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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家出身，靠农业发迹的印尼裔华人余德耀（Budi Tek）已在中国生活了近二十年，自从2000年起开始收藏当代艺术以来，他被人们以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的身分所熟知。经过十余年在艺术收藏之路上的摸爬滚打，余德耀已成为当今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收藏界巨头，曾于2012和2013年连续入选《艺术评论》（Art Review）评选的“全球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以及2011被《Art Auction》杂志评选为当今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与KERING集团最大股东和佳士得拍卖行所有人弗朗索瓦·皮诺（Fran?ois Pinault），高古轩画廊老板赖瑞·高古轩（Larry Gagosian）等人并驾齐驱。
余德耀，他让魔都上海，再添一座魔幻美术馆。
冥冥之中有个安排
2008年，有杂志采访余德耀，文章大标题引用他的话，“用五年时间来检验”。彼时，这位印度尼西亚籍华裔商人正打算在北京宋庄建造一个新当代艺术中心，面对是否看好艺术市场的问题，背靠大量珍贵藏品的他，试图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之中。
到今年已是第六年，余德耀的重心移至上海，一座巨大的私人美术馆落成并举行了开幕展。他在“美术馆”前毫不客气地署上了自己的姓名，也等于是以自己的名誉作赌注，哪怕一切覆水难收。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安排让你走这条路。”在经历准备开展的连番忙碌之后，他终于得空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果你要问美术馆到底会经营到什么地步，现在我充满自信，时间足以证明我们能否坚持下去。”
在过去的几年里，余德耀从名不见经传的“华人藏家”，迅速跻身英文杂志《艺术与拍卖》“艺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排行榜第八名。2004年前后，他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多次不惜重金在拍卖会上拍下许多重要作品，从而迅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2007年，他在伦敦苏富比以200万美元购入岳敏君创作于1997年的《公主》；2010年，又在香港以669万美元竞得张晓刚创作于1992年的二联画《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而后者，目前正在余德耀美术馆的开馆展中展出。
美术馆是一个理想
余德耀在印尼首都创建了自己的第一座私人美术馆，做过叶永青等人的个展，主要目的就是把属于中国的当代艺术传播到当地。而现在，余德耀对记者介绍说，雅加达的那座美术馆由于人手稀缺，目前暂时被降级为“基金会艺术空间”，也有展览对公众开放，只不过需要提前预约。但是显然，六年的经营实践为他在上海的新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启动了“巴厘岛会谈”计划，每年邀请几位重量级艺术家、评论家、学者、策展人共聚，以轻松漫谈的方式探讨当代艺术领域最重要的大小问题。这些白日梦一样的探讨，也被余德耀善于学习的商人本能所汲取，应用到美术馆和系统收藏的实践之中。会谈内容集册出书，即便化成文字对话录，也能看到现场闪现的火药味儿。
“就好像头脑风暴，谈论中会提出很多问题。我们有时候会吵架，当然是为了题目而不是个人。”他说，“巴厘岛会谈”坚持到第六年，余德耀显然还乐在其中，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过程中，他始终都在按照自己的步调侃侃而谈。商界大佬一贯拥有的重要品质在余德耀身上都有所体现，胆大、心细，不怕提钱，也不怕谈理想。他既能大刀阔斧地斥资千万来运营美术馆，也要万分强调节约使用公共厕所每一盏灯的重要性。
