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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沉溺杯中物的习性具有家族遗传。对某些人来说，那只不过是给这个复杂习性的昭彰恶名多添上一笔罢了；但对科学家而言，却显示酒瘾背后存有某种可以代代相传的基因组成，让人容易染上这个毛病。
酒瘾的成因
酒瘾与许多其他的人类疾病类似，成因不只一种，自然也不全然由遗传造成，但基因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身体与大脑的运作，它们之间以及与个人人生经验的互动，从而产生了让人免于或易于上瘾的不同作用。要厘清这些作用是件困难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鉴定出跟酒瘾有关的基因还不满一打，可确定的是，仍有许多基因有待发现。
这些已知基因的各类变异，对某人是否容易对酒精上瘾只有些微的影响力，但由于这些基因变化在人类族群中相当常见，它们还可能影响了饮酒习惯、其他瘾头或不良行为，以及抑郁与焦虑等毛病。因此，找出参与酒精反应的人类基因，并了解其作用，将使我们更了解许多不同的疾病。如果晓得是哪些生物反应造成人类对酒精上瘾并沉迷其中，也将有助于挑选现有疗法及设计新法，以破除这项恶习。
人类基因产生了约10万种不同的蛋白质，每一种不是直接影响了身体与脑子的日常运作，就是调节了其他基因的活性。因此，基因对人体生理的影响，可谓巨大无比。
数十年前，研究人员着手研究华人、日本人或其他东亚人士常见的酒后脸红现象。对饮酒容易脸红者所做的血检发现，酒精分解产物“乙醛”的浓度增加了，因而造成了皮肤发热、心悸及虚弱等不舒服感。到了1980年代，研究人员找到了引起这项反应的祸首，是某个参与酒精代谢反应的酶：醛脱氢酶，最终，也发现了携带该酶编码的基因ALDH1。该酶的作用是分解乙醛，但在饮酒容易脸红的人身上，由于该基因DNA编码的些许变化，使得酶作用较为缓慢。这些人在饮酒后，会有乙醛在体内堆积。而高浓度的乙醛可能具有毒性。
之后的研究发现，这项ALDH1基因的变异在亚洲人当中相当普遍：44％的日本人、53％的越南人、27％的韩国人、30％的华人(其中汉族则高达45％)带有这种变异，然而在欧洲人后裔则属罕见。可以想见，拥有这种基因变异、造成乙醛代谢缓慢的人，对酒精上瘾的风险也较低，可低达1/6，这也是基因变异能让人免于染上酒瘾的例证之一。
此外，也有人研究分解酒精的其他酶，譬如在酒精转换成乙醛的过程中，负责第一步反应的醇脱氢酶(ADH)，看它们对酒精成瘾的影响力。事实上，醇脱氢酶是由一个基因家族制造，其中每个基因都影响了这个酶的不同性质，但以ADH1及ADH4这两个基因群对酒精的代谢最为重要。最近，对某个欧裔美国人族群所做的研究提供了显著证据，显示ADH4基因群当中的变异，强化了该族群成员染上酒瘾的风险。至于这些ADH4基因的变异如何影响酒精的代谢，仍属未知。
酒精成瘾的内在机制
无论是针对酒精还是其他物质的成瘾，一项广为精神科医生使用的诊断准则是，使用者在过去12个月内，出现至少三项下列症状：承受得起大剂量、出现戒断反应、无法控制该物质的使用、想要停用或减量时得耗费心力、花大量时间在这项活动上、放弃其他活动，以及无视身心出现问题仍继续使用等。符合这些准则的人，通常在其家族中也有多起酒瘾的例子。由于有这些人士的志愿参与，研究人员着手将病人的症状与其生理根源，以及最终的祸首——基因连在一起。
的确，在寻找可能影响个人酒瘾风险的基因时，有个重要的策略是检视“内表现型”，也就是从外表看不出来但却可以测量的身体特征(表现型)。针对患有复杂疾病的人群，研究某些内表现型的型态可判断该毛病的风险是否与特定型态有关。这种想法所根据的假设，是内表现型要比行为症状还更能揭示病症的生物学基础，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与基因变化更密切相关的基本身体特征。
