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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阻滞，导致国际话语格局的失衡，使得话语民主发展尚不充分。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有限性态势，亟需中国担负起国际话语责任。为此，应培育一批意识形态精英，使之在国际话语场表达中国价值;立足于文化间性寻求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义域，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新的知识叙述，推动文化交往。并且，还应提升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表达的高度，使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进而建构具有世界魅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此，全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有限话语民主;文化间性;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2-0001-07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旗帜性人物，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揭示了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政治空间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愈来愈多的公众、组织就全球性问题发表观点，通过辩论、沟通和协商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影响权力机关，这就构建了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哈贝马斯称之为“话语民主”。这种话语民主模式“以日常语言为沟通手段，以‘理解’为沟通前提，以‘开放’为沟通取向，旨在通过自由、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见，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批判功能”[1]457。随着国际政治公共领域的扩大，其所具有的高度開放、话语平等的特征，为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藉其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依然占据世界话语高地，阻碍着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使得国际话语空间在发声主体分布、议题设置、价值导向、外交用语等方面呈现出有限民主的特征。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有限性，客观上需要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担负起推进国际话语民主的责任。
国际话语权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国家意识形态是传播国家价值、塑造国家形象、展示国家实力的思想观念的总和，为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提供合法性阐释。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处于守势地位，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向型特征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价值的对外传播，导致一些国际公众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知之甚少。由于西方话语大行其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持续的污名化，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现误解。“如果中国被看作是最令人起疑的地区大国的话， 那么美国则被认为是一个良性的、 最没有危险的国家……大多数东盟国家仍然把美国看作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积极的角色。”[2]可见，建构国际话语权，任务紧迫。为此，应研判世界政治领域话语民主发展的新态势，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使之融入世界政治公共领域，引导世界公共舆论的走向;立足于文化间性进行新的知识叙述，促进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提升价值表达的高度，使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成为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为宏大的价值诉求;创新话语范式，使之充分行使融通各方、经由理性达成理解的交往功能。由此，随着话语民主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发展，应积极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化，占领国际舆论阵地，赢得国际认同。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培育应适用于政治公共领域
当今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得益于政治公共领域的扩大。在世界政治公共领域，我国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3]的境地。这就迫切需要加强话语主体建设，使其承担起在国际政治公共领域宣传、阐释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
首先，政治公共领域的扩大对于构建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是由公众汇聚、围绕公共议题展开讨论的场所。“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1]125公共领域高度开放，它可以是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场所，包括媒体、论坛、会议及活动等，任何对公共议题感兴趣的个人、群体或组织，不论其身份、地位或阶层、社会背景都可以进入其间参与讨论，公共领域在公众的沟通和协商中形成。公共领域“是在沟通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4]。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受官僚机构的规约;二是由本来互不相识的公众自发地汇聚;三是讨论公共议题，形成公共意见。当今国际政治领域，也存在着具有公共性特征的公共领域，并且，这一国际性的政治公共领域正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一是随着全球交往的增加，不同国家的公民个人之间、社会组织、文化团体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使得原本在国内公共领域由私人组成的公众，在国际政治公共领域发展成为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构成的公众，公众来源日益多元化，公众规模不断扩大;二是粮食安全、恐怖主义、核安全、生态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公共议题日益多样化。因而，由公众发起的公共协商不断扩大，公共活动不断增多，推动着国际政治公共领域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日益扩大，为我国创造了更多的发声机会。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就应培养一批能够阐明中国立场的话语主体，以非政府身份融入国际政治公共领域，影响世界舆论。
其次，融入国际政治公共领域，需要培养一批国际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齐格弗里德·耶格尔（Siegfried Jger）认为：“话语并非因为对社会实践的单纯表达而有趣，而是因为它们‘服务于特定目的’——即用它的全部效果来运作权力（而有趣）。”[5]不同于政治权力，话语权是基于一定的知识、道德权威吸引人们主动追随的一种软权力。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其话语权的建构，需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深厚学养和敏锐政治洞察力的意识形态精英。具体而言，他们既要具有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能力，又要具有应对国际舆情变幻的话语艺术;既能够敏锐抓住一切舆论契机，又能不着痕迹，使国际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消弭政治隔阂，接受我国意识形态。为此，应探索建立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的“旋转门”机制，打开流通途径，让有政治谋略的学者进入政府，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型官员;同时，让有政治经验的卸任官员加入学术研究队伍，培养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政治家学者。通过学术与政治的紧密配合，为国家构筑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的人才联盟，培育兼具学术专长和政治专长的意识形态精英。 最后，融入国际政治公共领域，需要培养一支合格的意识形态人才队伍。要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各级文化部门、外事部门、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教育部门等文化机构为重点，组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提升意识形态的知识储备。同时，举办红色影院、红色书画展、红色读书会、红色艺术节等多种文化活动，通过品味红色作品的过程滋养国家情怀。此外，还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实战演练，针对国际舆论场上出现的新议题、新焦点，开展辩论、演讲，提升话语表达能力。经过不间断的意识形态培育，按照年龄、职级、职能的分布进行科学配置，建构一支有必备的意识形态素养、“有理说得出”的人才梯队。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叙述应立足于文化间性
