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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7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西迁武汉，从而揭开了中国大革命史上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1月一1927年8月，或称“武汉大革命时期”)的新篇章。武汉大革命时期既是中国大革命的高峰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大革命由盛转衰以致最终失败的低谷时期。当时，武汉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各方要人荟萃于此。3月，以中共中央身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4月，蔡和森莅临武汉，开始了他在武汉为期4个多月与大革命同舟共济的奋斗岁月。
出席中共五大，批评陈独秀退让政策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约80人，代表全国党员57000多人。蔡和森和他的前妻向警予出席了会议，他的现任妻子李一纯担任会议记录。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徐谦等到会表示祝贺。大会由陈独秀主持，这是他有生之年所主持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穿着长衫作了关于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报告不仅没有对大革命受挫作全面深刻的检讨，反而继续坚持鲍罗廷提出的“西北学说”，因而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不满。
蔡和森和瞿秋白等人对陈独秀的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蔡强调指出，我们在广东和南京等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退让，不敢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另外，蔡和森还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大会吸收了蔡和森等人的正确意见，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蔡和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并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面对反革命叛乱，力主“以暴动对付暴动”
5月17日，驻守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夏斗寅发动叛变。他的如意算盘是趁唐生智和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武汉防卫空虚之际，一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为应付这一突发事变，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蔡和森、李立三在会上力主发展共产党自己的力量，迅速将叶挺所部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学员开赴前线，击退叛军，进而攻取湖南作为根据地。同时，为应付更大的革命危机，必须积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扩大工农武装，“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央接受了蔡和森等人提出的派遣叶挺所部反击夏斗寅的建议，但拒绝了发动工农建立湖南根据地的主张。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立即率其所部第二十四师和中央军校学生1500多人开赴前线作战。大敌当前，留在武昌的毛泽东坚决支持蔡和森的正确主张，率农讲所400多名学员，听从张国焘的统一指挥，加强了对武昌的防范，稳固了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作战。不久，叛军被击退。
然而，对于夏斗寅的叛乱，无论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还是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都只是把它视作突发事件，而并未对之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和分析。革命潜藏着更大的危机。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工农运动横遭厄运，共产党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100多人。陈独秀、鲍罗廷竟然同意国民政府派遣所谓的“查办代表团”前往长沙，既查许克祥叛变，又查工农运动“过火”。但谭平山等查办代表很快被许克祥驱回武汉。对此，蔡和森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等人。他指出查办工农运动“过火”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不想用实力去对付反革命，而希望通过所谓的法律手段来查办反革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马日事变”后，江西的朱培德，河南的冯玉祥跟着反动。陈独秀为勉强维持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竟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东征”的主张，打算联合汪精卫、唐生智，反对南京的蒋介石。共产党内还有一些同志或主张继续北伐，或主张直取广东，就是不谈武装工农，不与目前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因此，蔡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夏斗寅敢在湖北继续屠杀工农，许克祥敢在湖南叛乱，都是我们反击不力的结果。大家不要高唱东征和北伐的空调，如果那样，征来伐去，共产党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必须把摆在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解决，组建大约5万人的自己的军队，推翻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他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所采纳。他受命以常委会的名义指示江西省委，要求他们组织力量以反击朱培德的反动。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湖革命力量有所恢复和发展，武汉出现了一点“进攻”的新鲜空气。
撤职养病，与毛泽东共商大计
蔡和森几次提出反抗和进攻的主张在较大的程度上拂逆了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等人的旨意，所以，有些人便开始攻击蔡和森患了“左派幼稚病”，是自称“好汉”，是要与国民党决裂。6月下旬，蔡和森严重的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于是，陈独秀等人从他身体欠佳和刚从国外回来不太熟悉情况方面考虑，撤消了其代理秘书长的职务，改由邓中夏担任，在邓中夏未到任前，由张国焘兼任。
第二天，蔡和森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家里养病。蔡毛两人是多年的志同道合的挚友。当年毛泽东以“实践家”，蔡和森以“理论家”齐名湖南学生界。后来，他们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并以此为红色起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杨开慧特地为病弱的蔡和森买来鸭子和海参炖汤滋补。在毛泽东家里，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听取了从湖南各地赶来的干部汇报的情况，共同研讨问题。蔡和森将他们研讨的问题和对策及时致信中央，指出唐生智既已公开反动，如果“我们坐此尽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党中央机关移驻武昌，“中央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是，中央只接受了移驻武昌的建议。