譬如，脑部的电活动型态就是种内表现型。研究人员利用置于头皮上的电极，可以记录神经的放电型态，是为脑电图(EEG)。用复杂精密的计算机运算程序来分析这种数据，可以找出可能产生讯号的脑区，从而对当下发生的认知活动，提供更多线索。从脑电图记录当中看到的整体脑波，以及对特定刺激的突发神经反应，因人而异，可充当某种神经指纹。这种型态还可能反映脑中兴奋与抑制过程间的整体平衡，前者让神经元对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息反应增强，后者则使其反应较差。
这种电生理的型态具有高度遗传性，在酒瘾患者与非酒瘾患者身上表现的特性不同：在酒瘾患者的脑中，兴奋的程度超越并凌驾于抑制之上。这种不平衡，或称“去抑制”现象，也可见于酒瘾患者的子女身上，并可强烈预见他们日后将出现酗酒以及对酒精的成瘾。由此可见，这种神经活性型态可视为一个指标，代表某种对酒精上瘾的生物特质，并可代代相传。
20世纪80年代中，国际上好几个实验室得出的证据显示，脑中的电活性能揭露某人的酒瘾风险，因此促成了下列想法：积极寻找造成酒瘾表现型的相关基因，是可行且值得做的事。在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及酒瘾研究院的资助下，“酒瘾遗传学群体研究”于1989年成立。目前，该群体研究在全美共有8个研究中心，并有数千名酒瘾患者及其家人都同意协助这项研究的进行。
寻找酒瘾家族
事实上，酒瘾患者超过50％可归之于遗传因子，因此，家族成员是追踪特殊性状以及相关基因的重要资源。
研究人员详细面谈了1200位寻求治疗的酒瘾患者及其家属(总数超过11000人)，发现其中有262名患者属于“深受影响”的家族，也就是说患者的近亲当中至少有两人也被诊断为酒瘾患者。这些家族成员无论有无酒瘾，都接受了脑部电生理这种内表现型的测定。这些参与者同时也提供了DNA样本，可让科学家检查他们每个人的染色体，记下其中特殊的分子特征，更在这些染色体区段确认了好些特定的基因，包括4号染色体上的ADH4与GABRA2，以及7号染色体上的CHRM2。研究不同族群的其他科学家，也提出了酒瘾风险与这些染色体区段及基因的相关性报告，证实这些基因在酒瘾上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 张田勘
酒瘾的成因
酒瘾与许多其他的人类疾病类似，成因不只一种，自然也不全然由遗传造成，但基因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身体与大脑的运作，它们之间以及与个人人生经验的互动，从而产生了让人免于或易于上瘾的不同作用。要厘清这些作用是件困难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鉴定出跟酒瘾有关的基因还不满一打，可确定的是，仍有许多基因有待发现。
这些已知基因的各类变异，对某人是否容易对酒精上瘾只有些微的影响力，但由于这些基因变化在人类族群中相当常见，它们还可能影响了饮酒习惯、其他瘾头或不良行为，以及抑郁与焦虑等毛病。因此，找出参与酒精反应的人类基因，并了解其作用，将使我们更了解许多不同的疾病。如果晓得是哪些生物反应造成人类对酒精上瘾并沉迷其中，也将有助于挑选现有疗法及设计新法，以破除这项恶习。
人类基因产生了约10万种不同的蛋白质，每一种不是直接影响了身体与脑子的日常运作，就是调节了其他基因的活性。因此，基因对人体生理的影响，可谓巨大无比。
数十年前，研究人员着手研究华人、日本人或其他东亚人士常见的酒后脸红现象。对饮酒容易脸红者所做的血检发现，酒精分解产物“乙醛”的浓度增加了，因而造成了皮肤发热、心悸及虚弱等不舒服感。到了1980年代，研究人员找到了引起这项反应的祸首，是某个参与酒精代谢反应的酶：醛脱氢酶，最终，也发现了携带该酶编码的基因ALDH1。该酶的作用是分解乙醛，但在饮酒容易脸红的人身上，由于该基因DNA编码的些许变化，使得酶作用较为缓慢。这些人在饮酒后，会有乙醛在体内堆积。而高浓度的乙醛可能具有毒性。
之后的研究发现，这项ALDH1基因的变异在亚洲人当中相当普遍：44％的日本人、53％的越南人、27％的韩国人、30％的华人(其中汉族则高达45％)带有这种变异，然而在欧洲人后裔则属罕见。可以想见，拥有这种基因变异、造成乙醛代谢缓慢的人，对酒精上瘾的风险也较低，可低达1/6，这也是基因变异能让人免于染上酒瘾的例证之一。
