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乔叶《认罪书》提出“要认罪，先知罪”“面对历史，人人有罪”，到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认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从阿乙《下面，我该做些什么》中孤独而虚无的无动机杀人者，到徐则臣《耶路撒冷》中返乡赎罪的初平阳、秦福小、杨杰、易平安，我们看到，“70后”小说家们对于罪、罪感与救赎有着极大的兴趣，对“罪”的书写也在逐渐深入——他们用文字剖析着一个个带着强烈罪感的灵魂，书写灵魂的挣扎、醒悟与复活。善与恶，罪与罚，这些被反复书写的文学母题，近年来再次发出闪亮的光芒。《收获》2016年第4期刊发了徐则臣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与上一部四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相比，这部十万余字的新作在“体型”上更为精小，但字里行间弥漫着的罪感、焦虑与孤独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小说的标题来源于苏东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之一）一诗。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先锋派戏剧导演余松坡从国外回到北京之后的生活状态。他用超现实（或者说魔幻现实主義）的手法创作了一部名为《城市启示录》的戏剧，引发了众多争议，令其疲惫不堪;在天桥上偶遇精神失常的堂哥余佳山，让他不得不再次面对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愧疚与罪恶;北京的雾霾“醇厚无比”，而他的儿子余果因对雾霾过敏而饱受痛苦……在无处不在的雾霾笼罩下，《王城如海》书写的是一个个体的故事，指向的却是生活在城市的每个人。
　　一、文本互文：《城市启示录》与
　　《王城如海》的隐喻与复调
　　读《王城如海》，容易令人想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它讲述的是都柏林人一天零十八个小时的生活，书写的却是以色列和爱尔兰两个民族的史诗。借用意识流的手法，《尤利西斯》生成了广阔而深刻的内在小说空间。在《王城如海》中，徐则臣也将故事的发生时间控制在短短几天之内。在短暂的几天里呈现余松坡跨度长达数十年的人生，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创作难度。作者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如何将余松坡的过去、现在及其思考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如何在余松坡的日常生活书写中保证小说连贯的故事性（可读性），同时，将日常经验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思索，塑造小说独特的美学特征，形成广阔而深刻的小说内在空间？
　　在《耶路撒冷》中，小说的每一章节都是以小说中的人物来命名，并且，小说文本与主人公初平阳的专栏文章相互呼应，形成互文性文本。在《王城如海》中，这种互文性结构再次出现，且更为典型。徐则臣是一个尤为看重小说结构的小说家，他在《写小说是一门科学》中说：“小说的结构说到底是处理时间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没法写。评论家和读者会从社会、历史、人性等层面来解读小说，但对作家来说，结构才是根本，其他的都好解决。”余松坡创作的戏剧《城市启示录》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又是与小说文本相互呼应、充满隐喻色彩的互文性文本。《城市启示录》中，研究城市文化的华裔教授带着洋媳妇、儿子和儿子养的一只猴子，从伦敦回到北京，打算在国内做一项世界城市的比较研究。在戏中，猴子汤姆的形象令人惊奇，它是一只充满魔幻色彩的、超现实的、艺术化的猴子——它对所有的气味都十分敏感，能闻到“拥挤、颓废、浓郁的荷尔蒙、旺盛的力比多，繁茂的烟火气，野心勃勃、钩心斗角、倾轧、浑浊、脏乱差的味儿”。在一次约见初恋情人的过程中，猴子汤姆将教授带向了“蚁族”们的出租屋。教授目睹了年轻“蚁族”群体卑微、拥挤的生活状态，先是迷惘不解，继而愤怒：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教授茫然地说，然后转向刚赶上来的房东，他的初恋情人，说，“他们待在这个地方干什么？”没等初恋情人回答，他又愤怒地质问一个正在楼道里烧菜的姑娘，“你们为什么待在这地方？”
　　面对教授的质疑，烧菜的姑娘双手掩面，大声痛哭。教授以一种鄙夷、愤怒的轻蔑口吻，说：“你们啊——”教授的话没有说完，而正是这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引起了青年们的愤怒。在余松坡的讲座中，冯壬代表青年群体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没有失败，我们只是尚未成功！”
