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一点，在2009年是否会成为过去时？
　　中金公司最新的2009年策略报告表示，在2001年“9·11”事件和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调整导致标普指数大幅下滑，而标普医疗健康指数则保持了相对稳定。在本轮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下行过程中，医疗健康产业是否也已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看来，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医药产业带来的发展契机同样将大过危害，“2009年投资医疗健康，将具有拉动内需，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意义。”
　　而他最大的担心是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稳定的医疗保障体系，“这成为百姓舍不得拿出救命钱来‘拉动内需’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国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阶段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办法就是拉动内需，这一点，通过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应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医改带来新机会
　　
　　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几乎每个行业的增长都在下降，唯独医药产业一枝独秀。2008年我国医药行业并未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不仅持续了2007年的高速增长趋势，增长速度还甚至达到34%，可谓强劲。而这一趋势在2009年仍将持续。有预测称，明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增速将达到20%以上。
　　刘国恩介绍了医药行业高景气度仍在延续的原因：“过去医药行业的出口比例就不大，基本不依赖国外购买力，所以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小。另外，即便是出口的也基本都是原料药出口，并不用来做品牌药而是用来生产仿制药。在国外因危机影响对品牌药的需求下降以后，反倒增加了仿制药的需求。因此美国等国家2009年不仅不会减少原料药的进口，甚至还可能增加。”刘国恩说，这是金融危机给中国医药产业带来的发展机会。
　　医药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弱相关性，使之不失为经济危机中投资的一方良药。然而在乐观的同时应该看到，将机会变成现实仍要付出努力。“比如我们周边的国家印度，他们在原料药方面有很多人力、语言、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强过我们，这些都需要我们积极去面对。”刘国恩说。
　　目前，新医改政策正渐行渐近，它所带来的扩容效应对所有的医药细分子行业也都有积极影响，其中，医疗器械、疫苗类、普药中的独家品种3个子行业在2009年将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不过，未来一年医药行业面临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也不少，这包括：新医改方案出台时间和实施进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办法以及药品价格的调整不确定；医疗卫生费用的财政支出增速有可能放缓；医药类产品的出口受到冲击等。但毫无疑问的是，2009年医药产业的新契机已经到来。
　　
　　医保“三险期待合一”
　　
　　“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曾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病返贫的真实写照。
　　为了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我国于2003年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称“新农合”），2008年已覆盖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参加人口达8.14亿人，提前两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目前，全国累计已有9.2亿人次享受到医疗补偿，总金额591亿元人民币。据媒体报道，2009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实现全面覆盖，并将筹资标准由每人每年50元人民币提高到100元，其中政府提供的补助标准由40元提高到80元。
　　其实，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疾病发生的风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倾家荡产，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
　　随着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初步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正在形成。
　　“现在，我们的医疗改革正在向全民医保的方向迈进，除城镇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农民的‘新农合’，以后还要将大学生纳入医保。”刘国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他同时指出，尽管现在城镇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农合三种保险的范围比较广，但是力度还比较小。“而且形成时间不一致，缴费水平、待遇等方面都是脱节的。”另有专家称，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已实现了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形成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基本框架，但全国仍还有2.5亿人没有纳入其中，尚未有到任何医疗保障。
　　“从未来发展方向来说，三种医保险种合为一体，统一医保体制是必然趋势。因此2009年将有两大工作需要去做。一是三个保险如何衔接，最后形成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刘国恩说。但他同时表示，这种统一，在2009年尚不能得到更实际的进展。 而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建立医保的基础上提高保障力度，“这个力度是完全有能力加大的”。
　　
　　“2009是关键一年”
　　
　　“过去人们谈到医疗社会保障体系，都认为是花钱的，而不是产生产值的。其实人们忽略的是背后的存数效应。”刘国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直接造成了目前财政投入到公民医疗的比例不足20%。
　　“这个水平是很低的，比如居民医保，一年一个人才80元。如果能够补到160元，那么反过来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政府给的多的多。因为人们不再需要自己存1000元来看病了，那他就可能拿出500甚至1000元来进行其他必要的消费。”
　　“我们现在的财政是有能力提高医疗保险投入比重的。”刘国恩说，“但是，国家用来拉动内需的4万亿投资，大部分仍然要给本来就发烫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促进终端消费方面，比如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加在一起仅占400亿。你说，就是修10条高速路和8个飞机场摆在你面前，那又和你有多大关系？出于对医疗和教育、养老等的担心，即便赚到了钱，百姓仍然不敢消费。”
　　刘国恩告诉记者，根据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人们会把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分配到医疗卫生领域里。1971年，美国GDP的7%左右花在医疗服务上。我们试点地区仅仅达到5%，而在2005年他们就已经到了16%。“这是所有美国经济部门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刘国恩说，“想象一下这有多大，没有一个产业能和它相比。如果中国不脱离这个人类发展基本轨迹，那么中国也会走到这个点上。”
　　据刘国恩介绍，有人预测，到2015年，美国五分之一的资源会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这不是一个坏事，这是更关注人类健康的一个标志。只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卫生领域会脱离总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轨道？为什么不能把投资健康当作头等的大事来抓？”
　　“改革开放30年，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惟独国内人均医疗资源，尤其是每万人医生数不仅一点儿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刘国恩指出，在目前国内对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医疗服务跟不上，即使实现了全面覆盖，也仍然有部分老百姓享受不到医疗服务。
　　刘国恩认为，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是通过国家政策的改进，通过社会资源的进入来推进的。因此，他认为如果新医改方案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不能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能保证包括医药机构及人员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前面提到的目标，将“都是废话”。
　　刘国恩表示，投资健康，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制，是当下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战略之一，应该从各个方面呼吁政策的制定者充分把握。“2009年是关键的一年，希望、胜利、失败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拉动内需的政策制定的好，我们的前景就会很美好。反之，我们就会错过发展的机会。”刘国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