此外，也有人研究分解酒精的其他酶，譬如在酒精转换成乙醛的过程中，负责第一步反应的醇脱氢酶(ADH)，看它们对酒精成瘾的影响力。事实上，醇脱氢酶是由一个基因家族制造，其中每个基因都影响了这个酶的不同性质，但以ADH1及ADH4这两个基因群对酒精的代谢最为重要。最近，对某个欧裔美国人族群所做的研究提供了显著证据，显示ADH4基因群当中的变异，强化了该族群成员染上酒瘾的风险。至于这些ADH4基因的变异如何影响酒精的代谢，仍属未知。
酒精成瘾的内在机制
无论是针对酒精还是其他物质的成瘾，一项广为精神科医生使用的诊断准则是，使用者在过去12个月内，出现至少三项下列症状：承受得起大剂量、出现戒断反应、无法控制该物质的使用、想要停用或减量时得耗费心力、花大量时间在这项活动上、放弃其他活动，以及无视身心出现问题仍继续使用等。符合这些准则的人，通常在其家族中也有多起酒瘾的例子。由于有这些人士的志愿参与，研究人员着手将病人的症状与其生理根源，以及最终的祸首——基因连在一起。
的确，在寻找可能影响个人酒瘾风险的基因时，有个重要的策略是检视“内表现型”，也就是从外表看不出来但却可以测量的身体特征(表现型)。针对患有复杂疾病的人群，研究某些内表现型的型态可判断该毛病的风险是否与特定型态有关。这种想法所根据的假设，是内表现型要比行为症状还更能揭示病症的生物学基础，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与基因变化更密切相关的基本身体特征。
譬如，脑部的电活动型态就是种内表现型。研究人员利用置于头皮上的电极，可以记录神经的放电型态，是为脑电图(EEG)。用复杂精密的计算机运算程序来分析这种数据，可以找出可能产生讯号的脑区，从而对当下发生的认知活动，提供更多线索。从脑电图记录当中看到的整体脑波，以及对特定刺激的突发神经反应，因人而异，可充当某种神经指纹。这种型态还可能反映脑中兴奋与抑制过程间的整体平衡，前者让神经元对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息反应增强，后者则使其反应较差。
这种电生理的型态具有高度遗传性，在酒瘾患者与非酒瘾患者身上表现的特性不同：在酒瘾患者的脑中，兴奋的程度超越并凌驾于抑制之上。这种不平衡，或称“去抑制”现象，也可见于酒瘾患者的子女身上，并可强烈预见他们日后将出现酗酒以及对酒精的成瘾。由此可见，这种神经活性型态可视为一个指标，代表某种对酒精上瘾的生物特质，并可代代相传。
20世纪80年代中，国际上好几个实验室得出的证据显示，脑中的电活性能揭露某人的酒瘾风险，因此促成了下列想法：积极寻找造成酒瘾表现型的相关基因，是可行且值得做的事。在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及酒瘾研究院的资助下，“酒瘾遗传学群体研究”于1989年成立。目前，该群体研究在全美共有8个研究中心，并有数千名酒瘾患者及其家人都同意协助这项研究的进行。
寻找酒瘾家族
事实上，酒瘾患者超过50％可归之于遗传因子，因此，家族成员是追踪特殊性状以及相关基因的重要资源。
研究人员详细面谈了1200位寻求治疗的酒瘾患者及其家属(总数超过11000人)，发现其中有262名患者属于“深受影响”的家族，也就是说患者的近亲当中至少有两人也被诊断为酒瘾患者。这些家族成员无论有无酒瘾，都接受了脑部电生理这种内表现型的测定。这些参与者同时也提供了DNA样本，可让科学家检查他们每个人的染色体，记下其中特殊的分子特征，更在这些染色体区段确认了好些特定的基因，包括4号染色体上的ADH4与GABRA2，以及7号染色体上的CHRM2。研究不同族群的其他科学家，也提出了酒瘾风险与这些染色体区段及基因的相关性报告，证实这些基因在酒瘾上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 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