　　《城市启示录》中华裔教授的故事与《王城如海》中余松坡的故事形成了小说文本的第一重互文。华裔教授在国外待了数十年，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研究专家，当他回到北京时，却对北京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此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感到迷茫与不解;余松坡作为先锋戏剧导演，在国外待了二十余年，享有盛名，当他回到北京时，同样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徐则臣笔下的余松坡与余松坡笔下的华裔教授——两个不同文本的主人公——面对北京这座城市，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种种不适。两人的疑惑、焦虑和愤怒，相互关联，相互呼应，两个主人公的声音从而从单声部变成了一种复调——在我看来，这些不解与焦虑正是作者徐则臣想要表达的对于当下城市病症与青年问题的思考。在余松坡的日常中，徐则臣借教授的故事，在小说文本中生成了“文本中的文本”，有效地拓展了《王城如海》的广度与深度，大大扩张了小说的内部空间。
　　《王城如海》小说文本的每一章节前都有一段《城市启示录》戏剧文本，戏剧文本与小说文本形成了第二重互文。小说中摘录的《城市启示录》的片段充满隐喻色彩。在第一章开头，三位合租客的对话就非常值得深思：
　　合租客甲  从前有个人，来到一片茂密的森林，想栽出一棵参天大树。
　　合租客乙  结果呢？
　　合租客甲  死了。
　　合租客丙  该。
　　合租客甲  他又栽，死了。他还栽，继续死。他继续栽，还死。再栽，再死。
　　合租客乙  上帝就没感动一下？
　　合租客丙  你看，想到上帝了。为什么一定得想到上帝呢？
　　合租客甲  上帝没感动，上帝看烦了。他说你为什么不试试种点草呢？
　　合租客乙  跑森林里种草？头脑被上帝踢了？
　　合租客丙  他种了没？ 　　合租客甲  他弯下腰，贴着地面种出了草原。
　　——《城市启示录》
　　在我看来，“茂密的森林”是我们的城市，“栽出参天大树”是追求理想与成功。城市里的年轻人千千万万，想要获得成功何其难也。栽下的树反复死亡暗示着青年人的反复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是当下许许多多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梦想的真实写照。成功无法一蹴而就，得一步步慢慢往前追寻。“他”怀着“栽出参天大树”的远大理想，锲而不舍地努力，却始终没有收获，最后他“弯下腰”——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脚踏实地，紧贴地面，终于收获了“一片草原”。虽然没有“参天大树”，但“一片草原”何尝不是另一种成功？三位合租客的对话显示出当下城市年轻人的三种态度。这三位合租客和种出“草原”的“他”的故事，映射的正是《王城如海》中罗龙河、韩山、鹿茜、冯壬以及生活在出租房的每个年轻“蚁族”的生活。除此之外，《城市启示录》中对开奔驰的黑车司机、擦车工、教授太太、猴子汤姆、小偷、票贩子、嫖客、地铁乘客、文艺青年的书写文本，都具有这样的隐喻性。比如，因老房子拆迁获得九套房的黑车司机生活无忧，根本不差钱，买奔驰开黑车只是图个乐子;同样丧失家园土地的农村人连做农民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擦车，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正是对当下城市与乡村现状的一种隐喻。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在戏剧中发声的人，其声音都与小说文本中的人物的声音以及作者的声音相互应和，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场域。而这同样使得小说由简单变得复杂、厚重、开阔和深邃。
　　二、焦虑：一种时代病
　　在《王城如海》中有大量对雾霾的书写。雾霾无所不在，它是对北京令人担忧的生活环境的一种描述，与此同时，它也带着浓郁的隐喻色彩。换言之，无所不在的雾霾既是城市环境的底色，也是现代人心灵状态的底色。
　　小说一開始，雾霾就作为一种阴暗、压抑、苍凉的大背景出现在读者面前。“能见度能超过五十米么？他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了一串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儿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雾霾像灰色的羊毛在北京上空摊了厚厚的一层。”成年人对雾霾由恐慌、无奈、忍受，最后变成一种“伪乐观”的调侃。当四个记者兴致勃勃地比较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四座城市雾霾的异同，认为北京的雾霾味道醇厚堪比老汤，南京的雾霾是玫红色的时尚新款时，话语背后传达出来的实则是一股无言的悲凉。广阔无边的雾霾不仅给人带来感官上的阴暗和压抑，还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小说中，徐则臣塑造了一个饱受雾霾伤害的儿童形象。余松坡五岁的儿子余果对雾霾严重过敏，他就像一个精准无比的雾霾报警器，只要一吸入雾霾便咳嗽不止。余果这一人物原型是徐则臣的儿子。“写《王城如海》的四个多月里，儿子前后咳嗽了三个多月。听见他‘咳咳咳’的咳嗽声，我同样有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感和绝望感。”（《王城如海·后记》）在小说中，余果的咳嗽也令余松坡、祁好和罗冬雨大为担忧。余果是承受雾霾伤害的典型人物，但他并不是唯一的。在雾霾的笼罩下，每个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大人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伤害。可以说，余果的每一声咳嗽都是对雾霾的一次指控与批判，同时也是对中国当下城市化发展的一次反思与诘问——雾霾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病症之一。
