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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身贫苦，却从小酷爱绘画艺术。因为爷爷的八个子女中他排行最小，爷爷很宠他，不仅供他读书，还满足他要学画的要求，让在沈阳打拼的二伯供他先考上沈阳小河沿美术学校，后来又考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绘画专业。在北平上学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议日本侵略军侵占他的故乡东北，他也由此接触到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随即弃学南下，参加了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跟随革命部队转战南北，直至解放全中国。
解放后，父亲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在出版社他曾身兼数职，集行政、党务、业务于一身。但忙成这样，他还不肯放弃毕生酷爱的绘画艺术。而且这些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称职和慈爱的父亲。由于父母都经常出差、出国，我很小就住进了寄宿的幼儿园。建国初期，干部子弟的幼儿园、学校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
1.儿童初入园时，三星期不许接走，以适应住宿生活。
2.儿童生病住隔离室，彻底痊愈之前不许探望、接走。
3.家长平时来探望儿童，不能进入院中，避免哭闹，打扰儿童正常生活。
虽然当时只有我一个孩子，但看得出父亲对这套制度非常满意。这和他相信组织并且把一切交给组织安排的思想相符。
但是，父亲只要有空，一定去幼儿园看我。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动物园来了首批大象，当时是轰动全市的新闻。幼儿园立刻组织我们去看。没过几天，父亲出差回来，风风火火地把我接出幼儿园，直奔动物园看大象。我跟父亲说，我已经来看过大象了，父亲似乎有点扫兴。因为人多，父亲把我举过头顶，我看得又仔细又清楚，口袋里还装满了零食。这在幼儿园是绝对不允许的。从这以后，父亲没再接我出去玩，他确实很忙，并且对我在的这家幼儿园更放心了。
我在幼儿园上到大班，一次正在上手工课，老师告诉我父亲来看我了，我拿起剪刀（那时没有专用的手工剪刀），穿过几个院子跑到传达室。父亲看到我非常高兴；可是很久没见他，我不知说什么。父亲看到我手中的剪刀，马上流露出很担心的样子，因为幼儿园有规定，他不便送我回去，又很怕我跑回去不小心伤着自己，就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报纸，很小心地把剪刀的尖刃部位包裹得结结实实。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很慈祥地看着我。我和他告别后跑回教室。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老师们都围过来看我那把剪刀，他们一边问我为什么没和父亲回家，一边赞叹说：你爸爸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哪，看，包得这样好。
当年的父母各自连续出差，长时间不接我是常事。那时候幼儿园差不多每个周末都有年轻的老师举办婚礼或一些聚会活动，我们又吃又玩，唱歌跳舞很开心。所以当父亲高高兴兴来接我回家时，我执意不走。父亲看说什么都没用，他着急了，就出去到商场买了条花裙子给我，（我们那个年代平时都穿着供给制发的清一色的小制服）。当时我穿上新裙子还是不想走，父亲就把他刚买的心爱的工艺品拿出来给我当玩具玩。我清楚地记得是四只造型精致的小瓷马，四条腿很细。我拿在手里玩，一不小心一只马的腿就断了。父亲非常痛惜地说：“哟，断了。”我把小马放在桌子上，用手推，让它们赛跑。马腿又断了。父亲连连说：“又断了，又断了。”我看父亲非常惋惜，却没有一点恼我的意思，忽然觉得自己很不好，让父亲伤心了，我要和父亲一起回家。回到家里，父亲用胶水把马腿粘好，将小马摆在书架上反复欣赏，微笑着说：看，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实行供给制，父亲每个月只领取一点津贴。但他只要碰到喜爱的艺术品，省吃俭用也要买回来。
