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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延安时期陕北近代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简要分析该时期建筑遗产的类型、特征及其审美价值，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此阶段建筑活动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和文化性，对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家系列建筑营造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同时，基于对建筑遗产概念的理解，结合延安地区历史建筑及周边环境的设计与修复实践，探讨当前红色建筑文化遗产的艺术性保护策略，以期确保历史信息的原真性和整体性，开拓迎合当代审美、提升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保护思路。
【关键词】延安时期；红色建筑；艺术性；文化遗产；保护建设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20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JK0434）阶段性成果。
自然气候与地理生态构成了本土建筑的生长环境和物质基础，同时孕育了其独特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艺术。而最早的建筑往往是供人栖居的场所，塑造具有瞭望-庇护的安全领域。而建筑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生活的体验，是对生活智慧和审美诉求的反映。[1]陕北地区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位于我国黄土高原中心区域，北接内蒙，南邻关中，东渡黄河可至山西，西面与甘肃、宁夏接壤，因该区域位于陕西北部，故称陕北。[2]因其具有军事要冲的区位优势，历史中的陕北一直是民族斗争和政治角力的关键区域，为多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先进风气的涌入，共产党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展红色根据地。党中央随中央红军历经艰苦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吴起镇，自此直到1948年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进行了长达13年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被称为延安时期（1935-1948年）。
面对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党中央与边区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并依托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重塑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系统，创造了堪称新中国先驱的社会与文化体系。尽管延安此间建筑仅代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边缘状态，但透过建筑结构、物料及样式所反映的主流文化的多元融合与技术应用，也隐喻了共产党人营造活动中的建筑思想、功能定位和精神向往，对历史信息的整合、还原以及文化遗产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红色历史建筑的特征及审美价值
目前，学界对于红色历史建筑并无确切定义，对延安时期中共建筑营造活动更鲜有研究。延安红色历史建筑是在党中央转移至陕北地区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为满足革命斗争与生产发展需要进行的一系列建筑领域的红色化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政治色彩，承载红色记忆，传承爱国情怀，它真實再现了党和人民积极投身革命与边区建设的历史实物。[3]革命队伍的到来，在南泥湾军垦、延安整风、土地改革、文艺座谈等一系列边区建设和社会实践中，使共产主义和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为陕北民主化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政治体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与生活习惯，而这种思想与生活又具体地反映在了当时的建筑上。[1]诸如议政、文化、医疗等公共场所、基础设施的相继建成，逐渐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面貌，为偏僻闭塞的陕北带来了新的气象。
延安红色建筑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们是延安时期历史文化代表性的物质载体，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审美价值，是饱含革命记忆的宝贵资源，它们具有时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具有特定文化、精神的符号性意义，同构于人们内在的道德传统、审美情趣之中。[5]
（一）延安红色建筑的多元文化特征
延安红色历史建筑风格兼收并蓄，内部结构中西结合，整体形态端庄厚重。其建筑类型较为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是议政类建筑，包括会议厅、礼堂、广场等，通常用于举办延安的政治活动和社会集会，根据活动性质和规模选择不同的建筑进行，此类建筑遗产较多，如中央大礼堂（如图1）、边区礼堂、八路军小礼堂等均保存较为完好。礼堂因其政治符号的隐喻性与复杂的建筑技术应用代表了共产党人在延安营造的最高规格的建筑。[5]
此外，延安时期党政机关的驻地布局是以办公、居住为一体的窑洞聚落，冬暖夏凉，经济耐用，既是对陕北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经济成本的考虑，也反映了共产党与边区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如杨家岭革命旧址中毛泽东、朱德的窑洞位于正中，正对中央办公厅大厅以及与之相连的木桥，其他领导人住所环绕四周，如此布局突出了二人在党内部的核心地位，由此不但反映了当时对建筑体量、形式等建筑语言的偏好，而且着重强调平面布局所表达的纪念性和象征性。
中央大礼堂的室内装饰（如图2）由著名教育家、鲁艺教师钟敬之先生设计，包括徽标设计、旗帜图案、领袖画像、侧墙装饰的V型组旗等，充分展示了其对指示性、象征性等视觉元素运用的自觉与娴熟。[6]
