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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本文认为用“流动性过剩”和采取总量均衡分析方法，不能准确地解释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作者运用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重新分析后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不是总量失衡，而是结构性失衡，是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并特别分析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果，提示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
[关键词]宏观经济 奥地利学派 货币市场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4-0011-04
[作者简介]刘宪法（1955—），河北邢台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
2006年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运行指标，这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运行态势，并有不断加快之势。上半年，GDP增长了10.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4%，出口增长25.2%，进口增长21.3%。另外从金融指标来看，货币供应量明显加速，特别是贷款规模增长大大超过年初预定的目标，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长规模已经达到全年目标的87.2%。对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这种运行态势，各界人士普遍表示担忧，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目前以高投资增长支持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持续，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第二，过高的货币增长速度最终推动物价上升，中国经济存在着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三，中央目前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中央将会采取加大紧缩性的宏观调控力度，社会上普遍预期央行将加息，紧缩土地供应。
对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根源在于所谓的“流动性过剩”，货币资金过多，刺激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走向过热。本文认为，用“流动性过剩”和采取总量均衡分析方法，不能准确地解释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不是总量失衡，而是结构性失衡，是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这是运用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基本结论。
一、 “流动性过剩”含义及对其误用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流动性过剩”现象，“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导致了货币市场的不均衡。通常这种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即作用到物价上，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普遍上涨。但在现实经济中也会有特例：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所谓“流动性陷阱”，即对货币的超额需求部分，并没有作用到价格上，而是转化为个人的手持现金的增加，或者被银行系统的储备金所吸纳，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由“流动性偏好”导致“流动性陷阱”；另一种情况是对货币的超额需求部分，并没有作用到商品价格上，而是作用到资产价格，主要是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最终导致资产泡沫。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过剩”。
可见，“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陷阱”都是货币市场不均衡的一种表现。至于货币市场不均衡对产品市场均衡状态的关系，也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种经济学派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以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实际货币供给增加，降低均衡利率水平，从而提高均衡产出，这就是标准LM曲线所描述的情况。然而，要达到此种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利率对投资的弹性是充足的。如果利率对投资的弹性不足，企业对未来的收益预期不看好，实际货币供应量增加，降低利率，就不可能刺激企业投资需求的增加，就产生“流动性陷阱”。如果对虚拟资产的投资需求大于对真实投资需求（生产性投资需求），就会产生“流动性过剩”的情况。现代货币主义的观点，则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在短期内，均衡产出是不变的量，实际货币供给增加，不会提高均衡产出，只会造成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流动性陷阱”只是“大萧条”时期产生的一种特例。对“流动性过剩”，用现代货币主义分析思路也是可以解释的。“流动性过剩”不过是超额需求货币对价格的作用，从商品价格转移到资产价格上去而已。
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现代货币主义对货币市场不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状态的关系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将导致产品市场总量的不均衡。政府可以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释放被沉淀的货币，消除“流动性陷阱”，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吸纳超额需求的货币，消除“流动性过剩”。这就是中国宏观调控部门在1998～2002年采取的增加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和当前所采取的两次上调银行准备金率政策的理论依据。
从1997年到目前的现实运行状况来看，中国经济确实经历了“流动性陷阱”到“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但是“流动性陷阱”和“流动性过剩”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流动性陷阱”是过去的事，这里先不谈，只谈“流动性过剩”问题。近两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大量资金包括境外游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推动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飞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对此问题，经济学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本文不再赘述。然而，目前经济学界所说的“流动性过剩”，是指信用膨胀推动投资需求膨胀，导致经济过热，货币已经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因此，这显然不是“流动性过剩”问题。对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种种现象用“流动性过剩”来概括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准确的。