当今世界，话語民主的发展，得益于基于文化间性的文化对话的扩大和文化交往的增多。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知识性要素，国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叙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展开的。从其发展历史看，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我国要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契机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应立足于文化间性，寻求国家意识形态与西方文化的共义域，促进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
首先，基于文化间性展开文化对话，对于建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文化正在重构全球政治。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文化的作用不断上升，逐渐超过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关键因素。亨廷顿认为，在文化重构世界的过程中，文化冲突的因素正在增长，“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6]。文化的亲缘关系促进了国家的联合，而文化的差异则加剧了国家间的对抗，“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6]。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推行的文化沙文主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立，而话语民主模式则可能缓和文化紧张局势，有助于解决文化冲突。这是因为，话语民主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倡导多元共存，主张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价值的文化享有同等的权利，鼓励不同文化之间基于文化间性进行文化交流，达成文化共识。“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7]133可见，文化间性不是立足于某一特定的、孤立的文化，而是包容所有类型的文化;它讲求相互理解、宽容的交往艺术，试图从文化差异中寻求共同的善，致力于将被意识形态分离的国家或人民，重新用文化联系起来，“在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往中，实现一种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公正的状态，是人类惟一的选择”[7]133。因而，只有基于文化间性的话语民主才能遏制西方文化霸权，使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实现平等交往、和谐共处，创造自由和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对于我国而言，提升国际话语权，应充分利用世界话语民主初步发展的契机，主动参与文化交往，这就要寻求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他文化的文化间性，促进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
其次，立足于文化间性，应回到马克思，使之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话的媒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本就是受到西方文化滋养的一种国际化思潮，它的影响曾经遍及全球。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幽灵”（Gespenst）“在欧洲游荡”[8]399。它让资产阶级夜不成寐，“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8]399。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阵地逐渐缩小。时至今日，资产阶级仍未停止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围剿。“必须魔术般地围剿一个幽灵，驱逐一种可能会返回的力量，这种力量被认定本身就是不祥的，它的恶魔般的威胁一直在本世纪的上空徘徊。”[9]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坚信“那幽灵必死”，他们甚至已经预见了马克思主义的消亡。德里达对此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没有也不可能死去。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来，包括政界、学界在内的西方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讨论从未断绝，无论他们的态度是赞赏与追随，还是批判与抨击，都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影响始终存在，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从未消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3]对于中国而言，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契机，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往，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媒介。具体而言，就是要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既应体现于具体的研究过程，又应贯彻于宏观的研究导向中。一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重视以马克思的思想引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发现马克思的核心话语，挖掘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且，还应提炼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知识谱系，在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本真诉求;此外，研究不应停留于文本的表层文字，还应体味文本的留白、文字的断裂之处，研究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分析方法，活学活用马克思。由此，通过回归文本的学术探索，用马克思的观点支撑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厘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对马克思的种种误读、曲解，才能巩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立论根本。二是在宏观的研究导向中，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不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相对乏力，使得国家意识形态的学术根基不牢。“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3]为此，应在科学研究领域加大向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倾斜力度，提高其在国家级科研奖项、国家级重大课题中的比重，将其列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建设中的重点学科，进而形成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够推向国际的研究精品，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 最后，立足于文化间性，应寻求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义域。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从未停歇过。表现在政治领域，我国国家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中。面对这种历史性分歧，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既不能盲目吸收，走非意识形态化路线，也不可一味排斥，走泛意识形态化路线，而应立足新时代，在价值表达上求同存异，以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为根本尺度，探求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义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兼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合理要素，增强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认同，建立更广泛的民众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与政治实践的全过程提炼出世界性元素，赢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优势。