延安红色历史建筑构造多以砖木结构为主，或吸收当地传统营造技艺，如陕北窑洞结构、大跨度的半圆形石拱支撑以加强其耐久性；建筑外观注重立面的秩序性和体量感，融合西方古典建筑装饰元素，如西式壁柱、线脚、三角山墙等细部，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和地域性关照，为延安红色建筑的营造和风格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二）延安红色建筑遗产的审美价值
延安是知名海内外的中国革命圣地，这里不仅孕育了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鲁艺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大量红色文化物质遗产，如建筑旧址、革命文物等。延安红色历史建筑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它是共产党人在战时根据地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智慧、意志、思想和情感等内在力量的物化形式，同时又暗示了其注重功能、中西融合、取其精华的朴素实用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尽管受到物质匮乏、经济滞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加之建筑技术专业人才的缺乏，延安红色建筑的构造较为原始，设计水平也难以充分展示共产党人作为先进思想和新文化代表的形象。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依旧斗志高昂，积极发展边区建设，延安的建筑营造多是以经济高效为目的合理利用和改造现有场所，遵循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低技术建造原则，如室内加设简陋木板分隔、外墙刷字、挂标志牌等。而新造建筑，无论其规格高低，通常不得不依靠非专业人员或地方工匠进行设计，如王家坪军委礼堂便是由八路军359旅木工出身的伍积禅同志设计，军委机关与总部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修建，[7]从其建筑内部运用砖木结构的传统构筑方式便一目了然。 历史建筑是历史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当前的红色建筑遗产保护应做充分评估和资料整合，根据建筑保存现状、价值构成以及功能定位制定合理修复计划和改造方案，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探讨适应时代需要、活化红色历史建筑的历史性保护和艺术性保护策略。
二、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逆城市化”“抢救历史”的城市呼声深受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关注。延安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红色建筑遗产的保护行动得以较早开展，市区内的多数革命遗址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其周边环境被城市建设严重挤压，加之延安城市整体规划是以川道线性的河谷式布局，单一规整的现代建筑无疑割裂了散点布局的红色历史建筑与山城景观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此便难以补足到丰富的红色基因与老城风貌。
因此，在保护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清晰地再现逝去岁月中的历史信息，这也是由其政治性、思想性和文化性所决定的。而在具体的建筑修复、场景重塑等工作进行之前应掌握翔实可靠的资料图集，以指导和评估保护活动的合理、有效及价值度，既提升了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又是对老建筑功能的延申与拓展。[4]
延安红色建筑的历史性保护，首先将其视为历史进程中的史实证据，强调建筑的历史价值和再现的真实性，故常采取经常性维护，而不是修复。然而，历史建筑始终处于动态之中，不同时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不同的知识、意识形态下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国内外便有许多古镇及传统历史街区为长久保持其原貌采取静态“陈列”和停滞发展的举措，不惜牺牲人们的生活质量来加以保护。这种“唯历史论”的保护方式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是对建筑遗产保护“原真性”的偏见，让历史建筑回归到其本来的语境之中，并将其视作现代生活的有机部分，深植到人们的精神理想之中，才是红色建筑遗产长久性保护的必然之路。
三、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的艺术性保护
延安红色建筑遗产的艺术性保护，是突出其审美导向和教育功能，以柔性的文化圆融性构筑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充分挖掘建筑的艺术价值，迎合当代思想主流，重塑积极的红色美学观，以贴近生活的方式展示传统建筑的魅力。因此，无论是“修旧如旧”的整体保护，还是局部的文化介入与更新，都是力图促进修复历史的原真性与时代进步文化的结合，以此打开红色历史建筑的新生命。
（一）红色建筑遗产的“修旧如旧”与统筹保护
红色历史建筑及其文物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做到“修旧如旧”的真实复原和保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起到“正经补史”的作用，令一些因战乱、封锁等不稳定因素造成的红色记忆“片段”重新复合。同时，对其建造技术和形态美学进行系统整理和价值评估，可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文化智库，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在红色建筑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要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准确把握历史的真实传承，将建筑物、文物、周边环境统筹兼顾，构建特色突出、定位精准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因此，保持其建筑原貌和内部结构与功能，进行合理修复，加固具有安全风险的建筑构件，注重外观色彩和工程材料的质地，确保建筑维护之后还原其原有的传统工艺和色彩肌理。总之，修旧如旧的遗产保护方法是以局部的“临摹”“重塑”，力图在面貌上达到与原物件的“形神相称”，是遵循历史原真性的修复技术，本质上是对建筑细部的审美需要，并建立在空间感知体验之上的弥补与翻新。
