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之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开始了缓慢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1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改称“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教育部 《关于加快和改进辞典编写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强调大力抓好大型词典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将包括 《辞海》 在内的一批大型工具书列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科研项目。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 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然而此时离规定的出版时间已不足一年。当时 《辞海》 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未定稿》 在“文革”中被修订得“面目全非”，主编陈望道已于1977年去世，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还未被平反，众多的分科主编和编写者不知身在何处。1200万字的 《辞海》 如修订出版，首先要组织队伍，之后要撰写修订、编辑、排版、校对、印刷、装订，时间非常紧迫。
　　为此，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一平担纲的 《辞海》 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恢复和充实辞海编委会。首先是主编，决定由夏征农担任。夏征农，1904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南昌起义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时，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苏中军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因抵制极“左”思想，1966年6月被免职。1978年7月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主编人选确定后，又确定了十六位副主编：马飞海、石美鑫、冯德培、朱物华、苏步青等。
　　辞海编委会迅速展开工作，1978年12月7日在衡山宾馆召开第一次主编会议。夏征农主持会议，讨论加速出版 《辞海》 合订本的计划和打算等问题。12月28日辞海编委会 （扩大） 会议召开，来自各地100多个学科的编委和主要编写人共900余人到会，这些专家学者是由上海市委出面组织的。会上，市委书记王一平、《辞海》 主编夏征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分别在大会上讲话。这次会议，应该算作是编纂 《辞海》1979年版的动员大会。
　　1978年12月25日，首批编纂人员进驻陕西南路25弄的两栋楼房里，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 他们将集中对 《辞海·未定稿》 进行修订。继编纂1965年版 《辞海·未定稿》 的“浦江集中” 后，学术界、出版界的盛况再次出现。
　　一切似乎准备就绪，然更为棘手的问题却摆在了面前，那就是 《辞海》 中涉及政治性的条目如何修订定稿。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冰封的中华大地看到了一抹春意，为社会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然而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左”倾思想依旧存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市场，要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阻力还相当大，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结论。那么，《辞海》 中遇到相关的问题该怎么办？
　　197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有一盏灯亮到了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三位学者正聚精会神地推敲一份材料。他们是 《辞海》 主编夏征农、副主编罗竹风，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巢峰。这里是夏征农的家，而他们正在推敲的材料，就是 《辞海》 编委会关于处理稿件的几点意见， 这份意见就是为了指导1979年版 《辞海》 的编纂而草拟的。
　　意见共八条 （三十九款），内容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导师、领袖及语录，路线和路线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台湾和国民党，国际关系，人物评价。对这些棘手问题，意见都给出了处理的原则。总体而言，这份意见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当时一些还没有定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处理，秉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
　　编委会的这份意见，后来得到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的充分肯定，在机关刊物 《出版工作》上发表，并加编者按语，供全国各出版社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有了意见作指导，《辞海》 中的很多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进驻陕西南路25弄的专家学者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编写修订工作，不分昼夜。巢峰2012年在接受 《光明日报》 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盛况：“11年没有工作了，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曾经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知识分子，工作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没有休假，连春节都在加班，那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啊！