另外，与所谓“流动性过剩”现象并存的是“产能过剩”。如果将这两种现象放到一起讨论，将会得出自相矛盾的解释。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调查，目前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6%左右，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半数以上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80%。一般认为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应在80%的水平上。这就说明“产能过剩”的现象目前虽然不严重，但也确实存在。“产能过剩”意味着社会生产水平低于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下，需要经济增长继续提速。而“流动性过剩”表明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社会生产水平已经处于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或超过了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这时货币资金过多，需要紧缩货币供给。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含糊不清，使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左右摇摆，出现了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避免通货紧缩，又要防止经济过热，又要避免经济衰退的尴尬局面。
二、总量分析不能对当前中国
经济形势做出解释
根据总量均衡分析的思路，假定人们的边际储蓄倾向足够高，大量货币流向银行系统，形成货币供给。边际储蓄倾向高表明人们对支出的时间偏好低，更倾向于远期支出，而不是当前支出，其结果是货币市场的均衡利率必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再假定利率对投资的弹性是充足的，低利率刺激高投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是完善的，这样整个社会可以在一个非常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达到总量均衡。按照总量分析的思路，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非常高的边际储蓄倾向，经济增长率达到10%，投资增长率达到30%完全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合理的，并不存在所谓的经济过热，也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首先分析边际储蓄倾向。自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居民的储蓄存款急剧增加，居民收入与储蓄的比例不断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估计，90年代初期城镇居民的收入与储蓄比在15%左右，到了90年代末上升到了20%。近几年，居民收入与储蓄的比例提高的幅度更大，到2005年，城镇居民的收入与储蓄比达到了30%的高水平。这表明，储蓄增加的幅度大大地超过了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也就是边际储蓄倾向大幅度提高。
其次分析投资率。根据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总量均衡的基本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I=S）。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投资率为41%，国民储蓄率为48%。2005年是近些年来投资增长最高的一年，也是投资率较高的一年，其投资率仍然低于储蓄率，其他年份投资率与储蓄率之差大体在5～10个百分点的范围内。因此，仅从总量上分析，不能说目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已经出现过热了。
再来分析货币供给机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是因为货币供给机制出现了问题。但实质上，这仍然是高储蓄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居高不下，2005年超过了1000亿美元，加之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游资涌入国内，导致外汇储备激增，目前已经逼近万亿大关。外汇储备激增的结果是央行被迫大量投入基础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难以控制。表面上看这是货币供给机制出现了问题，但实质上这是高储蓄率带来的必然结果。根据双缺口模式，储蓄缺口恒等于贸易缺口，即S-I≡X-M，这就说如果高储蓄不能被高投资所充分吸纳，必然要转化为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在中国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贸易顺差必然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导致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这就意味着，从总量分析的角度，目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幅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
最后分析高储蓄问题。根据以上的分析逻辑，支持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导致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因此，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启动消费。然而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逼近到37%的情况下，又如何启动消费呢？惟一的出路是提高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主要是住房消费、旅游消费和汽车消费等。而住房消费、旅游消费和汽车消费，直接拉动了房地产、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就是说又转化为对投资的需求。
另外，储蓄是人们对支出的跨期选择的结果，储蓄率是由时间偏好倾向所决定的。时间偏好倾向的市场表现就是利率。从央行的几次降息结果来看，降低利息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较大，对居民储蓄行为影响是较弱的。由此可以间接地推测，中国人的时间偏好率普遍较低，对未来的不可预知的支出看的较重，这就是中国人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的根源。进一步说，储蓄行为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个体行为，短期很难改变。从国际经验上看，储蓄行为只能通过收入和支出的主体代际转移来改变，也就是说只有更为看重当前消费的一代人，取代更为看重未来消费的一代人成为收入和支出的主体时，高储蓄的现象才能改变。因此，启动消费政策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奏效的。
总之，从总量均衡分析角度并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当前主流经济学家对目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而是要说明从总量均衡分析的角度不能对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在宏观经济结构上，从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
结构性失衡的分析
与主流经济学的总量均衡分析方法相对立的宏观经济学流派，是由美国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Roger Garrison建立的以资本为基础（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的宏观经济学。根据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系统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不均衡。一种类型为货币总量不均衡，即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不均衡，另一种类型的不均衡是指生产过程的不均衡，具体说就是资本品生产的不均衡，生产过程的不均衡不是总量的不均衡，而是结构性不均衡。