在企业家、收藏家、艺术赞助人、美术馆创建者等诸多身份中，余德耀最喜欢的还是藏家，但他决心往前多走一步，为艺术历史助推一把。“我做藏家身份多高啊，能买东西就是爷嘛！即使你有个美术馆，但只要不买东西，人家就不会对你好。”他说，“所以美术馆是一个理想，是我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
留下我的痕迹
记者：作为拥有印尼第三大农业公司的商业巨头，当初你是怎样进入当代艺术收藏领域，又是怎样开始创建美术馆的？
余德耀：（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印尼排华，餐馆不能看到中国字，书籍也不能进来。一个中国导演请我赞助他们在快餐店拍电影，结果我直接赞助了一笔钱让他去桂林、上海、北京拍外景。因为我希望让印尼人民知道，中国已经开放了。
当时成立了“中国印尼文化交流基金会”，目的就是希望华人得到尊重。其实雅加达的美术馆就是这一工作的延伸——我做的都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人到东南亚都读商科，很少读音乐戏剧。他们对我们很歧视，觉得中国落后，所以要在这里赚他们的钱。
记者：开始收藏也是因为这个吗？
余德耀：不，收藏是兴趣。我收藏二十几年木头家具，慢慢发现当代艺术很有意思。在印尼成立美术馆，连政府都笑我，因为我是印尼第一个申请私人美术馆执照的人，那边很多机构没有执照直接就开了。所以那也是“第一个有政府认可的私人美术馆”。
美术馆可以延伸我的工作，拉拢华族（华人）。我们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我在印尼的四个小孩全都会讲中文。但我朋友家的小孩90%不会讲中文，很多人三十岁还跑来国内上两年语言班。我小时候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念书感受很深，没有自己的文化太可惜了。
记者：在上海的美术馆是不是有着更进一步的愿望？
余德耀：在这边，是要延伸我的美术馆梦。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里面，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要把这个招牌永远放在这边。有人问我三十年计划，可我都不知道五年、十年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全球很多公共美术馆前身都是私人美术馆，比如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者古根汉姆博物馆——所以我还有后路，私人不行就跟大家一起成立董事会，大家出钱出力。
当然我还是希望永远都是私人美术馆。很多东西是为自己也是为大家，完全为大家也不对，因为毕竟人有私心，希望留名，希望社会留下我的痕迹，这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这个欲望是跟社会公益连在一起，可以实现双赢。于私于公能够做出成绩来就是对的。 记者：你在两三年前被《艺术与拍卖》杂志评为“艺术世界最有影响力百人”第八名，仅仅位居几位世界顶尖大藏家之后，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光环？
余德耀：影响力其实是短暂的，如果无所为，很快就会退下去。同时也很有压力，大家都在看：能把这个美术馆撑起来吗，烧钱能烧多久？看好戏的人请不要看我一个人，而是要看展览。所有美术馆都需要被支持，因为这是社会的大好。
我这次去斯德哥尔摩，那里有的私立美术馆每天有五六千人参观，（而城市）人口才两百多万，我是羡慕！那个老板很开心，说美术馆是盈利的——当然盈利的钱是回到基金会。我就希望自己的美术馆也可以是盈利的，当然不是为自己，我自己只要不继续烧钱就已经谢天谢地。美术馆靠自己力量实现运营可持续，靠门票、活动、赞助、餐厅、咖啡厅、衍生品店，这些都还在摸索中。
藏家是艺术保护者
记者：你怎样看待自己的收藏家身份？