6月28日，党中央在汉口鲍罗廷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鲍罗廷面对十分严重的局势，倾向于武汉工人纠察队向国民革命军自动缴械。周恩来、张太雷从保存力量的因素考虑，主张将纠察队编人张发奎的军队，但其枪械上缴给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会议决定公开解散工人纠察队。只有蔡和森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该做的事情，其极端气愤之情溢于言表。张国焘后来也回忆说，当时，虽然大家对解散工人纠察队心情非常沉痛，但是，都没有表现出像蔡和森那般的极端愤慨。
出席八七会议，力荐毛泽东进入政治局
7月2日，蔡和森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汉口一家医院。但他仍然非常关心局势的发展。8日，他发表了他在《向导》周报上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严厉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反革命言论。这时，处于共产国际、苏联、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旋涡中的陈独秀，深感心力交瘁，遂引咎辞职，得到中央批准。一个星期后，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国民革命遭受全局失败。鲍罗廷、瞿秋白避居庐山，研究善后对策。对此，出院后的蔡和森心急如焚，一连向中央写了7封信，要求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 新号召土地革命，反对逃跑主义和散伙主义。
8月7日，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和毛泽东等20多人在汉口召开了半天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接替鲁易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蔡和森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为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他提出对农民斗争问题富有经验的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自己回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当天晚上，蔡和森正欲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彭公达乘船回湘，忽然接到新中央命令，让其停止前往。翌日，新中央决定他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赴北方局指导工作。 蔡和森作为八七会议的参与者，曾经比较全面地评价了会议的功过是非。他认为会议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会议开始承认和改正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议的不足是没有认真讨论南昌暴动的相关事宜。
总结失败教训，挑战共产国际代表
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虽然赴北方局指导工作，但对于武汉的失败仍然痛定思痛。1927年9月，他在顺直省委改组会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作了《党的机会义史》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对党内曾经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对武汉大革命中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挑战。
从组织原则上讲，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加之还有活动经费和斗争经验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他们对共产国际代表服从的多，抗争的少，称赞的多，批评的少。陈独秀作为党的第一届至第五届的总书记，对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做法曾经作过抗争，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可以说，在毛泽东之前，对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的错误进行挑战和批评最多最激烈的中共领导人，要数蔡和森。
以武汉大革命为例。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人称“亚洲明星”的印度人鲁易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的使命是指导和督促中共落实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另外，随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鲍罗廷则具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两方代表的双重身份。不过，鲁易和鲍罗廷并无上下级的统属关系，因而导致两人在指导中国革命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差异较大。而这更使得年幼的中共无所适从，常常“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夏斗寅叛乱后，蔡和森多次批评鲁易、鲍罗廷仍然坚持以改善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为中心工作。针对鲁易所提出的工农运动过火的观点，蔡和森愤怒地指出，鲁易简直丧失了头脑和原则，没有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贯彻始终。客观地讲，鲁易有时比鲍罗廷还多一点反抗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进攻意味，主张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和惩罚反革命，但是，很可惜他只“有原则而无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在当时那种复杂恶劣的情形下，鲁易既想拉住汪精卫，但又提出汪所无法接受的政纲，结果只能“在白纸黑字上维持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原则”。为了拉住汪精卫做国民党左派的中心，鲁易不惜拿共产国际的密电作交易，结果，适得其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可见，鲁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
在蔡和森看来，为了勉强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始终要拉住汪(精卫)，是老鲍(罗廷)与鲁易相同的”，不同的是，鲍罗廷比较注意顺从汪精卫的心理和需要，为此，他不惜牺牲共产党和工农的利益。可见，他是一个“有办法而无原则”的人，在指导武汉大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实事求是地讲，鲍罗廷和鲁易为武汉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但是，正如蔡和森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在武汉大革命的过程中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应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一部分责任。