三、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应着眼于命运共同体
我国要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契机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应提升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表达的高度，使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为宏大的价值诉求。
首先，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价值对于建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建构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Utopia）。但他坚持认为，这种乌托邦与幻想（illusion）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它不是无根据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而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文化批判，展现了一个克服了现实弊端、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合乎理性的未来社会，并以此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至少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民族国家职能的削弱。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不断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职能。“面对世界市场的颠覆和绝对命令，面对交往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紧密，国家的对外主权，不管如何论证，在今天都已经过时了。”[10]不仅如此，全球化还加剧了利益冲突，使得全球利益盘根错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职能。二是风险共同体的形成。当下，全球性危机成为日益强劲的纽带，将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结起来，由此形成一个风险共同体。基于对全球化的思考，哈贝马斯建构了一个共同体理想，其实质是对全球性危机解决目标的设定，其核心是倡导共同体价值，即要求每一成员都应跨越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来服从共同体利益。这就为话语民主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共同体理想的实现，必然要以话语民主为指导性机制，既不允許拒斥弱小，也不应屈从强权，“必须意识到个别国家正在参与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并已融入一个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11]。在话语民主机制的约束下，推动各民族国家平等协商、协同行动。对于我国而言，要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初步发展的契机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应提升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表达的高度。
其次，提升价值表达的高度，应使国家意识形态超越民族国家利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种和类的角度对人的特性进行了研究，“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2]。由此揭示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全人类的共同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研究了人的类特性的实现问题，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8]199。与过去的种种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不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199。由于消灭了阶级差别，消灭了国家，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特性乃至一切人的自由特性都得到了充分实现。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全人类共同特性的唯一社会，这就把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由此确立了全人类的价值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日渐凸显，类的价值取向亦愈加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3]他先后提出“合作共赢”“亲、诚、惠、容”“互联互通”等具有国际情怀的新观点，形成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实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渡形式，既彰显了对马克思的“类特性”的观照，又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指明了方向。
最后，提升价值表达的高度，应使国家意识形态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要依据时代变迁，将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从国家的维度扩展到全球的维度，使之不仅反映我国国家和人民的特定诉求，还能够反映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及公众的共同诉求。这就要求国家意识形态不止于描绘“中国梦”，还应切中具有全球性的时代课题。人类进入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它关涉人类命运，吸引全球关注，内含着能够形成世界共识的伦理机制。因此，着眼于全球性问题，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是国家意识形态赢得世界认同的必然选择。
四、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应遵循交往理性