父亲喜欢看电影，20世纪50年代初，主要上映前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题材的影片。当时的我年龄太小，胆子更小。看到一些满脸胡子的人粗声大气，互相开枪，觉得非常恐怖，马上捂住脸，哭声大作。每逢此状，都是父亲立刻抱着我跑出电影院。他非常想看，我执意不进去。他就带着我在电影院外厅慢慢地转着圈子讲故事。一面听着放映厅里传出的对白。他看我情绪稳定了，就想带我再进去看，往往这时，人们涌出来，电影散场了。这以后，有好电影父亲还是带我去看，终于我也成了一个电影迷。
上中学以后，父亲对我的学业非常关心。小时候，父亲忙，他不放心我老在外面疯跑，知道我爱画画，他就亲手钉了很多图画本，他忙工作，我就在小桌上画画，我有时临摹，有时自己想着画。我画画上了瘾，初中毕业后，我希望考美术学院附中，做好准备不打算考高中了。可是父亲不同意，他从事编辑工作，深感知识的重要，他劝我考高中将来好上文科大学，到那时再学绘画也不迟。我也就考了高中。1966年我高中毕业，正准备高考，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77年，我返城工作时30岁，除了身边多了一个1岁的小孩，没有工作，更谈不上有什么建树。后来总算克服重重困难念完了大学中文专业，可是离父亲希望我达到的学识水平相距甚远。
父亲每次见到我，都非常慈祥地对着我微笑，端详着我，然后说：给你画张像吧。
展翅飞翔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热爱生活并且对美和新鲜事物异常敏感的人。
他善良、慈爱、宽厚，是极有天赋的艺术家。可是作为一个出版单位的领导，他追求高质量的工作，就会铁腕一般严格要求和不讲温情。
我常想，如果父亲单纯是一个党政干部，他的生活就简单很多，他奉组织原则行事就可以了；如果父亲单纯是一个画家、艺术家，他就有大把的时间去从事自己心爱的绘画艺术，就可以活得潇洒自由。遭遇挫折时，他就能大声骂人或一走了之。然而父亲不能，他不骂人。他的使命感和对艺术的酷爱使他两样都不肯放弃。我觉得他很累。
但对父亲来说，再沉重的翅膀毕竟是翅膀，父亲就是驾着这样的双翅飞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怀着坚定的信念，执著地走完了他的人生；然而，他所崇尚的事业还在继续。历史在前进，中国在前进。新的世纪迎来更大的挑战。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中国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走上更开放、更国际化的道路。社会法制愈加完善，人民的文化生活更趋多元化。一切都在更繁荣、更先进的轨道上迈进。父亲天上有知，当含笑。
我的父亲出身贫苦，却从小酷爱绘画艺术。因为爷爷的八个子女中他排行最小，爷爷很宠他，不仅供他读书，还满足他要学画的要求，让在沈阳打拼的二伯供他先考上沈阳小河沿美术学校，后来又考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绘画专业。在北平上学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议日本侵略军侵占他的故乡东北，他也由此接触到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随即弃学南下，参加了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跟随革命部队转战南北，直至解放全中国。
解放后，父亲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在出版社他曾身兼数职，集行政、党务、业务于一身。但忙成这样，他还不肯放弃毕生酷爱的绘画艺术。而且这些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称职和慈爱的父亲。由于父母都经常出差、出国，我很小就住进了寄宿的幼儿园。建国初期，干部子弟的幼儿园、学校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
1.儿童初入园时，三星期不许接走，以适应住宿生活。
2.儿童生病住隔离室，彻底痊愈之前不许探望、接走。
3.家长平时来探望儿童，不能进入院中，避免哭闹，打扰儿童正常生活。
虽然当时只有我一个孩子，但看得出父亲对这套制度非常满意。这和他相信组织并且把一切交给组织安排的思想相符。
但是，父亲只要有空，一定去幼儿园看我。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动物园来了首批大象，当时是轰动全市的新闻。幼儿园立刻组织我们去看。没过几天，父亲出差回来，风风火火地把我接出幼儿园，直奔动物园看大象。我跟父亲说，我已经来看过大象了，父亲似乎有点扫兴。因为人多，父亲把我举过头顶，我看得又仔细又清楚，口袋里还装满了零食。这在幼儿园是绝对不允许的。从这以后，父亲没再接我出去玩，他确实很忙，并且对我在的这家幼儿园更放心了。