延安红色建筑遗产保护并不是仅仅围绕建筑体及其内部，还要将其周边环境考虑在内，如道路、树木、游客公共服务设施等，通过对其外观设计和路线规划更好地融入整体的红色文化景观之中。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于2019年底在原址基础上进行扩建，将附近不合理的市政建筑拆除，增设了四八广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这便提升了陵园景观的观赏性和布局合理性。此外，将陵园路外扩紧邻延河，远离山体，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此处的道路通达性，也令景观廊道和视线更加开阔。
（二）红色建筑遗产的延续：多元文化融合与更新
延安红色建筑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是共产党人在战时不稳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一场建筑实践与探索，其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文化融合。一方面是体现在建筑构造上，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和石匠技术，将陕北窑洞的拱形结构、大跨度的梁架支撑等传统营造技术运用其中；另一方面是西式的柱廊、线脚、三角山墙等细部装饰与中式传统木构形态、聚落布局的适度结合，塑造出具有“红色”象征性意义、朴素庄重的建筑气质。
2020年5月，延安文艺纪念馆（如图3）如期落成对外开放，该工程项目建设除了主馆以外还整合园区内道路与景观绿化，其建筑风格延续其西式建筑语言和形态比例，同时将陕北窑洞拱形结构贯穿于门廊、窗格和内部的装饰之中，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对鲁艺旧址景区游客体验内容的较好补充。
四、结语
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凝聚了共产党人在那段烽火硝烟中的难忘岁月，是留给我们追寻红色记忆与光荣传统的宝贵资源，建筑外观赋予时代特质的地域性表达，以及一个个艰苦奋斗的营造事迹，无不诠释着这座城市延续至今的精神风采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它们承载着延安时期的历史信息和艺术气质，标志着共产党人由战时走向和平不断成熟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审美，反映着这座城市的特色与历史风貌，是城市活的灵魂，也逐渐成为了延安形象不可缺少的一张时代名片。延安红色建筑遗产的保护既要注重其原真性，也要跟随时代不断发展与艺术创新，进而推进红色文化传承与建筑遗产的当代利用。
参考文献：
[1]汉宝德.为建筑看相[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延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延安地区志[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
[3]张晨明.关于红色历史建筑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以北京地下長城为例[J].大众文艺，2019（1）：235-237.
[4]陈辉，刘松茯.哈尔滨历史建筑保护的艺术性与原真性[C].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九辑（2008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2008：76-84.
[5]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中国近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6]张晓珍.钟敬之与延安大礼堂的设计与建造[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5）：93-97.
[7]王莉.陕北近代建筑研究（1840-1949）[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作者简介：程慧福（1990-），男，山西孝义人，硕士，现为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历史街区景观研究。
【关键词】延安时期；红色建筑；艺术性；文化遗产；保护建设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20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JK0434）阶段性成果。
自然气候与地理生态构成了本土建筑的生长环境和物质基础，同时孕育了其独特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艺术。而最早的建筑往往是供人栖居的场所，塑造具有瞭望-庇护的安全领域。而建筑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生活的体验，是对生活智慧和审美诉求的反映。[1]陕北地区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位于我国黄土高原中心区域，北接内蒙，南邻关中，东渡黄河可至山西，西面与甘肃、宁夏接壤，因该区域位于陕西北部，故称陕北。[2]因其具有军事要冲的区位优势，历史中的陕北一直是民族斗争和政治角力的关键区域，为多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先进风气的涌入，共产党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展红色根据地。党中央随中央红军历经艰苦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吴起镇，自此直到1948年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进行了长达13年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被称为延安时期（1935-1948年）。
面对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党中央与边区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并依托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重塑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系统，创造了堪称新中国先驱的社会与文化体系。尽管延安此间建筑仅代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边缘状态，但透过建筑结构、物料及样式所反映的主流文化的多元融合与技术应用，也隐喻了共产党人营造活动中的建筑思想、功能定位和精神向往，对历史信息的整合、还原以及文化遗产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红色历史建筑的特征及审美价值