当今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得益于话语交往行为中交往理性的自觉约束。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论及的话语交往问题，是在马克思的话语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10这里，马克思提出了话语权的三个要件：理论、说服机制或话语体系、群众。马克思认为，只有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的根本需求的理论才能掌握群众，而话语则是其必不可少的工具。这是因为，一方面，语言与意识的生产过程相联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151。语言是意识的外化，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人相联系，“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8]161。因而语言能对人的意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改造群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揭示了话语与话语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交往中的交往理性问题。 首先，交往理性对于建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分析了话语作为一种民主模式与交往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交往理性是话语民主得以实现的伦理准则。这是因为，“真正的共识绝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话语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7]126。理想的对话是建立在高度开放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的，它最大限度地包容对话参与各方的价值差异性和利益多元性，因而只有遵循交往理性，才能保证参与各方平等沟通、自由对话，才能建构一个非中心化的协商平台。可见，话语民主是基于交往理性的政治实践。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对于世界性的话语民主实践，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 [7]133。可见，交往理性秉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的原则，与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强制手段相比更具建设性，能够为世界范围内话语民主的发展提供道德框架，有助于构建全新的世界秩序。对于我国而言，应充分利用话语民主初步发展带来的重要契机，遵循交往理性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面向国际公众，建构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
其次，遵循交往理性，应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进行科学调适。由于与西方意识形态的长期对峙，以及我国文化建设中曾经出现的左倾倾向，使得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在话语表达上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革命性表达。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我国曾经单一的“社会革命、阶级专政、制度对抗”的革命性话语锋芒有必要进行适度调适，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富的发展话题，融通中外。二是说教式表达。宏大、严肃、生硬的官方话语始终占据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与新时代受众的简单、随意、轻松的文化偏好相悖，这必然会限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围。为此，只有克服传统话语局限，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才能使国家意识形态走向国际，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和国际认同度[13]。
最后，遵循交往理性，应建构具有世界魅力的话语范式。福柯指出，从表面上看，言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围绕它而产生的禁忌表明，言说是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14]。話语权与话语魅力直接相关，它存在于话语魅力之中。唯有世界魅力的话语才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在与传统文化的熔融中构建大国语态。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具有包容宇内的宽广视角和历久弥深的社会价值，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化思想。“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关怀，对当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思想体现了国际交往中的责任担当意识;“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刚柔相济”的思想体现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表达了在国际潮流下与时俱进、砥砺前行的自处态度。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熔融，就应不断开发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中华精神提升大国气派，构建大国语态。二是灵活结合西方艺术形式，在与西方艺术的熔融中激发文化共鸣。我国意识形态要走向国际，就应研究国际受众的文化趣味。“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15]可见，文化直达心灵，是改变人们思想的通路。这是因为，文化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外在形式，也是意识形态的内在源泉，是承载意识形态的载体。如果将我国国家意识形态融入西方文化之中，使之通过习得的方式渗透进人们的意识里，融入看不见的日常生活，就易于形成一种接纳中国、认同中国的社会氛围。这就需要借鉴西方音乐、绘画、诗歌、舞蹈、歌舞剧等艺术形式，研发具有西方文化风格的意识形态产品，通过开展文艺演出、文化交流活动，激发西方民众的文化共鸣。三是关注世界发展的现实，通过讲述世界故事，设置全球议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做出科学解释和判断，关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民生、民想、民愿，拉近与西方民众的距离，扩大西方群众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正在步入世界舞台中央，这使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等话语，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遏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一种“新帝国主义列强论”甚嚣尘上，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拉美地区的新帝国主义列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6]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攻击，我国应突破有限话语民主的困局，利用话语民主初步发展带来的重要契机，积极应对。应注重提炼那些既能反映中国发展又能契合世界潮流的国际性范畴、价值与话语，赋予其能为国际公众所广泛接受的新形式，使之具有国际感召力和说服力。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消除误解，塑造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也要描绘世界愿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世界梦、人类梦，展示求和平、共命运的大国情怀。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成为新时代话语民主的引领者。
参考文献：
[1]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 GANESAN N. ASEAN’s Relationship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J].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000（2）：258.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談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3）.
[4] HABERMAS J. Between Facts and Norms[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421.
[5] WODAK R， MEYER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1：34.
[6]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
[7] 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8.
[10]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3.
[11]尤尔根·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J].柴方国，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63.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
[13]钟天娥.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路径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
[14]FOUCAULT M.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216.
