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元月我和尔达等呼和浩特的一群年青人，乘同一列车去北京当兵。我和尔达是一个班的战友，睡在一个通辅上，吃在一个盆里，感情十分要好。1978年4月我们一起退役回到呼和浩特。我于当年考上大学，走上了做官继而从商之路。尔达没有上大学，他成为一名工人，很快开始了他娶妻、育儿的生活。他的爱人是蒙古族，所以他有一儿一女，生活十分幸福。
　　2001年8月我回到呼和浩特参加战友聚会。尔达来晚了。他告诉我他下岗了，给别人用小车推土，一车土可以挣到几块钱。喝了很多酒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郭凡生，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儿子也会上大学，也会过跟你们一样的生活。”我们一起为他将要考大学的儿子干杯。
　　这次聚会后几个月，我听说，他服毒自杀，所幸被及时抢救过来。轻生的原因是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他却付不起学费。记得那年圣诞节，女儿从美国回来渡假，我专门领她回呼和浩特拜访了尔达。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极端贫困中生活的家庭。我记得那天走进他家，尔达的女儿在学习，他的儿子为我们泡上一杯茶，就默默地站在一边。我女儿出来后告诉我，她第一次感受到穷困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压力。我没有和尔达聊太多，因为维护他的尊严就是要少说话，快离开。记得我给孩子留下学费，就走了。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77～78届毕业20年聚会，同学们推选我代表企业家讲话，我很感慨地对大家说：“当年我们走进校门时，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成功了。我们这里不乏高官、著名的学者或有钱的企业家，但在今天要是再问我们这些人今后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回答了。做领导的身上是不是有了很多官气？经商的，身上是不是多了铜臭味？而今天问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像当年一样众口一词。”
　　我講到了尔达的事情。我记得是这样结束我的演讲的：“毫无疑问，我们都成功了，但既然我们都成功了，就不应有尔达这样的事存在。所以，在中国只要还有一个尔达下岗、他们的孩子读不起书的情况，我们就没有成功。”
　　我记得，我演讲结束时，很多同学站起来鼓掌。一名贵为银行行长的同学甚至把帽子扔上了天。
　　2006年5月，尔达为了让小女儿也上得起学，从呼市跑到包头，去给一个学校下夜（值夜班）。但没过多久，他爱人来电话，说尔达突然得了严重的肠梗阻必须动手术。由于缺少医药费，医生拒绝为他治疗。我放下电话，立刻就给那个把帽子扔到天上的当银行行长的同学打了电话，因为他就在内蒙工作。两个小时后，银行行长赶到医院交了费用，仔细叮嘱医生要全力抢救，后来我给他钱时，他多次拒收。
　　大概十天后，尔达妻子告诉我，尔达必须做第二次手术，而且还需要再付几万元医药费。到这时，她已经不好意思向我开口借钱了，我马上又打电话给那位银行行长。但他上班的地点在呼和浩特，他说，当天回不了包头，第二天他回去，立刻就办这件事。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尔达妻子的电话，她说，钱不需要了，尔达已经走了。
　　今年5月我去美国，我对女儿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讲完后，女儿难受了好久。我相信，这件事已经深深烙在她的心里。作为父亲，本不应让女儿更多地承载这种痛苦，但我想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在他们美丽的生活中应该看到，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穷人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