目前，学界对于红色历史建筑并无确切定义，对延安时期中共建筑营造活动更鲜有研究。延安红色历史建筑是在党中央转移至陕北地区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为满足革命斗争与生产发展需要进行的一系列建筑领域的红色化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政治色彩，承载红色记忆，传承爱国情怀，它真實再现了党和人民积极投身革命与边区建设的历史实物。[3]革命队伍的到来，在南泥湾军垦、延安整风、土地改革、文艺座谈等一系列边区建设和社会实践中，使共产主义和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为陕北民主化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政治体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与生活习惯，而这种思想与生活又具体地反映在了当时的建筑上。[1]诸如议政、文化、医疗等公共场所、基础设施的相继建成，逐渐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面貌，为偏僻闭塞的陕北带来了新的气象。
延安红色建筑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们是延安时期历史文化代表性的物质载体，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审美价值，是饱含革命记忆的宝贵资源，它们具有时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具有特定文化、精神的符号性意义，同构于人们内在的道德传统、审美情趣之中。[5]
（一）延安红色建筑的多元文化特征
延安红色历史建筑风格兼收并蓄，内部结构中西结合，整体形态端庄厚重。其建筑类型较为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是议政类建筑，包括会议厅、礼堂、广场等，通常用于举办延安的政治活动和社会集会，根据活动性质和规模选择不同的建筑进行，此类建筑遗产较多，如中央大礼堂（如图1）、边区礼堂、八路军小礼堂等均保存较为完好。礼堂因其政治符号的隐喻性与复杂的建筑技术应用代表了共产党人在延安营造的最高规格的建筑。[5]
此外，延安时期党政机关的驻地布局是以办公、居住为一体的窑洞聚落，冬暖夏凉，经济耐用，既是对陕北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经济成本的考虑，也反映了共产党与边区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如杨家岭革命旧址中毛泽东、朱德的窑洞位于正中，正对中央办公厅大厅以及与之相连的木桥，其他领导人住所环绕四周，如此布局突出了二人在党内部的核心地位，由此不但反映了当时对建筑体量、形式等建筑语言的偏好，而且着重强调平面布局所表达的纪念性和象征性。
中央大礼堂的室内装饰（如图2）由著名教育家、鲁艺教师钟敬之先生设计，包括徽标设计、旗帜图案、领袖画像、侧墙装饰的V型组旗等，充分展示了其对指示性、象征性等视觉元素运用的自觉与娴熟。[6]
延安红色历史建筑构造多以砖木结构为主，或吸收当地传统营造技艺，如陕北窑洞结构、大跨度的半圆形石拱支撑以加强其耐久性；建筑外观注重立面的秩序性和体量感，融合西方古典建筑装饰元素，如西式壁柱、线脚、三角山墙等细部，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和地域性关照，为延安红色建筑的营造和风格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二）延安红色建筑遗产的审美价值
延安是知名海内外的中国革命圣地，这里不仅孕育了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鲁艺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大量红色文化物质遗产，如建筑旧址、革命文物等。延安红色历史建筑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它是共产党人在战时根据地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智慧、意志、思想和情感等内在力量的物化形式，同时又暗示了其注重功能、中西融合、取其精华的朴素实用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尽管受到物质匮乏、经济滞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加之建筑技术专业人才的缺乏，延安红色建筑的构造较为原始，设计水平也难以充分展示共产党人作为先进思想和新文化代表的形象。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依旧斗志高昂，积极发展边区建设，延安的建筑营造多是以经济高效为目的合理利用和改造现有场所，遵循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低技术建造原则，如室内加设简陋木板分隔、外墙刷字、挂标志牌等。而新造建筑，无论其规格高低，通常不得不依靠非专业人员或地方工匠进行设计，如王家坪军委礼堂便是由八路军359旅木工出身的伍积禅同志设计，军委机关与总部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修建，[7]从其建筑内部运用砖木结构的传统构筑方式便一目了然。 历史建筑是历史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当前的红色建筑遗产保护应做充分评估和资料整合，根据建筑保存现状、价值构成以及功能定位制定合理修复计划和改造方案，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探讨适应时代需要、活化红色历史建筑的历史性保护和艺术性保护策略。
二、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逆城市化”“抢救历史”的城市呼声深受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关注。延安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红色建筑遗产的保护行动得以较早开展，市区内的多数革命遗址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其周边环境被城市建设严重挤压，加之延安城市整体规划是以川道线性的河谷式布局，单一规整的现代建筑无疑割裂了散点布局的红色历史建筑与山城景观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此便难以补足到丰富的红色基因与老城风貌。
因此，在保护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清晰地再现逝去岁月中的历史信息，这也是由其政治性、思想性和文化性所决定的。而在具体的建筑修复、场景重塑等工作进行之前应掌握翔实可靠的资料图集，以指导和评估保护活动的合理、有效及价值度，既提升了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又是对老建筑功能的延申与拓展。[4]