综上所述，武汉大革命虽然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是，蔡和森为挽救大革命危机，不顾多病体弱和流言蜚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忧国忧民，献计献策，身体力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革命损失，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出席中共五大，批评陈独秀退让政策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约80人，代表全国党员57000多人。蔡和森和他的前妻向警予出席了会议，他的现任妻子李一纯担任会议记录。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徐谦等到会表示祝贺。大会由陈独秀主持，这是他有生之年所主持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穿着长衫作了关于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报告不仅没有对大革命受挫作全面深刻的检讨，反而继续坚持鲍罗廷提出的“西北学说”，因而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不满。
蔡和森和瞿秋白等人对陈独秀的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蔡强调指出，我们在广东和南京等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退让，不敢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另外，蔡和森还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大会吸收了蔡和森等人的正确意见，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蔡和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并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面对反革命叛乱，力主“以暴动对付暴动”
5月17日，驻守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夏斗寅发动叛变。他的如意算盘是趁唐生智和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武汉防卫空虚之际，一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为应付这一突发事变，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蔡和森、李立三在会上力主发展共产党自己的力量，迅速将叶挺所部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学员开赴前线，击退叛军，进而攻取湖南作为根据地。同时，为应付更大的革命危机，必须积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扩大工农武装，“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央接受了蔡和森等人提出的派遣叶挺所部反击夏斗寅的建议，但拒绝了发动工农建立湖南根据地的主张。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立即率其所部第二十四师和中央军校学生1500多人开赴前线作战。大敌当前，留在武昌的毛泽东坚决支持蔡和森的正确主张，率农讲所400多名学员，听从张国焘的统一指挥，加强了对武昌的防范，稳固了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作战。不久，叛军被击退。
然而，对于夏斗寅的叛乱，无论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还是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都只是把它视作突发事件，而并未对之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和分析。革命潜藏着更大的危机。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工农运动横遭厄运，共产党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100多人。陈独秀、鲍罗廷竟然同意国民政府派遣所谓的“查办代表团”前往长沙，既查许克祥叛变，又查工农运动“过火”。但谭平山等查办代表很快被许克祥驱回武汉。对此，蔡和森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等人。他指出查办工农运动“过火”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不想用实力去对付反革命，而希望通过所谓的法律手段来查办反革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马日事变”后，江西的朱培德，河南的冯玉祥跟着反动。陈独秀为勉强维持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竟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东征”的主张，打算联合汪精卫、唐生智，反对南京的蒋介石。共产党内还有一些同志或主张继续北伐，或主张直取广东，就是不谈武装工农，不与目前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因此，蔡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夏斗寅敢在湖北继续屠杀工农，许克祥敢在湖南叛乱，都是我们反击不力的结果。大家不要高唱东征和北伐的空调，如果那样，征来伐去，共产党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必须把摆在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解决，组建大约5万人的自己的军队，推翻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他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所采纳。他受命以常委会的名义指示江西省委，要求他们组织力量以反击朱培德的反动。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湖革命力量有所恢复和发展，武汉出现了一点“进攻”的新鲜空气。
撤职养病，与毛泽东共商大计
蔡和森几次提出反抗和进攻的主张在较大的程度上拂逆了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等人的旨意，所以，有些人便开始攻击蔡和森患了“左派幼稚病”，是自称“好汉”，是要与国民党决裂。6月下旬，蔡和森严重的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于是，陈独秀等人从他身体欠佳和刚从国外回来不太熟悉情况方面考虑，撤消了其代理秘书长的职务，改由邓中夏担任，在邓中夏未到任前，由张国焘兼任。
第二天，蔡和森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家里养病。蔡毛两人是多年的志同道合的挚友。当年毛泽东以“实践家”，蔡和森以“理论家”齐名湖南学生界。后来，他们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并以此为红色起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杨开慧特地为病弱的蔡和森买来鸭子和海参炖汤滋补。在毛泽东家里，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听取了从湖南各地赶来的干部汇报的情况，共同研讨问题。蔡和森将他们研讨的问题和对策及时致信中央，指出唐生智既已公开反动，如果“我们坐此尽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党中央机关移驻武昌，“中央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是，中央只接受了移驻武昌的建议。