现代生产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不是直接生产，是间接的、是迂回的，也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而且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是分离的，今年的投资决策是基于对未来若干年市场需求预期所作出的。另外，资本品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互补关系，钢铁厂的投资依赖于煤矿的投资、电力的投资、交通设施的投资等等。何为生产过程的均衡？生产过程的均衡是指所有参与生产过程的主体，他们之间的计划能够做到相互之间的适调，对其计划执行的结果没有“惊讶”，也就是既没有超额利润，也没有非预期的亏损。因此，生产过程的均衡不是总量均衡，而是结构性均衡。很显然，在现代经济中，这种生产过程的均衡是不存在的，所以，现代奥地利经济学也是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根据现代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生产过程的非均衡只会造成经济的波动，而正是经济波动起到了对结构性失衡的校正作用，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一些企业因竞争失败而破产，一些企业因竞争胜出而壮大，使生产过程的非均衡过程不断地趋向于均衡，虽然永远达不到均衡。
既然结构性不均衡是常态，短期经济波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市场发挥“清洗”机制，校正结构性不均衡的必然结果。简言之，欲保证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就需要经济波动。然而，如果出现了货币总量不均衡，就会造成市场信号的扭曲，抑制市场“清洗”和校正结构性不均衡机制的正常发挥，并传导到生产过程中去，加剧结构性不均衡，最终导致经济波动演化为经济周期。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的风险。
首先分析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货币供给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速度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同步。总的趋势是实际货币余额的增长速度快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但二者之差在缩小，同时二者的关系十分不稳定。这就可以初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货币信用扩张现象十分明显，但货币信用扩张的速度在下降；第二，在中央银行的调控货币信用政策的作用下，货币市场的运行不稳定，货币供给量时紧时松，大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第三，在经济发展初期，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货币信用扩张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民经济货币化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历史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的输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是一个货币深化的过程，因此，超过当前交易部分的货币，究竟有多少为国民经济货币化所吸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其次分析货币信用扩张对价格体系的影响。根据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调控经济的结果之一造成了价格体系的不稳定，这种价格体系的不稳定不仅反映在总的价格水平上，而且货币信用扩张对各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影响是不均匀的，比价关系人为地遭到破坏，导致整个价格信号系统的扭曲。
表2中数据显示了自1998～2004年各类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由表2可见，自1998年以来，以GDP平减指数表示的价格总水平总的变动趋势是由降转升，1999年价格总水平最大下降幅度为4%，2000年以后开始攀升，到2004年升至6.9%，应该说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幅度还是比较大。从各类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看，反映消费品价格总水平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变动幅度较小，特别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直到2004年才止跌回升。然而，反映投资品及耐用品的价格总水平的投资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及商品房价格指数的变动幅度大大高于消费品，特别是反映能源价格总水平的煤油电价格指数变动幅度更大。这就表明：第一，货币信用扩张刺激了投资，使资源更多地流向了投资品和耐用品生产，导致投资品及耐用品（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投资品及耐用品价格与消费品比价上升，使投资品及耐用品的生产更加有利可图，进一步刺激了资源向投资品及耐用品生产领域倾斜；第二，在货币信用扩张的条件下，这种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引致关系被人为的扭曲，出现消费品价格增长幅度大大低于资本品价格的情况，这表明在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作用下，投资品与消费品比价关系发生变化，将导致消费品生产与资本品生产失调。
货币信用扩张的另一后果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国民经济重型化趋势，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不断提高。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从1995年的52.7%上升到2004年的 66.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
最后再来分析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效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主要是两个：第一个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快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第二个目标是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波动控制在一个较小的幅度内。从总体来看，这两个政策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1978年到2004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特别是自（下转第73页）（上接第14页）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没有低过7%，基本保持在7%～10%之间，预计200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0.5%，又将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但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负面效果是抑制了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的有效发挥，使经济结构性失衡不能及时校正。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下，结构性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而且还会不断的累加。另外，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信号，利率和汇率一直由政府直接操控，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长期被扭曲，不能向经济主体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由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上运行，这就造成经济增长率越高，经济运行风险就越大，结构性失衡就越严重，并有可能由经济波动演化为经济周期。这就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经济 奥地利学派 货币市场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4-0011-04