余德耀：我还是喜欢做一个藏家，“藏”并不是“隐藏”的意思，而是“保护”。我们是艺术赞助者，也是艺术保护者，艺术的生命比我们长。我们卖掉、捐掉，等于是传给更高一层的保护者，毕竟艺术品永远都在恒温恒湿的地方流转。当价格越来越高，艺术品受保护的程度越来越大。大家都可以玩艺术，但是那些最有价值、历史意义的，最终是有钱人保护它们，最终捐给美术馆。
记者：在你的收藏体系中，好像非常着重强调从1985年到1995年这期间的作品。
余德耀：这跟美术馆理念有关系，最轰轰烈烈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就是这段时间。之前之后都是零零散散，这十年是最重要的阶段。当然有的艺术家到现在我还在收，很多艺术家是现在的东西和90年代一样，这就算了，有重要东西就好了——我希望他们有变化。
藏家永远在观望，有着最独立、客观的收藏理念，而且都对画不对人。当然这很主观，有时候出错。我就比较保守，看准黄金年代，拿（到）一个补一个，这样要花很多年才能补出年代线索——而且现在越来越难。
记者：同时你也以热爱收藏大型艺术装置著称，为什么喜欢这些流通、储存都很麻烦的艺术作品？
余德耀：装置也是艺术史。这种类型发展起来也是这二十年的事情，黄永？、陈真都是90年代的事情了，徐冰的“烟草计划”也是在2001年。装置艺术是当代艺术史的延伸，只是形态越来越多样化——是多样化的历史。比如杨福东的照片、影像就是这十年的东西。其实我永远都在收历史，看艺术品在艺术史之中能否占据一席之位，永远在猜；也许同时也会帮助推动历史，这就需要后人来判断。或者变成野史也不重要，被人遗忘了。
记者：有的藏家喜欢和艺术家打交道，有的只看作品不看人，你属于哪一种？
余德耀：前者。对于喜欢的个别艺术家，如果他们至今还有突破，那我就会把线索在他这里拉成一条线，一直收他每个阶段的作品。还有的艺术家就只收个别作品，作为历史的亮点。
持久战策略
记者：余德耀美术馆已经开幕近一个月，你现在关心的是哪些问题？
余德耀：经营节能。现在天气很热了，大厅却感觉凉爽，入口处的玻璃房子也不热——我们全部都不用空调，就是因为通风设施做得好。我之前做畜牧业，每天就是跟风打交道。热是我们的朋友，热是一个引擎，因为冷风在下面，热空气跑上去，只要我们能疏导热空气往上走，人感觉到的空气就是一米两米，只要一直补充空气来就不会感觉很热。当初就跟建筑师在讨论怎么样减低运营成本。
我有时候很啰嗦节能问题。以前我就有习惯，酒店出门随手关灯。灯其实就是全球变暖的起源，对下一代造成危害。我晚上上厕所可以看得到都不会开灯。这个时候用节能灯虽然贵，但是用对了就咬紧牙关。我的经营理念其实就是用很多方法去打持久战。
记者：来看展的人还不够多，这也是你面对的问题吧？
余德耀：这么好的展览却没人看，心里觉得很难过。美术馆需要大众支持，特别是私人美术馆。在美国哪里都是满满的排队，但这里只有博物馆免费日的时候排队。
但是未来会慢慢地有大大小小的美术馆、中心、画廊出现在这个西岸，那就成了。要我预言的话，需要让这里变得人满为患，（我觉得）还要三五年时间，快则三年，慢则五年。所以我们这三年要忍住。
记者：有人认为建造一个美术馆建筑其实很容易，甚至收藏丰富的作品也容易，但是接下来该怎样用好的展览去充实美术馆，这才是最难的。你怎样看？未来你的规划是怎样的？
余德耀：我也不想太有压力，私人美术馆可以比较轻松，做很多好玩的东西。只要把运营成本控制好。
展览方面我们不成问题。第一，大机库用来永久展示大装置，永久展示不是不换，而是慢慢换。但其中有几件可能是永久放在那里的，学其他美术馆的“常设展”。其次，还有几个房间，加起来有两千多平方米，可以做三个月一展。但是老实讲，前一两年我们会很保守，一年两三个展览就很好了，还是要量力而为。
因为做展览太简单了，但是做好展览不简单。光这个开幕展就做了一年多。有好的藏品，还要有好的策展人、空间、策划、后续工作。这是我们的策略。不会贪图做很多展览，也不会把那些普通艺术家塞进去——很多人在等这个机会，这要小心。我不建议美术馆有展览数量的压力。在国外，能够尊重你也是因为（展览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很多人说美术馆是为了跟艺术家拿作品，我的作品都是跟画廊、拍卖行买，只有跟几个很要好的艺术家定制——但总不能说开个美术馆就是为了定制这一两张东西吧，对不对。国内美术馆环境还是不成熟，但是必须要有几个美术馆先走一步，不然永远都不成熟。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总得有人做。