6月28日，党中央在汉口鲍罗廷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鲍罗廷面对十分严重的局势，倾向于武汉工人纠察队向国民革命军自动缴械。周恩来、张太雷从保存力量的因素考虑，主张将纠察队编人张发奎的军队，但其枪械上缴给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会议决定公开解散工人纠察队。只有蔡和森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该做的事情，其极端气愤之情溢于言表。张国焘后来也回忆说，当时，虽然大家对解散工人纠察队心情非常沉痛，但是，都没有表现出像蔡和森那般的极端愤慨。
出席八七会议，力荐毛泽东进入政治局
7月2日，蔡和森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汉口一家医院。但他仍然非常关心局势的发展。8日，他发表了他在《向导》周报上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严厉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反革命言论。这时，处于共产国际、苏联、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旋涡中的陈独秀，深感心力交瘁，遂引咎辞职，得到中央批准。一个星期后，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国民革命遭受全局失败。鲍罗廷、瞿秋白避居庐山，研究善后对策。对此，出院后的蔡和森心急如焚，一连向中央写了7封信，要求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 新号召土地革命，反对逃跑主义和散伙主义。
8月7日，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和毛泽东等20多人在汉口召开了半天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接替鲁易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蔡和森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为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他提出对农民斗争问题富有经验的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自己回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当天晚上，蔡和森正欲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彭公达乘船回湘，忽然接到新中央命令，让其停止前往。翌日，新中央决定他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赴北方局指导工作。 蔡和森作为八七会议的参与者，曾经比较全面地评价了会议的功过是非。他认为会议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会议开始承认和改正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议的不足是没有认真讨论南昌暴动的相关事宜。
总结失败教训，挑战共产国际代表
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虽然赴北方局指导工作，但对于武汉的失败仍然痛定思痛。1927年9月，他在顺直省委改组会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作了《党的机会义史》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对党内曾经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对武汉大革命中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挑战。
从组织原则上讲，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加之还有活动经费和斗争经验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他们对共产国际代表服从的多，抗争的少，称赞的多，批评的少。陈独秀作为党的第一届至第五届的总书记，对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做法曾经作过抗争，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可以说，在毛泽东之前，对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的错误进行挑战和批评最多最激烈的中共领导人，要数蔡和森。
以武汉大革命为例。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人称“亚洲明星”的印度人鲁易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的使命是指导和督促中共落实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另外，随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鲍罗廷则具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两方代表的双重身份。不过，鲁易和鲍罗廷并无上下级的统属关系，因而导致两人在指导中国革命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差异较大。而这更使得年幼的中共无所适从，常常“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夏斗寅叛乱后，蔡和森多次批评鲁易、鲍罗廷仍然坚持以改善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为中心工作。针对鲁易所提出的工农运动过火的观点，蔡和森愤怒地指出，鲁易简直丧失了头脑和原则，没有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贯彻始终。客观地讲，鲁易有时比鲍罗廷还多一点反抗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进攻意味，主张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和惩罚反革命，但是，很可惜他只“有原则而无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在当时那种复杂恶劣的情形下，鲁易既想拉住汪精卫，但又提出汪所无法接受的政纲，结果只能“在白纸黑字上维持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原则”。为了拉住汪精卫做国民党左派的中心，鲁易不惜拿共产国际的密电作交易，结果，适得其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可见，鲁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
在蔡和森看来，为了勉强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始终要拉住汪(精卫)，是老鲍(罗廷)与鲁易相同的”，不同的是，鲍罗廷比较注意顺从汪精卫的心理和需要，为此，他不惜牺牲共产党和工农的利益。可见，他是一个“有办法而无原则”的人，在指导武汉大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实事求是地讲，鲍罗廷和鲁易为武汉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但是，正如蔡和森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在武汉大革命的过程中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应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一部分责任。
综上所述，武汉大革命虽然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是，蔡和森为挽救大革命危机，不顾多病体弱和流言蜚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忧国忧民，献计献策，身体力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革命损失，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