[15]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
[16]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OL].求是，2016（9）[2018-01-03].http//www qstheroy.cn/dukan/qs/2016-04/30/C.1118772415 htm.
关键词：有限话语民主;文化间性;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2-0001-07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旗帜性人物，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揭示了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政治空间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愈来愈多的公众、组织就全球性问题发表观点，通过辩论、沟通和协商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影响权力机关，这就构建了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哈贝马斯称之为“话语民主”。这种话语民主模式“以日常语言为沟通手段，以‘理解’为沟通前提，以‘开放’为沟通取向，旨在通过自由、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见，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批判功能”[1]457。随着国际政治公共领域的扩大，其所具有的高度開放、话语平等的特征，为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藉其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依然占据世界话语高地，阻碍着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使得国际话语空间在发声主体分布、议题设置、价值导向、外交用语等方面呈现出有限民主的特征。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有限性，客观上需要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担负起推进国际话语民主的责任。
国际话语权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国家意识形态是传播国家价值、塑造国家形象、展示国家实力的思想观念的总和，为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提供合法性阐释。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处于守势地位，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向型特征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价值的对外传播，导致一些国际公众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知之甚少。由于西方话语大行其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持续的污名化，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现误解。“如果中国被看作是最令人起疑的地区大国的话， 那么美国则被认为是一个良性的、 最没有危险的国家……大多数东盟国家仍然把美国看作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积极的角色。”[2]可见，建构国际话语权，任务紧迫。为此，应研判世界政治领域话语民主发展的新态势，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使之融入世界政治公共领域，引导世界公共舆论的走向;立足于文化间性进行新的知识叙述，促进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提升价值表达的高度，使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成为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为宏大的价值诉求;创新话语范式，使之充分行使融通各方、经由理性达成理解的交往功能。由此，随着话语民主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发展，应积极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化，占领国际舆论阵地，赢得国际认同。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培育应适用于政治公共领域
当今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得益于政治公共领域的扩大。在世界政治公共领域，我国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3]的境地。这就迫切需要加强话语主体建设，使其承担起在国际政治公共领域宣传、阐释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
首先，政治公共领域的扩大对于构建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是由公众汇聚、围绕公共议题展开讨论的场所。“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1]125公共领域高度开放，它可以是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场所，包括媒体、论坛、会议及活动等，任何对公共议题感兴趣的个人、群体或组织，不论其身份、地位或阶层、社会背景都可以进入其间参与讨论，公共领域在公众的沟通和协商中形成。公共领域“是在沟通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4]。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受官僚机构的规约;二是由本来互不相识的公众自发地汇聚;三是讨论公共议题，形成公共意见。当今国际政治领域，也存在着具有公共性特征的公共领域，并且，这一国际性的政治公共领域正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一是随着全球交往的增加，不同国家的公民个人之间、社会组织、文化团体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使得原本在国内公共领域由私人组成的公众，在国际政治公共领域发展成为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构成的公众，公众来源日益多元化，公众规模不断扩大;二是粮食安全、恐怖主义、核安全、生态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公共议题日益多样化。因而，由公众发起的公共协商不断扩大，公共活动不断增多，推动着国际政治公共领域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日益扩大，为我国创造了更多的发声机会。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就应培养一批能够阐明中国立场的话语主体，以非政府身份融入国际政治公共领域，影响世界舆论。
其次，融入国际政治公共领域，需要培养一批国际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齐格弗里德·耶格尔（Siegfried Jger）认为：“话语并非因为对社会实践的单纯表达而有趣，而是因为它们‘服务于特定目的’——即用它的全部效果来运作权力（而有趣）。”[5]不同于政治权力，话语权是基于一定的知识、道德权威吸引人们主动追随的一种软权力。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其话语权的建构，需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深厚学养和敏锐政治洞察力的意识形态精英。具体而言，他们既要具有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能力，又要具有应对国际舆情变幻的话语艺术;既能够敏锐抓住一切舆论契机，又能不着痕迹，使国际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消弭政治隔阂，接受我国意识形态。为此，应探索建立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的“旋转门”机制，打开流通途径，让有政治谋略的学者进入政府，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型官员;同时，让有政治经验的卸任官员加入学术研究队伍，培养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政治家学者。通过学术与政治的紧密配合，为国家构筑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的人才联盟，培育兼具学术专长和政治专长的意识形态精英。 最后，融入国际政治公共领域，需要培养一支合格的意识形态人才队伍。要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各级文化部门、外事部门、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教育部门等文化机构为重点，组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提升意识形态的知识储备。同时，举办红色影院、红色书画展、红色读书会、红色艺术节等多种文化活动，通过品味红色作品的过程滋养国家情怀。此外，还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实战演练，针对国际舆论场上出现的新议题、新焦点，开展辩论、演讲，提升话语表达能力。经过不间断的意识形态培育，按照年龄、职级、职能的分布进行科学配置，建构一支有必备的意识形态素养、“有理说得出”的人才梯队。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叙述应立足于文化间性