结语：“神话”和“历史”的相互交错显现了当代艺术无限的可能性，不论从创作、策展、研究亦或收藏来看，其丰富的维度赋予当代艺术多元化的特性。就余德耀和他的美术馆来说，其丰富多样的藏品为美术馆的展览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而做为一名基督教徒，余德耀的宗教信仰哲学也渗透进自己的艺术收藏理念中，其艺术箴言：“收藏是持久忍耐，是对艺术人生的信、望、爱。”表达了他在艺术收藏中秉持着同样的信仰。
余德耀，他让魔都上海，再添一座魔幻美术馆。
冥冥之中有个安排
2008年，有杂志采访余德耀，文章大标题引用他的话，“用五年时间来检验”。彼时，这位印度尼西亚籍华裔商人正打算在北京宋庄建造一个新当代艺术中心，面对是否看好艺术市场的问题，背靠大量珍贵藏品的他，试图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之中。
到今年已是第六年，余德耀的重心移至上海，一座巨大的私人美术馆落成并举行了开幕展。他在“美术馆”前毫不客气地署上了自己的姓名，也等于是以自己的名誉作赌注，哪怕一切覆水难收。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安排让你走这条路。”在经历准备开展的连番忙碌之后，他终于得空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果你要问美术馆到底会经营到什么地步，现在我充满自信，时间足以证明我们能否坚持下去。”
在过去的几年里，余德耀从名不见经传的“华人藏家”，迅速跻身英文杂志《艺术与拍卖》“艺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排行榜第八名。2004年前后，他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多次不惜重金在拍卖会上拍下许多重要作品，从而迅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2007年，他在伦敦苏富比以200万美元购入岳敏君创作于1997年的《公主》；2010年，又在香港以669万美元竞得张晓刚创作于1992年的二联画《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而后者，目前正在余德耀美术馆的开馆展中展出。
美术馆是一个理想
余德耀在印尼首都创建了自己的第一座私人美术馆，做过叶永青等人的个展，主要目的就是把属于中国的当代艺术传播到当地。而现在，余德耀对记者介绍说，雅加达的那座美术馆由于人手稀缺，目前暂时被降级为“基金会艺术空间”，也有展览对公众开放，只不过需要提前预约。但是显然，六年的经营实践为他在上海的新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启动了“巴厘岛会谈”计划，每年邀请几位重量级艺术家、评论家、学者、策展人共聚，以轻松漫谈的方式探讨当代艺术领域最重要的大小问题。这些白日梦一样的探讨，也被余德耀善于学习的商人本能所汲取，应用到美术馆和系统收藏的实践之中。会谈内容集册出书，即便化成文字对话录，也能看到现场闪现的火药味儿。
“就好像头脑风暴，谈论中会提出很多问题。我们有时候会吵架，当然是为了题目而不是个人。”他说，“巴厘岛会谈”坚持到第六年，余德耀显然还乐在其中，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过程中，他始终都在按照自己的步调侃侃而谈。商界大佬一贯拥有的重要品质在余德耀身上都有所体现，胆大、心细，不怕提钱，也不怕谈理想。他既能大刀阔斧地斥资千万来运营美术馆，也要万分强调节约使用公共厕所每一盏灯的重要性。
在企业家、收藏家、艺术赞助人、美术馆创建者等诸多身份中，余德耀最喜欢的还是藏家，但他决心往前多走一步，为艺术历史助推一把。“我做藏家身份多高啊，能买东西就是爷嘛！即使你有个美术馆，但只要不买东西，人家就不会对你好。”他说，“所以美术馆是一个理想，是我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
留下我的痕迹
记者：作为拥有印尼第三大农业公司的商业巨头，当初你是怎样进入当代艺术收藏领域，又是怎样开始创建美术馆的？