[作者简介]刘宪法（1955—），河北邢台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
2006年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运行指标，这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运行态势，并有不断加快之势。上半年，GDP增长了10.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4%，出口增长25.2%，进口增长21.3%。另外从金融指标来看，货币供应量明显加速，特别是贷款规模增长大大超过年初预定的目标，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长规模已经达到全年目标的87.2%。对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这种运行态势，各界人士普遍表示担忧，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目前以高投资增长支持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持续，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第二，过高的货币增长速度最终推动物价上升，中国经济存在着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三，中央目前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中央将会采取加大紧缩性的宏观调控力度，社会上普遍预期央行将加息，紧缩土地供应。
对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根源在于所谓的“流动性过剩”，货币资金过多，刺激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走向过热。本文认为，用“流动性过剩”和采取总量均衡分析方法，不能准确地解释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不是总量失衡，而是结构性失衡，是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这是运用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基本结论。
一、 “流动性过剩”含义及对其误用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流动性过剩”现象，“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导致了货币市场的不均衡。通常这种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即作用到物价上，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普遍上涨。但在现实经济中也会有特例：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所谓“流动性陷阱”，即对货币的超额需求部分，并没有作用到价格上，而是转化为个人的手持现金的增加，或者被银行系统的储备金所吸纳，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由“流动性偏好”导致“流动性陷阱”；另一种情况是对货币的超额需求部分，并没有作用到商品价格上，而是作用到资产价格，主要是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最终导致资产泡沫。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过剩”。
可见，“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陷阱”都是货币市场不均衡的一种表现。至于货币市场不均衡对产品市场均衡状态的关系，也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种经济学派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以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实际货币供给增加，降低均衡利率水平，从而提高均衡产出，这就是标准LM曲线所描述的情况。然而，要达到此种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利率对投资的弹性是充足的。如果利率对投资的弹性不足，企业对未来的收益预期不看好，实际货币供应量增加，降低利率，就不可能刺激企业投资需求的增加，就产生“流动性陷阱”。如果对虚拟资产的投资需求大于对真实投资需求（生产性投资需求），就会产生“流动性过剩”的情况。现代货币主义的观点，则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在短期内，均衡产出是不变的量，实际货币供给增加，不会提高均衡产出，只会造成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流动性陷阱”只是“大萧条”时期产生的一种特例。对“流动性过剩”，用现代货币主义分析思路也是可以解释的。“流动性过剩”不过是超额需求货币对价格的作用，从商品价格转移到资产价格上去而已。
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现代货币主义对货币市场不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状态的关系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将导致产品市场总量的不均衡。政府可以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释放被沉淀的货币，消除“流动性陷阱”，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吸纳超额需求的货币，消除“流动性过剩”。这就是中国宏观调控部门在1998～2002年采取的增加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和当前所采取的两次上调银行准备金率政策的理论依据。
从1997年到目前的现实运行状况来看，中国经济确实经历了“流动性陷阱”到“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但是“流动性陷阱”和“流动性过剩”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流动性陷阱”是过去的事，这里先不谈，只谈“流动性过剩”问题。近两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大量资金包括境外游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推动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飞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对此问题，经济学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本文不再赘述。然而，目前经济学界所说的“流动性过剩”，是指信用膨胀推动投资需求膨胀，导致经济过热，货币已经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因此，这显然不是“流动性过剩”问题。对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种种现象用“流动性过剩”来概括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准确的。