延安红色建筑的历史性保护，首先将其视为历史进程中的史实证据，强调建筑的历史价值和再现的真实性，故常采取经常性维护，而不是修复。然而，历史建筑始终处于动态之中，不同时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不同的知识、意识形态下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国内外便有许多古镇及传统历史街区为长久保持其原貌采取静态“陈列”和停滞发展的举措，不惜牺牲人们的生活质量来加以保护。这种“唯历史论”的保护方式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是对建筑遗产保护“原真性”的偏见，让历史建筑回归到其本来的语境之中，并将其视作现代生活的有机部分，深植到人们的精神理想之中，才是红色建筑遗产长久性保护的必然之路。
三、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的艺术性保护
延安红色建筑遗产的艺术性保护，是突出其审美导向和教育功能，以柔性的文化圆融性构筑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充分挖掘建筑的艺术价值，迎合当代思想主流，重塑积极的红色美学观，以贴近生活的方式展示传统建筑的魅力。因此，无论是“修旧如旧”的整体保护，还是局部的文化介入与更新，都是力图促进修复历史的原真性与时代进步文化的结合，以此打开红色历史建筑的新生命。
（一）红色建筑遗产的“修旧如旧”与统筹保护
红色历史建筑及其文物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做到“修旧如旧”的真实复原和保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起到“正经补史”的作用，令一些因战乱、封锁等不稳定因素造成的红色记忆“片段”重新复合。同时，对其建造技术和形态美学进行系统整理和价值评估，可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文化智库，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在红色建筑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要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准确把握历史的真实传承，将建筑物、文物、周边环境统筹兼顾，构建特色突出、定位精准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因此，保持其建筑原貌和内部结构与功能，进行合理修复，加固具有安全风险的建筑构件，注重外观色彩和工程材料的质地，确保建筑维护之后还原其原有的传统工艺和色彩肌理。总之，修旧如旧的遗产保护方法是以局部的“临摹”“重塑”，力图在面貌上达到与原物件的“形神相称”，是遵循历史原真性的修复技术，本质上是对建筑细部的审美需要，并建立在空间感知体验之上的弥补与翻新。
延安红色建筑遗产保护并不是仅仅围绕建筑体及其内部，还要将其周边环境考虑在内，如道路、树木、游客公共服务设施等，通过对其外观设计和路线规划更好地融入整体的红色文化景观之中。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于2019年底在原址基础上进行扩建，将附近不合理的市政建筑拆除，增设了四八广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这便提升了陵园景观的观赏性和布局合理性。此外，将陵园路外扩紧邻延河，远离山体，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此处的道路通达性，也令景观廊道和视线更加开阔。
（二）红色建筑遗产的延续：多元文化融合与更新
延安红色建筑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是共产党人在战时不稳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一场建筑实践与探索，其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文化融合。一方面是体现在建筑构造上，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和石匠技术，将陕北窑洞的拱形结构、大跨度的梁架支撑等传统营造技术运用其中；另一方面是西式的柱廊、线脚、三角山墙等细部装饰与中式传统木构形态、聚落布局的适度结合，塑造出具有“红色”象征性意义、朴素庄重的建筑气质。
2020年5月，延安文艺纪念馆（如图3）如期落成对外开放，该工程项目建设除了主馆以外还整合园区内道路与景观绿化，其建筑风格延续其西式建筑语言和形态比例，同时将陕北窑洞拱形结构贯穿于门廊、窗格和内部的装饰之中，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对鲁艺旧址景区游客体验内容的较好补充。
四、结语
延安红色建筑文化遗产凝聚了共产党人在那段烽火硝烟中的难忘岁月，是留给我们追寻红色记忆与光荣传统的宝贵资源，建筑外观赋予时代特质的地域性表达，以及一个个艰苦奋斗的营造事迹，无不诠释着这座城市延续至今的精神风采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它们承载着延安时期的历史信息和艺术气质，标志着共产党人由战时走向和平不断成熟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审美，反映着这座城市的特色与历史风貌，是城市活的灵魂，也逐渐成为了延安形象不可缺少的一张时代名片。延安红色建筑遗产的保护既要注重其原真性，也要跟随时代不断发展与艺术创新，进而推进红色文化传承与建筑遗产的当代利用。
参考文献：
[1]汉宝德.为建筑看相[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延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延安地区志[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
[3]张晨明.关于红色历史建筑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以北京地下長城为例[J].大众文艺，2019（1）：235-237.
[4]陈辉，刘松茯.哈尔滨历史建筑保护的艺术性与原真性[C].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九辑（2008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2008：76-84.
[5]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中国近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6]张晓珍.钟敬之与延安大礼堂的设计与建造[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5）：93-97.
[7]王莉.陕北近代建筑研究（1840-1949）[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作者简介：程慧福（1990-），男，山西孝义人，硕士，现为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历史街区景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