余德耀：（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印尼排华，餐馆不能看到中国字，书籍也不能进来。一个中国导演请我赞助他们在快餐店拍电影，结果我直接赞助了一笔钱让他去桂林、上海、北京拍外景。因为我希望让印尼人民知道，中国已经开放了。
当时成立了“中国印尼文化交流基金会”，目的就是希望华人得到尊重。其实雅加达的美术馆就是这一工作的延伸——我做的都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人到东南亚都读商科，很少读音乐戏剧。他们对我们很歧视，觉得中国落后，所以要在这里赚他们的钱。
记者：开始收藏也是因为这个吗？
余德耀：不，收藏是兴趣。我收藏二十几年木头家具，慢慢发现当代艺术很有意思。在印尼成立美术馆，连政府都笑我，因为我是印尼第一个申请私人美术馆执照的人，那边很多机构没有执照直接就开了。所以那也是“第一个有政府认可的私人美术馆”。
美术馆可以延伸我的工作，拉拢华族（华人）。我们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我在印尼的四个小孩全都会讲中文。但我朋友家的小孩90%不会讲中文，很多人三十岁还跑来国内上两年语言班。我小时候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念书感受很深，没有自己的文化太可惜了。
记者：在上海的美术馆是不是有着更进一步的愿望？
余德耀：在这边，是要延伸我的美术馆梦。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里面，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要把这个招牌永远放在这边。有人问我三十年计划，可我都不知道五年、十年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全球很多公共美术馆前身都是私人美术馆，比如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者古根汉姆博物馆——所以我还有后路，私人不行就跟大家一起成立董事会，大家出钱出力。
当然我还是希望永远都是私人美术馆。很多东西是为自己也是为大家，完全为大家也不对，因为毕竟人有私心，希望留名，希望社会留下我的痕迹，这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这个欲望是跟社会公益连在一起，可以实现双赢。于私于公能够做出成绩来就是对的。 记者：你在两三年前被《艺术与拍卖》杂志评为“艺术世界最有影响力百人”第八名，仅仅位居几位世界顶尖大藏家之后，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光环？
余德耀：影响力其实是短暂的，如果无所为，很快就会退下去。同时也很有压力，大家都在看：能把这个美术馆撑起来吗，烧钱能烧多久？看好戏的人请不要看我一个人，而是要看展览。所有美术馆都需要被支持，因为这是社会的大好。
我这次去斯德哥尔摩，那里有的私立美术馆每天有五六千人参观，（而城市）人口才两百多万，我是羡慕！那个老板很开心，说美术馆是盈利的——当然盈利的钱是回到基金会。我就希望自己的美术馆也可以是盈利的，当然不是为自己，我自己只要不继续烧钱就已经谢天谢地。美术馆靠自己力量实现运营可持续，靠门票、活动、赞助、餐厅、咖啡厅、衍生品店，这些都还在摸索中。
藏家是艺术保护者
记者：你怎样看待自己的收藏家身份？
余德耀：我还是喜欢做一个藏家，“藏”并不是“隐藏”的意思，而是“保护”。我们是艺术赞助者，也是艺术保护者，艺术的生命比我们长。我们卖掉、捐掉，等于是传给更高一层的保护者，毕竟艺术品永远都在恒温恒湿的地方流转。当价格越来越高，艺术品受保护的程度越来越大。大家都可以玩艺术，但是那些最有价值、历史意义的，最终是有钱人保护它们，最终捐给美术馆。
记者：在你的收藏体系中，好像非常着重强调从1985年到1995年这期间的作品。
余德耀：这跟美术馆理念有关系，最轰轰烈烈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就是这段时间。之前之后都是零零散散，这十年是最重要的阶段。当然有的艺术家到现在我还在收，很多艺术家是现在的东西和90年代一样，这就算了，有重要东西就好了——我希望他们有变化。