另外，与所谓“流动性过剩”现象并存的是“产能过剩”。如果将这两种现象放到一起讨论，将会得出自相矛盾的解释。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调查，目前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6%左右，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半数以上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80%。一般认为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应在80%的水平上。这就说明“产能过剩”的现象目前虽然不严重，但也确实存在。“产能过剩”意味着社会生产水平低于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下，需要经济增长继续提速。而“流动性过剩”表明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社会生产水平已经处于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或超过了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这时货币资金过多，需要紧缩货币供给。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含糊不清，使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左右摇摆，出现了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避免通货紧缩，又要防止经济过热，又要避免经济衰退的尴尬局面。
二、总量分析不能对当前中国
经济形势做出解释
根据总量均衡分析的思路，假定人们的边际储蓄倾向足够高，大量货币流向银行系统，形成货币供给。边际储蓄倾向高表明人们对支出的时间偏好低，更倾向于远期支出，而不是当前支出，其结果是货币市场的均衡利率必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再假定利率对投资的弹性是充足的，低利率刺激高投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是完善的，这样整个社会可以在一个非常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达到总量均衡。按照总量分析的思路，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非常高的边际储蓄倾向，经济增长率达到10%，投资增长率达到30%完全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合理的，并不存在所谓的经济过热，也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首先分析边际储蓄倾向。自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居民的储蓄存款急剧增加，居民收入与储蓄的比例不断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估计，90年代初期城镇居民的收入与储蓄比在15%左右，到了90年代末上升到了20%。近几年，居民收入与储蓄的比例提高的幅度更大，到2005年，城镇居民的收入与储蓄比达到了30%的高水平。这表明，储蓄增加的幅度大大地超过了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也就是边际储蓄倾向大幅度提高。
其次分析投资率。根据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总量均衡的基本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I=S）。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投资率为41%，国民储蓄率为48%。2005年是近些年来投资增长最高的一年，也是投资率较高的一年，其投资率仍然低于储蓄率，其他年份投资率与储蓄率之差大体在5～10个百分点的范围内。因此，仅从总量上分析，不能说目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已经出现过热了。
再来分析货币供给机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是因为货币供给机制出现了问题。但实质上，这仍然是高储蓄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居高不下，2005年超过了1000亿美元，加之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游资涌入国内，导致外汇储备激增，目前已经逼近万亿大关。外汇储备激增的结果是央行被迫大量投入基础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难以控制。表面上看这是货币供给机制出现了问题，但实质上这是高储蓄率带来的必然结果。根据双缺口模式，储蓄缺口恒等于贸易缺口，即S-I≡X-M，这就说如果高储蓄不能被高投资所充分吸纳，必然要转化为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在中国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贸易顺差必然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导致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这就意味着，从总量分析的角度，目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幅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
最后分析高储蓄问题。根据以上的分析逻辑，支持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导致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因此，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启动消费。然而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逼近到37%的情况下，又如何启动消费呢？惟一的出路是提高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主要是住房消费、旅游消费和汽车消费等。而住房消费、旅游消费和汽车消费，直接拉动了房地产、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就是说又转化为对投资的需求。
另外，储蓄是人们对支出的跨期选择的结果，储蓄率是由时间偏好倾向所决定的。时间偏好倾向的市场表现就是利率。从央行的几次降息结果来看，降低利息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较大，对居民储蓄行为影响是较弱的。由此可以间接地推测，中国人的时间偏好率普遍较低，对未来的不可预知的支出看的较重，这就是中国人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的根源。进一步说，储蓄行为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个体行为，短期很难改变。从国际经验上看，储蓄行为只能通过收入和支出的主体代际转移来改变，也就是说只有更为看重当前消费的一代人，取代更为看重未来消费的一代人成为收入和支出的主体时，高储蓄的现象才能改变。因此，启动消费政策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奏效的。
总之，从总量均衡分析角度并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当前主流经济学家对目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而是要说明从总量均衡分析的角度不能对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在宏观经济结构上，从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
结构性失衡的分析
与主流经济学的总量均衡分析方法相对立的宏观经济学流派，是由美国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Roger Garrison建立的以资本为基础（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的宏观经济学。根据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系统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不均衡。一种类型为货币总量不均衡，即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不均衡，另一种类型的不均衡是指生产过程的不均衡，具体说就是资本品生产的不均衡，生产过程的不均衡不是总量的不均衡，而是结构性不均衡。