我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烤火的煤炭，我去弄，烧饭的师傅，我去请，还居然请到了原先给曹荻秋 （原上海市市长） 做饭的厨师，菜烧得真是好。从出版系统抽调了许多资深编辑和100个校对等一大批人，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当时为了协调工作，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2米、长约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列出100多个学科的工作进程，每个学科的进度到了哪里，就用一面小红旗插到哪里，一目了然。“这下好了，（吃饭时） 大家端着碗看进度表，成了一道风景。谁落后了，不用别人说，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这样苦战三个月，1979年9月21日，距离国庆三十周年还有八天，《辞海》 （1979年版）合订本 （3卷） 终于出版了。全书收单字14782个，选收词目91706条，字数达1342.8万。
　　1979年版 《辞海》 出版后，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专注，国内出现了抢购局面。由于供不应求，上海工具书店一度凭结婚证才能购买。

四

　　1979年版 《辞海》 出版后，1981年辞海编委会决定 《辞海》 每十年修订一次，因为只有不断修订，才能保持生命力。之后 《辭海》 修订了三次，分别于1989年、1999年、2009年，即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出版了第四版、第五版、第六版。每一版所收词目和字数都有增加 （以下均为约数）：第四版12万条，1600万字；第五版12.3万条，2000万字； 第六版12.7万条，2300万字。 　　《辞海》 这三个版本的编纂，都以读者为本，坚持政治性、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的质量要求。
　　就收词而言，首先是健全学科体系。如1979年版中美学、伦理学、社会学在1989年版中大为充实。1989年版中还增加了经济法、国际法分支学科，增补了行政法和民法的条目，这样法学的收词体系就趋于合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辞海》 也及时予以反映， 如信息科学等。
　　其次，增收上一版出版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科学技术、思想理论、经济、文化等发展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名词和去世的中外名人等。
　　另外，还会补充一些往版应收而未收的条目，删除一些过专过细、陈旧过时、见词明义的词目。如2009年版增收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
　　就释文而言，首先是作出新的解释，即反映新理论、新观点、新情况，介绍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发明，执行新的规范，运用新的数据等。例如，美国数学家德·布朗热在1984年证明了数学中的比勃巴赫猜想，这一研究成果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十大科技成果之一。《辞海》 （1989年版） 在“单叶函数”条中及时予以介绍。比如1991年苏联解体后，与此相关的许多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以及地理上的条目在1999年版中都作了较大的修改。2006年国际天文学会通过决议，认为冥王星不符合太阳系行星的条件，因而将其从太阳系行星中除名，从而使太阳系的九大行星成为八大行星。据此，2009年版有关条目反映了这一内容。
　　释文修订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纠偏。如1979年版虽然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拨乱反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刚刚走出文革不久，“左”的残余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1989年版尽量做了纠正。
　　释文修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纠正错误，因 《辞海》 涉及的学科领域极为广泛，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之处。
　　《辞海》 释文要求极为精炼，要求以最少的文字准确介绍或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达到“增一分则嫌多，减一分则嫌少”的地步。因此，在编纂过程中，精简释文也是作者和编辑的重要任务。长期从事 《辞海》 工作的人，节约文字似乎成了习惯，以至于文风也有所改变。复旦大学教授杨宽参加 《辞海》 工作几十年，曾同朋友们开玩笑说：“写词条写坏了笔头，就连给爱人写信时都写不长了，像请假条一样干巴巴的。”
　　1999版 《辞海》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彩图本。插图是条目释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形象化地展示文字内容，“济文字之穷”。但 《辞海》 从1936年版开始，一直到1989年版，都是“白纸黑字线条图”。到1989年版时，也只有约3000幅图。1999年版开始编纂时，为了使《辞海》 在新世纪有一个新的面貌，辞海编委会提出新 《辞海》 要配16000幅插图 （包括照片或绘画、线描图、地图） 的计划。插图要求覆盖全书一百多个学科，凡是可以用画面表现的词条都应配图，并且做到图文一致。从3000幅图增加到16000幅图，且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因此配图工作无疑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为此，上海辞书出版社专门设立了图片小组，负责图片的征集、筛选、审查、拍摄。
　　图片组积极调动一切因素，开展收集工作。如向全国各省、市、县，以及重要的组织机构、名胜古迹管理单位、国内重要大学发出征集函；向外国驻华使领馆征集涉及国外的地名、人物、名胜古迹、组织机构等方面的图片。利用媒体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摄影工作者的支持，或者直接向一些摄影单位和专业摄影者征集。此外，图片组成员还多次到北京采图，得到了新华社、民族画报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军科院等单位的大力援助。赴京采图的工作是繁重的，要拜訪联系有可能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要在众多图片中进行查阅、筛选。图片组组长杨宝林回忆，为配图工作他曾十上北京：“在北京出差时，为了赶路，脚底磨出了血泡；有时心脏病发了，好多天晚上都含着保心丸睡觉。”
