亦被专案组控制。
　　经过此番廉政风暴，联合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此案共涉及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158人，“双规”3人，采取强制措施18人，而这其中包括三位市委常委和一位副市长。郴州腐败案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令人咋舌。
　　
　　喧哗与躁动之后
　　
　　2006年夏秋两季，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各路媒体争相披露案件内幕。
　　对于一些媒体把李大伦过度“妖魔化”，嘉禾县一位官员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身上“见不得人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年郴州的发展有目共睹，客观评说，李是有贡献的。
　　那么，是怎样的原因让这样一个曾经善谋实干并和普通人一样感怀良知的官员，在“侵欲崇侈，不可盈厌，乐敛积实，不知纪极”的堕落道路上不肯回头。如果我们将目光向郴州以外的地方延展，答案就会清晰起来。
　　2002年l0月，以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为主的74名领导干部涉嫌集体腐败，其中包括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三十余人、厅级干部11人；2003年5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落马，陪同他的还有原市长王慎义以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10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有50%被卷入了这桩惊天大案；2004年2月，曾任阜阳市委书记的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执行死刑，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因严重腐败而被处以极刑的高级领导干部……
　　回放这一件件令人震惊的腐败案，再与郴州的情况相比，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群体性、数额巨大、影响恶劣以及廉政监督缺失。如果说又有什么显著不同，那就是郴州案件涉及到了纪检委书记。
　　回顾中国吏治的演进过程，被冠以各种头衔的廉政监督官员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当代郴州政坛上，作为纪检委书记的曾锦春地位也同样重要，只不过他是身在其位却谋的是不义之利：频繁地借助“双规”手段威胁部门主管官员，安插亲信，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被人暗送绰号“曾矿长”。
　　本应严以律己，甘当明镜，却即扮“裁判员”又演“运动员”进而大肆侵夺公众利益。在廉政监督严重缺失的郴州出现李大伦也就不足为怪，如果制度上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郴州也许还会出现“王大伦”、“赵大伦”。
　　
　　清源正本
　　
　　


　　就在郴州腐败案件逐渐从喧哗与躁动转向平静之际，中国政坛重构反腐败机制变革的大幕已然徐徐拉开。到12月初，共有15个省(市)纪委书记被调整，其中10省(市)纪委书记属异地调职，尤其是中国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完全由中央“空降”。
　　事实上，对于如何在党内有效形成反腐败机制，中央和地方从来没有停止过实践探索。
　　2002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8个部门进行派驻机构统一管理试点工作，到2004年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最后全面“直辖”，2006年2月，各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的双派驻机构统一管理也全部完成。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上下级监督力度，2003年6月中央巡视组开始运作。如今，随着省纪委书记由外地调任，中央加大了对地方纪委系统的垂直领导力度。这样，纪检系统逐渐形成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巡视制和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制三位一体的监督模式。
　　对于这个变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对媒体指出：“此次省新纪委书记的轮换，其模式更接近张家界模式。”
　　在探索纪委领导反腐败的体制研究中曾有“张家界模式”和“江苏曹克明模式”之说，前者是“条条(垂直)管理模式”，后者则是“块块(横向)管理模式”。
　　从1995年到1997年，张家界市纪委自发推行“选派纪委书记”工作，把所属区县的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同级党委转移到上级市纪委。8名从市纪委“空降”下去的纪委书记，在区县竞相刮起了一场接一场的“廉政风暴”。1998年，张家界出台了“选派纪委书记”工作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文件《中共张家界市委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意见》。该文件提出了一个核心要点，“区县纪委书记人选由市纪委推荐”。但张家界作为一个地级市，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跟进，这股从体制内获释的改革力量在经历五六年的试验后悄然停歇。
　　“江苏曹克明模式”的贡献是，在同级党委和政府内部加大了纪委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直在提升纪委书记的规格，使得监督支点在一步步地靠近权力核心。1983年，中央要求纪委书记参加同级党委常委，继而要求参加同级党委书记办公会。之后曹克明成为首位省委副书记兼任省纪委书记，提高了司职反腐工作的纪委书记的权重。2001年，“江苏曹克明模式”在全国开始推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逐步做到地方各级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
　　而此次“十七大”前夕的党委换届中，纪委书记不再由副书记兼任，改任同级党委常委，加之省级纪委书记出现由中央派任的趋势。对此，任建明表示，现象表明“曹克明模式”开始受到调整，“张家界模式”正在被接受。
　　十月底，中共郴州市委第三次党代会如期召开，市委大门口布置的红色气球和条幅给这座山城的深秋凭添了几分喜悦之气，电视节目中有关会议议程的相关内容受到市民普遍关注。
　　在前往车站的路上，当记者问及对新一届市委有何期望时，出租车司机用爽朗的郴州话说：“不管哪个在位子上，只要不谋私利，老百姓能得实惠，我们都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