现代生产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不是直接生产，是间接的、是迂回的，也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而且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是分离的，今年的投资决策是基于对未来若干年市场需求预期所作出的。另外，资本品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互补关系，钢铁厂的投资依赖于煤矿的投资、电力的投资、交通设施的投资等等。何为生产过程的均衡？生产过程的均衡是指所有参与生产过程的主体，他们之间的计划能够做到相互之间的适调，对其计划执行的结果没有“惊讶”，也就是既没有超额利润，也没有非预期的亏损。因此，生产过程的均衡不是总量均衡，而是结构性均衡。很显然，在现代经济中，这种生产过程的均衡是不存在的，所以，现代奥地利经济学也是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根据现代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生产过程的非均衡只会造成经济的波动，而正是经济波动起到了对结构性失衡的校正作用，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一些企业因竞争失败而破产，一些企业因竞争胜出而壮大，使生产过程的非均衡过程不断地趋向于均衡，虽然永远达不到均衡。
既然结构性不均衡是常态，短期经济波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市场发挥“清洗”机制，校正结构性不均衡的必然结果。简言之，欲保证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就需要经济波动。然而，如果出现了货币总量不均衡，就会造成市场信号的扭曲，抑制市场“清洗”和校正结构性不均衡机制的正常发挥，并传导到生产过程中去，加剧结构性不均衡，最终导致经济波动演化为经济周期。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的风险。
首先分析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货币供给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速度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同步。总的趋势是实际货币余额的增长速度快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但二者之差在缩小，同时二者的关系十分不稳定。这就可以初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货币信用扩张现象十分明显，但货币信用扩张的速度在下降；第二，在中央银行的调控货币信用政策的作用下，货币市场的运行不稳定，货币供给量时紧时松，大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第三，在经济发展初期，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货币信用扩张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民经济货币化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历史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的输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是一个货币深化的过程，因此，超过当前交易部分的货币，究竟有多少为国民经济货币化所吸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其次分析货币信用扩张对价格体系的影响。根据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调控经济的结果之一造成了价格体系的不稳定，这种价格体系的不稳定不仅反映在总的价格水平上，而且货币信用扩张对各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影响是不均匀的，比价关系人为地遭到破坏，导致整个价格信号系统的扭曲。
表2中数据显示了自1998～2004年各类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由表2可见，自1998年以来，以GDP平减指数表示的价格总水平总的变动趋势是由降转升，1999年价格总水平最大下降幅度为4%，2000年以后开始攀升，到2004年升至6.9%，应该说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幅度还是比较大。从各类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看，反映消费品价格总水平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变动幅度较小，特别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直到2004年才止跌回升。然而，反映投资品及耐用品的价格总水平的投资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及商品房价格指数的变动幅度大大高于消费品，特别是反映能源价格总水平的煤油电价格指数变动幅度更大。这就表明：第一，货币信用扩张刺激了投资，使资源更多地流向了投资品和耐用品生产，导致投资品及耐用品（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投资品及耐用品价格与消费品比价上升，使投资品及耐用品的生产更加有利可图，进一步刺激了资源向投资品及耐用品生产领域倾斜；第二，在货币信用扩张的条件下，这种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引致关系被人为的扭曲，出现消费品价格增长幅度大大低于资本品价格的情况，这表明在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作用下，投资品与消费品比价关系发生变化，将导致消费品生产与资本品生产失调。
货币信用扩张的另一后果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国民经济重型化趋势，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不断提高。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从1995年的52.7%上升到2004年的 66.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
最后再来分析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效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主要是两个：第一个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快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第二个目标是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波动控制在一个较小的幅度内。从总体来看，这两个政策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1978年到2004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特别是自（下转第73页）（上接第14页）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没有低过7%，基本保持在7%～10%之间，预计200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0.5%，又将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但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负面效果是抑制了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的有效发挥，使经济结构性失衡不能及时校正。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下，结构性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而且还会不断的累加。另外，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信号，利率和汇率一直由政府直接操控，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长期被扭曲，不能向经济主体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由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上运行，这就造成经济增长率越高，经济运行风险就越大，结构性失衡就越严重，并有可能由经济波动演化为经济周期。这就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