藏家永远在观望，有着最独立、客观的收藏理念，而且都对画不对人。当然这很主观，有时候出错。我就比较保守，看准黄金年代，拿（到）一个补一个，这样要花很多年才能补出年代线索——而且现在越来越难。
记者：同时你也以热爱收藏大型艺术装置著称，为什么喜欢这些流通、储存都很麻烦的艺术作品？
余德耀：装置也是艺术史。这种类型发展起来也是这二十年的事情，黄永？、陈真都是90年代的事情了，徐冰的“烟草计划”也是在2001年。装置艺术是当代艺术史的延伸，只是形态越来越多样化——是多样化的历史。比如杨福东的照片、影像就是这十年的东西。其实我永远都在收历史，看艺术品在艺术史之中能否占据一席之位，永远在猜；也许同时也会帮助推动历史，这就需要后人来判断。或者变成野史也不重要，被人遗忘了。
记者：有的藏家喜欢和艺术家打交道，有的只看作品不看人，你属于哪一种？
余德耀：前者。对于喜欢的个别艺术家，如果他们至今还有突破，那我就会把线索在他这里拉成一条线，一直收他每个阶段的作品。还有的艺术家就只收个别作品，作为历史的亮点。
持久战策略
记者：余德耀美术馆已经开幕近一个月，你现在关心的是哪些问题？
余德耀：经营节能。现在天气很热了，大厅却感觉凉爽，入口处的玻璃房子也不热——我们全部都不用空调，就是因为通风设施做得好。我之前做畜牧业，每天就是跟风打交道。热是我们的朋友，热是一个引擎，因为冷风在下面，热空气跑上去，只要我们能疏导热空气往上走，人感觉到的空气就是一米两米，只要一直补充空气来就不会感觉很热。当初就跟建筑师在讨论怎么样减低运营成本。
我有时候很啰嗦节能问题。以前我就有习惯，酒店出门随手关灯。灯其实就是全球变暖的起源，对下一代造成危害。我晚上上厕所可以看得到都不会开灯。这个时候用节能灯虽然贵，但是用对了就咬紧牙关。我的经营理念其实就是用很多方法去打持久战。
记者：来看展的人还不够多，这也是你面对的问题吧？
余德耀：这么好的展览却没人看，心里觉得很难过。美术馆需要大众支持，特别是私人美术馆。在美国哪里都是满满的排队，但这里只有博物馆免费日的时候排队。
但是未来会慢慢地有大大小小的美术馆、中心、画廊出现在这个西岸，那就成了。要我预言的话，需要让这里变得人满为患，（我觉得）还要三五年时间，快则三年，慢则五年。所以我们这三年要忍住。
记者：有人认为建造一个美术馆建筑其实很容易，甚至收藏丰富的作品也容易，但是接下来该怎样用好的展览去充实美术馆，这才是最难的。你怎样看？未来你的规划是怎样的？
余德耀：我也不想太有压力，私人美术馆可以比较轻松，做很多好玩的东西。只要把运营成本控制好。
展览方面我们不成问题。第一，大机库用来永久展示大装置，永久展示不是不换，而是慢慢换。但其中有几件可能是永久放在那里的，学其他美术馆的“常设展”。其次，还有几个房间，加起来有两千多平方米，可以做三个月一展。但是老实讲，前一两年我们会很保守，一年两三个展览就很好了，还是要量力而为。
因为做展览太简单了，但是做好展览不简单。光这个开幕展就做了一年多。有好的藏品，还要有好的策展人、空间、策划、后续工作。这是我们的策略。不会贪图做很多展览，也不会把那些普通艺术家塞进去——很多人在等这个机会，这要小心。我不建议美术馆有展览数量的压力。在国外，能够尊重你也是因为（展览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很多人说美术馆是为了跟艺术家拿作品，我的作品都是跟画廊、拍卖行买，只有跟几个很要好的艺术家定制——但总不能说开个美术馆就是为了定制这一两张东西吧，对不对。国内美术馆环境还是不成熟，但是必须要有几个美术馆先走一步，不然永远都不成熟。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总得有人做。
结语：“神话”和“历史”的相互交错显现了当代艺术无限的可能性，不论从创作、策展、研究亦或收藏来看，其丰富的维度赋予当代艺术多元化的特性。就余德耀和他的美术馆来说，其丰富多样的藏品为美术馆的展览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而做为一名基督教徒，余德耀的宗教信仰哲学也渗透进自己的艺术收藏理念中，其艺术箴言：“收藏是持久忍耐，是对艺术人生的信、望、爱。”表达了他在艺术收藏中秉持着同样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