当今世界，话語民主的发展，得益于基于文化间性的文化对话的扩大和文化交往的增多。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知识性要素，国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叙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展开的。从其发展历史看，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我国要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契机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应立足于文化间性，寻求国家意识形态与西方文化的共义域，促进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
首先，基于文化间性展开文化对话，对于建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文化正在重构全球政治。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文化的作用不断上升，逐渐超过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关键因素。亨廷顿认为，在文化重构世界的过程中，文化冲突的因素正在增长，“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6]。文化的亲缘关系促进了国家的联合，而文化的差异则加剧了国家间的对抗，“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6]。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推行的文化沙文主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立，而话语民主模式则可能缓和文化紧张局势，有助于解决文化冲突。这是因为，话语民主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倡导多元共存，主张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价值的文化享有同等的权利，鼓励不同文化之间基于文化间性进行文化交流，达成文化共识。“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7]133可见，文化间性不是立足于某一特定的、孤立的文化，而是包容所有类型的文化;它讲求相互理解、宽容的交往艺术，试图从文化差异中寻求共同的善，致力于将被意识形态分离的国家或人民，重新用文化联系起来，“在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往中，实现一种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公正的状态，是人类惟一的选择”[7]133。因而，只有基于文化间性的话语民主才能遏制西方文化霸权，使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实现平等交往、和谐共处，创造自由和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对于我国而言，提升国际话语权，应充分利用世界话语民主初步发展的契机，主动参与文化交往，这就要寻求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他文化的文化间性，促进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
其次，立足于文化间性，应回到马克思，使之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话的媒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本就是受到西方文化滋养的一种国际化思潮，它的影响曾经遍及全球。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幽灵”（Gespenst）“在欧洲游荡”[8]399。它让资产阶级夜不成寐，“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8]399。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阵地逐渐缩小。时至今日，资产阶级仍未停止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围剿。“必须魔术般地围剿一个幽灵，驱逐一种可能会返回的力量，这种力量被认定本身就是不祥的，它的恶魔般的威胁一直在本世纪的上空徘徊。”[9]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坚信“那幽灵必死”，他们甚至已经预见了马克思主义的消亡。德里达对此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没有也不可能死去。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来，包括政界、学界在内的西方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讨论从未断绝，无论他们的态度是赞赏与追随，还是批判与抨击，都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影响始终存在，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从未消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3]对于中国而言，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契机，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往，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媒介。具体而言，就是要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既应体现于具体的研究过程，又应贯彻于宏观的研究导向中。一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重视以马克思的思想引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发现马克思的核心话语，挖掘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且，还应提炼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知识谱系，在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本真诉求;此外，研究不应停留于文本的表层文字，还应体味文本的留白、文字的断裂之处，研究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分析方法，活学活用马克思。由此，通过回归文本的学术探索，用马克思的观点支撑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厘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对马克思的种种误读、曲解，才能巩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立论根本。二是在宏观的研究导向中，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不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相对乏力，使得国家意识形态的学术根基不牢。“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3]为此，应在科学研究领域加大向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倾斜力度，提高其在国家级科研奖项、国家级重大课题中的比重，将其列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建设中的重点学科，进而形成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够推向国际的研究精品，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 最后，立足于文化间性，应寻求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义域。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从未停歇过。表现在政治领域，我国国家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中。面对这种历史性分歧，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既不能盲目吸收，走非意识形态化路线，也不可一味排斥，走泛意识形态化路线，而应立足新时代，在价值表达上求同存异，以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为根本尺度，探求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义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兼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合理要素，增强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认同，建立更广泛的民众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与政治实践的全过程提炼出世界性元素，赢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优势。