　　雾霾还是现代人心灵状态的一种底色。“刚上车，他就觉得悲伤像雾霾一样弥漫了身心。”《王城如海》中，“焦虑”“压抑”“恐惧”“躁动”“不安”“悲伤”等词语反复出现，“焦虑”一词甚至出现了十多次。在小说中，仿佛无人不焦虑。中年人焦虑，年轻人也焦虑;有钱人焦虑，没钱的也焦虑;衣食无忧的余松坡焦虑，前路迷茫的罗龙河焦虑，日晒雨淋的韩山焦虑，急于成名主动要求被“潜规则”的鹿茜焦虑……每个人的生活条件不尽相同，但时时刻刻都背负着这些挥之不去的负面情绪，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灵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霾。
　　焦虑已然成为我们的一种时代病。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将“焦虑”定义为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意义》，朱如侃译）小说中，余松坡始终处于焦虑之中，为自己的戏剧事业焦虑，为自己的家庭焦虑，为心中深埋的罪感焦虑。用小说中的原话说：“余松坡大概就是传闻中的那种焦虑型人格，只要不是正儿八经想笑，眉头基本上都拧在一起，睡觉的时候都是。”焦虑使得他疲惫不堪、惶恐不安。在小说的开始，保姆罗冬雨帮他贴创可贴时，他突然迫切地渴望一个温暖的拥抱——此刻的余松坡放下所有的伪装，如同一个脆弱而疲倦的孩子，“跟欲望无关，是脆弱，好女人总能让男人感觉自己像个孩子”。然而，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余松坡都背负着沉重的、款式各异的面具，其心灵始终不能回归轻松、平和的状态。余松坡家中收藏着大大小小两百三十六个面具——面具何尝不是一种对现代人生活状态的隐喻？！余佳山在余松坡家中见到这些奇崛怪异的面具，凄厉地喊：“鬼！”此刻，精神失常的余佳山仿佛才是真正的清醒者，用穿透一切表象的神眼清晰地看透了面具的真正面目。面具是伪装，是掩藏，是隐瞒。“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模鬼样”……在现代生活中，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人往往带着形形色色的面具，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能够随意切换，但始终无法展现最真实的自我。时日渐长，自由而纯真的心灵被雾霾一点一点地遮蔽，于是身心疲惫，焦虑不安。即便在睡梦中，现代人的焦虑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舒缓与释放。余松坡的噩梦，以及他日渐频繁的梦游，正是对现代人焦虑病症的典型书写。
　　再看余松坡的儿子余果——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对他的雾霾过敏症进行分析。余果只有五岁，正处于人生中最为纯真的孩童时期，天真无邪，灵性十足。雾霾既是一种恶劣的天气，又是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一种隐喻。余果的雾霾过敏症也具备这样一层象征意义：既是生理上的身体不适，也是对现代人精神焦虑症的一种抗拒与排斥。他纯洁而灵动的自由心灵，拒绝阴暗、灰冷、压抑的雾霾笼罩。这是徐则臣美好的愿望。然而，雾霾无处不在，如何抗拒？在《王城如海》中，深受雾霾困扰的人们始终期待着一场大风。小说的最后，风终于来了，自然界的雾霾被吹散了，蓝天白云重现天日。但是，人们心灵的雾霾应当如何驱散？现代人的焦虑症这一时代病如何才能有效得以舒缓？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得不警惕的问题，事关我们每个人。余松坡的焦虑是这个时代焦虑症的缩影之一。在万人如海的大都市，每个个体的孤独和焦虑都隐秘地存在着，它们无影无形，弥漫在每个无法安然入眠的夜晚。 　　三、罪感：持久、隐秘却难以言说
　　余松坡的焦虑根源于内心深处隐秘的罪感。《王城如海》实际上讲述了三个故事：余松坡的日常生活故事、华裔教授回国研究城市文化的故事，以及数十年前堂兄余佳山的故事。在小说中，余松坡深陷舆论压力之中，而其突然频繁发作梦游症的根源却是余佳山的突然出现。
　　在一次逛街中，余松坡发现天桥底下坐着的流浪汉像是自己的堂兄——那个二十七年前的受害者余佳山。之后的几天里，他有意无意地多次经过那座天桥，确认了那个流浪汉就是自己的堂兄，遂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噩梦之中。二十七年前，高考落榜的余松坡为了争取余家庄唯一的入伍名额，举报其竞争对手余佳山从北京带回了传单——其中的隐含意义是余佳山有可能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大厦的反革命暴力分子”。因为这封举报信，余佳山不仅失去了入伍资格，还被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尽管余松坡父子当时并无害人之心，只是想要爭取入伍的名额，举报信也“无限地往小里写，往轻里写”，根本“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但是余佳山的入狱确实是因为他们的举报信造成的。从一个特立独行、聪明乐观的年轻人变为一个饱经风霜、精神失常的流浪汉，余佳山的悲剧与余家父子紧密相关，由此余家父子背负了一份沉重的罪恶。这种罪感如同附骨之疽深深地烙印在余家父子心上。为了躲避这种罪感，余松坡不爱回家甚至不敢回去，最后终于“逃离”到国外。即便如此，他还是时常在梦中梦见余佳山以及自己的罪过，由此落下做噩梦、梦游的病症。
