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禺传》的全书之首，作者提到曹禹曾对他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读完这本传记掩卷以后，确实感到：曹禺似乎生来就是一颗苦闷的种子。苦闷(不是愤怒，不是忧伤)，好象是曹禺进行艺术创造的一种个人情感特征。身世的苦闷，家庭的苦闷，社会的苦闷，交织在一起，在曹禺胸中郁结，躁动，遇有罅隙，便会奔泻而出。不论是郁热闷燥的雷雨天气，还是阴沉黑暗的日出之前，那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官宦世家，那黑压压阴沉沉的原野平林，无一不是曹禺苦闷的真实体验，也是旧中国苦闷的确切象征。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没有苦闷，就孕育不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脍炙人口的巨著；没有苦闷，也创造不出繁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等光彩夺目的人物。苦闷出作家。而作家曹禺代表着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
　　而今，曹禺已是接近耄耋的老人了。他的名望，他的待遇，他拥有的鲜花和荣誉，似乎应该使他满足了。但曹禺心中仍然埋藏着深深的苦闷。这种苦闷比起青年时代的苦闷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但也许更为深沉，更惹人烦恼。因为当年的苦闷，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作得到宣泄，而如今的苦闷却使得他无可奈何，难以名状。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八三年春，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到曹禹家做客，曹禺突然向客人读了黄永玉给自己的一封信：“……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这封信措辞如此严厉，但曹禹特意将它裱好珍藏起来，并且恭恭敬敬地念给朋友们(包括外国友人)听，这正是曹禺的真诚处，同时也透露了他内心难言的苦闷。书中还提到曹禺向作者谈到这封信时，举了王佐断臂的故事，感慨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读到这一节，我想没有人能不为之动容。
　　解放以后，曹禺始终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写不出来是不肯硬写的。我们知道，这三十多年他只写了三个剧本。虽然也获得一片赞扬，但毋庸讳言，过去那种令人迷醉的魅力消减了不少。一些著名的老作家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原有的、独具的、迷人的创作个性哪里去了？他们手中的五彩神笔是怎样失落的呢？除了频繁的社会活动，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方面，曹禺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解放初期，他曾以极大的勇敢，真诚地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剧作，主动将《雷雨》、《日出》、《北京人》作了修改。实践证明这些修改是失败的，它暴露了曹禺在同旧的一切决裂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最可贵的艺术上的自信心。其后，他写了试图表现新社会的戏——《明朗的天》，大体上是走“主题先行”的路子，他后来自己承认：“是硬着头皮写的，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虽然当初他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以后，他又写了两部历史剧，在这个领域里，他的艺术才华又得展现，但思想上仍有无形的束缚。正如周恩来谈到《胆剑篇》时所说：“是新的迷信造成的。”《王昭君》则是为了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曹禺也竭尽心力来进行创作。但他思考的重点，似乎是放在领会周恩来的意图上，努力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君形象。这个过于理想化的人物，总使人感到缺少了某些历史的真实感，而且那游离于人物之外的政治味道也未免太浓了一些，这些都不能不损害作品的艺术美。
　　我们还是回到黄永玉的信。曹禺对此是清醒的，正因为清醒又无可奈何，所以才分外苦闷。他说：“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有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但即使是为自己十分敬重的领导人，欣然命笔，倘若不是基于自己强烈的生活感受，不是受自己情感激流不可遏制的驱动，也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老作家的肺腑之言，难道不值得我们三思吗？
　　《曹禺传》的作者充分利用了与传主多次长谈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比较准确地写出了传主的历史风貌，性格特征，艺术成就，同时也揭示出他晚年的心境，他的追求与苦闷，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吧！
　　
　　(《曹禺传》，田本相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5.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