三、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应着眼于命运共同体
我国要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契机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应提升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表达的高度，使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为宏大的价值诉求。
首先，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价值对于建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建构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Utopia）。但他坚持认为，这种乌托邦与幻想（illusion）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它不是无根据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而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文化批判，展现了一个克服了现实弊端、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合乎理性的未来社会，并以此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至少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民族国家职能的削弱。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不断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职能。“面对世界市场的颠覆和绝对命令，面对交往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紧密，国家的对外主权，不管如何论证，在今天都已经过时了。”[10]不仅如此，全球化还加剧了利益冲突，使得全球利益盘根错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职能。二是风险共同体的形成。当下，全球性危机成为日益强劲的纽带，将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结起来，由此形成一个风险共同体。基于对全球化的思考，哈贝马斯建构了一个共同体理想，其实质是对全球性危机解决目标的设定，其核心是倡导共同体价值，即要求每一成员都应跨越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来服从共同体利益。这就为话语民主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共同体理想的实现，必然要以话语民主为指导性机制，既不允許拒斥弱小，也不应屈从强权，“必须意识到个别国家正在参与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并已融入一个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11]。在话语民主机制的约束下，推动各民族国家平等协商、协同行动。对于我国而言，要抓住世界话语民主初步发展的契机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应提升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表达的高度。
其次，提升价值表达的高度，应使国家意识形态超越民族国家利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种和类的角度对人的特性进行了研究，“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2]。由此揭示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全人类的共同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研究了人的类特性的实现问题，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8]199。与过去的种种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不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199。由于消灭了阶级差别，消灭了国家，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特性乃至一切人的自由特性都得到了充分实现。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全人类共同特性的唯一社会，这就把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由此确立了全人类的价值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日渐凸显，类的价值取向亦愈加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3]他先后提出“合作共赢”“亲、诚、惠、容”“互联互通”等具有国际情怀的新观点，形成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实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渡形式，既彰显了对马克思的“类特性”的观照，又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指明了方向。
最后，提升价值表达的高度，应使国家意识形态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要依据时代变迁，将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从国家的维度扩展到全球的维度，使之不仅反映我国国家和人民的特定诉求，还能够反映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及公众的共同诉求。这就要求国家意识形态不止于描绘“中国梦”，还应切中具有全球性的时代课题。人类进入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它关涉人类命运，吸引全球关注，内含着能够形成世界共识的伦理机制。因此，着眼于全球性问题，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是国家意识形态赢得世界认同的必然选择。
四、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应遵循交往理性
当今世界，话语民主的发展得益于话语交往行为中交往理性的自觉约束。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论及的话语交往问题，是在马克思的话语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10这里，马克思提出了话语权的三个要件：理论、说服机制或话语体系、群众。马克思认为，只有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的根本需求的理论才能掌握群众，而话语则是其必不可少的工具。这是因为，一方面，语言与意识的生产过程相联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151。语言是意识的外化，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人相联系，“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8]161。因而语言能对人的意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改造群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揭示了话语与话语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交往中的交往理性问题。 首先，交往理性对于建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分析了话语作为一种民主模式与交往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交往理性是话语民主得以实现的伦理准则。这是因为，“真正的共识绝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话语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7]126。理想的对话是建立在高度开放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的，它最大限度地包容对话参与各方的价值差异性和利益多元性，因而只有遵循交往理性，才能保证参与各方平等沟通、自由对话，才能建构一个非中心化的协商平台。可见，话语民主是基于交往理性的政治实践。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对于世界性的话语民主实践，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 [7]133。可见，交往理性秉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的原则，与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强制手段相比更具建设性，能够为世界范围内话语民主的发展提供道德框架，有助于构建全新的世界秩序。对于我国而言，应充分利用话语民主初步发展带来的重要契机，遵循交往理性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面向国际公众，建构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