　　余松坡心中隐秘的罪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沉重，令他长期处于焦虑与恐惧之中。他深深地隐瞒着这段往事，从未向他人提起，独自承担着所有的压力。当他身处噩梦之中时，唯有一曲《二泉映月》能抚平心中的痛楚。对于余家父子而言，《二泉映月》就是救赎与自救的唯一药方，“这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隐秘的良药。他拉它来自我疗救，我听它来救助自己”（《王城如海》）。然而，这种自救只是一时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让余松坡真正得以轻松。当余佳山再次出现在余松坡的生活中，他的焦虑、不安与恐惧成倍地集中爆发。余松坡在天桥与余佳山面对面相见，却始终没有相认的勇气。对于余松坡而言，这种罪感如此沉重，令其难以言说。在国外他被误诊为肺癌，将死时才在自己的遗言中袒露一切：“我不能带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离开，太重，我飞不起来。要想稍能清白一点走，这大概是唯一的机会。我跟它耗了大半辈子，再不说，就真来不及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在临死之际，他仍没有勇气亲口向他人说出这一切。他是在一份根本不知道谁能看到、也许根本没人看到的遗书中坦白的——这实际上仍是一种逃避的态度。
　　余松坡临死之际的坦白令我想起王十月的《收脚印的人》和乔叶的《认罪书》。王十月、乔叶、徐则臣三人同为“70后”小说家，同样都对于“罪”这一话题有着较大的书写欲望。在《收脚印的人》《认罪书》和《王城如海》这三部书写“罪”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惊人的相似性。《收脚印的人》中主人公王端午在被诊断出绝症濒临死亡之际，终于鼓起勇气面对、坦白自己的罪，并试图公开当年的真相，借此完成自己的救赎;《认罪书》中，金金也是在身患癌症、命不久矣的时候用写作的方式将自己的罪一一袒露，并要求死后公开出版;《王城如海》中，余松坡在自己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的日子里，在遗嘱中坦白自己的罪。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在死亡来临前才敢于面对自己的罪恶。这样的情形，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假如王端午和金金并不知自己即将死去，小说中呈现的知罪、认罪以及救赎还会发生么？正如余松坡在得知自己是被误诊、死亡带来的恐惧与压抑消失之后，便再无勇气坦白自己的罪恶，王端午和金金假如也是被误诊，是否也会丧失认罪的勇气？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三部小说似乎又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现实困境：只有人之将死时才有勇气去面对过往？只有人之将死时才能直面自己的罪恶？这何尝不是一种极其尖锐的讥讽！
　　罪感实质是内心良知与道德对自我进行审判的结果。作家们对于“罪”的书写态度不尽相同，但整体看来，面对罪恶，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主要呈现出“无感” “伪装”和“认罪”这三种姿态。与《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秦福小等人敢于“认罪”并用各不相同的方式去赎罪不同，余松坡持有的是“伪装”态度，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罪”的态度：自我欺骗、躲避、深藏秘密、独自承受内心折磨。余松坡并不是一个坏人，始终背负着沉重罪感;他为曾经犯下的罪过而痛苦，但又始终缺乏正视罪过的勇气。他焦虑、孤独、惶恐不安，内心矛盾而复杂，而这正是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心灵状态。可以说，徐则臣为当代小说人物形象群谱里新添了一个饱满的、典型的都市焦虑者形象。论及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王城如海》塑造的人物并不多，令人略感遗憾的是，除余松坡之外，其余如祁好、罗冬雨、罗龙河、韩山、鹿茜等形象显得较为单薄，没能够立起来。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下中国城市化发展势头迅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还有太多太多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雾霾是其中之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是其中之一。《王城如海》批判地书写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病症，有着众多对于城市化发展的积极反思。《王城如海》截取余松坡短短几天的日常生活，呈现的是一个人半生的挣扎与痛楚，并由此书写了一代都市人的焦虑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