　　经过这样的努力，终于使1999年版 《辞海》的面貌一新。彩图本中的1.6万余幅图片中，照片1.4万余幅、线描图1500余幅、地图近400幅；彩色图片占全部图片数的85%强，页均图片3幅。色彩缤纷的图片，加上字头改为彩色，地脚印彩条，更使整个版面五彩斑斓，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美感，因而大受读者欢迎。
　　对于编者来说，之前为此付出的辛劳都是值得的。正如杨宝林所说：“对于我个人来讲， 付出的艰辛是值得的，人生能有几回‘搏’，为了 《辞海》 而‘搏’，这是我们辞海人的最大幸福。”

五

　　《辞海》历版的编纂，作者和编辑都秉承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曾彦修回忆：编纂1965年版 《辞海》 浦江集中时，“一天八小时以上的工作，不少条目是逐句讨论，一些典型条目，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研究”。蒋学模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分科主编之一，“不记得从1959年上半年到1965年出合订本的 《未定稿》期间，究竟发出了多少次散页和分册的征求意见稿。总之，《辞海》 编写中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条目“大流克 （Daric）”（古波斯帝国金币），部门经济的分科主编对释文有疑问，嘱咐原葆民同编辑所的一位同志共同协助查核，“经多方联系，查阅许多资料， 先后找到四种有著录的不同文献，但文字记载互有出入。后来经过仔细考证，反复比较，才把一条不足一百字的释文确定下来”。裘沛然在参加 《辞海》1979年版编纂时，为增写藏族医学词目，“多次跑到北京，到国家民委、统战部、宗教事业管理局找有关学者多方征询研讨， 才写出‘藏医’‘藏药’‘宇妥·元丹贡布’等词目”。编纂1999年版 《辞海》 时，参与语词条目修订的洪波对“煮鹤焚琴”条中的书证“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 《西清诗话》：‘……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下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提出了疑问， 认为“花下晒裈 （有裆的裤子）”，确属不雅，但若说这样“杀风景”，则从情理上讲还是不免让人生疑，于是就进行考证。后来，发现文渊阁本 《四库全书》 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海山仙馆丛书》 本、《丛书集成初编》 本的 《苕溪渔隐丛话》，均作“花上晒裈”才真的是“杀风景”，由此将“下”改为“上”。虽然只是一个字的改动，但作者付出的心力却是巨大的。 　　作者按照学科修订后的稿件交出版社后，出版社通常会先组织进行初、复、决三审。对稿件从内容、体例等方面进行把关。三审发现的问题，与作者会同解决后发稿。发稿后，全部稿件按照部首或音序进行汇编后，还要组织通读，一般邀请资深编辑或特约编审进行。如1999年版组织了三次通读，每个条目有近10人次细读或浏览过，提出大大小小的意见在3万条以上。科学出版社编审周明鉴，主动请缨参与1999年版 《辞海》 的编纂，被上海辞书出版社聘为特约编审参与审读稿件。他回忆道：“为了查实一个数据、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读音，或敲定一句释文，常常要花上好几天时间，查阅大量文献才能解决。校样四周专门留出的宽宽的空白，常被审读人写得满满的，有时只是为了阐述一处小小的改动的根据或理由。如‘龙血树’ 条，我们提出了疑问，同时致函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園请教，该院的许再富主任寄来了详细资料和照片，据此改动的条目释文，就准确地描述了该种植物的生物学分类和植物形态。”通读提出的意见，由专门的小组负责复核，决定改不改，要改的话如何改。此外，还组织多轮的专项检查，涉及的项目有：字形、注音、中国地名、外国地名、外文、历史纪年、图片等，关于各个条目之间的交叉和相关内容的相互呼应也作了检查。这样严密的工作程序，是出版工作者发扬辞海精神的具体体现，为 《辞海》 的质量保障起了极大的作用。
　　编纂 《辞海》 是一项耗时费力的事情，以至于有人说 《辞海》 是“苦海”。一位意大利语言学家曾说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人的痛苦。”极言编写词典之苦。为了《辞海》 的编纂，作者和编辑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有时甚至在健康不佳的状态下坚持工作。
　　裘沛然在编纂1999年版 《辞海》 时，“自感责任重大，乃躲进乡村小屋，有时还挑灯夜战，至二时始睡，花了数月时间写稿定稿”。历史学家汤志钧，从20世纪50年代末即参与 《辞海》 的编纂，到编纂1999年版 《辞海》 时，他“正值白内障手术，看稿深感费力，左眼既不能用，只能依靠一只右眼，戴了高度近视眼镜，再加上放大镜，才能翻阅，独恃只眼，完成任务。还根据编辑部的意见，将过去有争议的条目，尽量避免主观，注意稳定”。世界史分科主编孙道天，从1979年就参与编纂 《辞海》，编纂2009年版 《辞海》 时，不幸因癌症动了大手术，但仍然坚持。后来他还几次打电话给编辑部，询问 《辞海》 修订情况，尽管那时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曾在医院监护室，接着心脏临时起搏器审读稿件。
　　他们这种对 《辞海》 高度负责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感佩不已。要知道，《辞海》 的稿费并不高，相较作者付出的心力，稿费甚至说与此是很不相称的。他们的奉献和付出，源于他们对学问的固守追求，源于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呕心沥血，才打造了 《辞海》 这一时代精品，播扬知识，嘉惠社会。
　　十年一修，《辞海》在迈步向前、与时俱进。2015年4月25日，《辞海》 （第七版） 编纂启动大会召开。新版 《辞海》 的定位是“守正出新”“守正”即严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继承和发扬历版 《辞海》 编纂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确保编纂质量。“出新”即紧跟时代步伐， 吸收最新知识成果和最新发现；采用新的编纂方式 （如数字化编纂平台）；在产品形态方面， 改单一的纸质版为纸质版、电子版、网络版并行。
　　《辞海》 八十年，生命之树常青。《辞海》，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行，在时代的发展中创新向前。2019年，第七版 《辞海》，期待文脉承延……（完）
　　（选自《档案春秋》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