其次，遵循交往理性，应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进行科学调适。由于与西方意识形态的长期对峙，以及我国文化建设中曾经出现的左倾倾向，使得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在话语表达上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革命性表达。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我国曾经单一的“社会革命、阶级专政、制度对抗”的革命性话语锋芒有必要进行适度调适，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富的发展话题，融通中外。二是说教式表达。宏大、严肃、生硬的官方话语始终占据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与新时代受众的简单、随意、轻松的文化偏好相悖，这必然会限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围。为此，只有克服传统话语局限，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才能使国家意识形态走向国际，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和国际认同度[13]。
最后，遵循交往理性，应建构具有世界魅力的话语范式。福柯指出，从表面上看，言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围绕它而产生的禁忌表明，言说是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14]。話语权与话语魅力直接相关，它存在于话语魅力之中。唯有世界魅力的话语才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在与传统文化的熔融中构建大国语态。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具有包容宇内的宽广视角和历久弥深的社会价值，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化思想。“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关怀，对当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思想体现了国际交往中的责任担当意识;“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刚柔相济”的思想体现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表达了在国际潮流下与时俱进、砥砺前行的自处态度。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熔融，就应不断开发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中华精神提升大国气派，构建大国语态。二是灵活结合西方艺术形式，在与西方艺术的熔融中激发文化共鸣。我国意识形态要走向国际，就应研究国际受众的文化趣味。“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15]可见，文化直达心灵，是改变人们思想的通路。这是因为，文化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外在形式，也是意识形态的内在源泉，是承载意识形态的载体。如果将我国国家意识形态融入西方文化之中，使之通过习得的方式渗透进人们的意识里，融入看不见的日常生活，就易于形成一种接纳中国、认同中国的社会氛围。这就需要借鉴西方音乐、绘画、诗歌、舞蹈、歌舞剧等艺术形式，研发具有西方文化风格的意识形态产品，通过开展文艺演出、文化交流活动，激发西方民众的文化共鸣。三是关注世界发展的现实，通过讲述世界故事，设置全球议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做出科学解释和判断，关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民生、民想、民愿，拉近与西方民众的距离，扩大西方群众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正在步入世界舞台中央，这使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等话语，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遏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一种“新帝国主义列强论”甚嚣尘上，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拉美地区的新帝国主义列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6]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攻击，我国应突破有限话语民主的困局，利用话语民主初步发展带来的重要契机，积极应对。应注重提炼那些既能反映中国发展又能契合世界潮流的国际性范畴、价值与话语，赋予其能为国际公众所广泛接受的新形式，使之具有国际感召力和说服力。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消除误解，塑造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也要描绘世界愿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世界梦、人类梦，展示求和平、共命运的大国情怀。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成为新时代话语民主的引领者。
参考文献：
[1]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 GANESAN N. ASEAN’s Relationship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J].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000（2）：258.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談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3）.
[4] HABERMAS J. Between Facts and Norms[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421.
[5] WODAK R， MEYER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1：34.
[6]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
[7] 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8.
[10]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3.
[11]尤尔根·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J].柴方国，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63.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
[13]钟天娥.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路径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
[14]FOUCAULT M.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216.
[15]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
[16]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OL].求是，2016（9）[2018-01-03].http//www qstheroy.cn/dukan/qs/2016-04/30/C.1118772415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