我在幼儿园上到大班，一次正在上手工课，老师告诉我父亲来看我了，我拿起剪刀（那时没有专用的手工剪刀），穿过几个院子跑到传达室。父亲看到我非常高兴；可是很久没见他，我不知说什么。父亲看到我手中的剪刀，马上流露出很担心的样子，因为幼儿园有规定，他不便送我回去，又很怕我跑回去不小心伤着自己，就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报纸，很小心地把剪刀的尖刃部位包裹得结结实实。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很慈祥地看着我。我和他告别后跑回教室。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老师们都围过来看我那把剪刀，他们一边问我为什么没和父亲回家，一边赞叹说：你爸爸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哪，看，包得这样好。
当年的父母各自连续出差，长时间不接我是常事。那时候幼儿园差不多每个周末都有年轻的老师举办婚礼或一些聚会活动，我们又吃又玩，唱歌跳舞很开心。所以当父亲高高兴兴来接我回家时，我执意不走。父亲看说什么都没用，他着急了，就出去到商场买了条花裙子给我，（我们那个年代平时都穿着供给制发的清一色的小制服）。当时我穿上新裙子还是不想走，父亲就把他刚买的心爱的工艺品拿出来给我当玩具玩。我清楚地记得是四只造型精致的小瓷马，四条腿很细。我拿在手里玩，一不小心一只马的腿就断了。父亲非常痛惜地说：“哟，断了。”我把小马放在桌子上，用手推，让它们赛跑。马腿又断了。父亲连连说：“又断了，又断了。”我看父亲非常惋惜，却没有一点恼我的意思，忽然觉得自己很不好，让父亲伤心了，我要和父亲一起回家。回到家里，父亲用胶水把马腿粘好，将小马摆在书架上反复欣赏，微笑着说：看，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实行供给制，父亲每个月只领取一点津贴。但他只要碰到喜爱的艺术品，省吃俭用也要买回来。
父亲喜欢看电影，20世纪50年代初，主要上映前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题材的影片。当时的我年龄太小，胆子更小。看到一些满脸胡子的人粗声大气，互相开枪，觉得非常恐怖，马上捂住脸，哭声大作。每逢此状，都是父亲立刻抱着我跑出电影院。他非常想看，我执意不进去。他就带着我在电影院外厅慢慢地转着圈子讲故事。一面听着放映厅里传出的对白。他看我情绪稳定了，就想带我再进去看，往往这时，人们涌出来，电影散场了。这以后，有好电影父亲还是带我去看，终于我也成了一个电影迷。
上中学以后，父亲对我的学业非常关心。小时候，父亲忙，他不放心我老在外面疯跑，知道我爱画画，他就亲手钉了很多图画本，他忙工作，我就在小桌上画画，我有时临摹，有时自己想着画。我画画上了瘾，初中毕业后，我希望考美术学院附中，做好准备不打算考高中了。可是父亲不同意，他从事编辑工作，深感知识的重要，他劝我考高中将来好上文科大学，到那时再学绘画也不迟。我也就考了高中。1966年我高中毕业，正准备高考，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77年，我返城工作时30岁，除了身边多了一个1岁的小孩，没有工作，更谈不上有什么建树。后来总算克服重重困难念完了大学中文专业，可是离父亲希望我达到的学识水平相距甚远。
父亲每次见到我，都非常慈祥地对着我微笑，端详着我，然后说：给你画张像吧。
展翅飞翔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热爱生活并且对美和新鲜事物异常敏感的人。
他善良、慈爱、宽厚，是极有天赋的艺术家。可是作为一个出版单位的领导，他追求高质量的工作，就会铁腕一般严格要求和不讲温情。
我常想，如果父亲单纯是一个党政干部，他的生活就简单很多，他奉组织原则行事就可以了；如果父亲单纯是一个画家、艺术家，他就有大把的时间去从事自己心爱的绘画艺术，就可以活得潇洒自由。遭遇挫折时，他就能大声骂人或一走了之。然而父亲不能，他不骂人。他的使命感和对艺术的酷爱使他两样都不肯放弃。我觉得他很累。
但对父亲来说，再沉重的翅膀毕竟是翅膀，父亲就是驾着这样的双翅飞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怀着坚定的信念，执著地走完了他的人生；然而，他所崇尚的事业还在继续。历史在前进，中国在前进。新的世纪迎来更大的挑战。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中国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走上更开放、更国际化的道路。社会法制愈加完善，人民的文化生活更趋多元化。一切都在更繁荣、更先进的轨道上迈进。父亲天上有知，当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