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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欣喜常常只是昙花一现，而受挫的刺痛往往让人铭记终生。
对我来说，1985年春的那次毙稿就是如此。
那年春天，我到山东采访。其时，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一年多，又是在人民日报总编室上夜班，采访机会极少。而一到山东，正好赶上一桩轰动齐鲁的大事——济南军区抽调部队赴中越前线参加战备值班。谁会想到呢，从事新闻工作之初居然就撞上这样的大新闻！我倍感欣喜，顿时激情燃烧。
“最后一口口粮，做了军粮;最后一件老棉袄，披到了担架上……”山东是老解放区，素有拥军爱兵的光荣传统。陈毅元帅曾经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3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情景仿佛又在齐鲁大地重现。缝鞋垫、织锦袋、绣手巾、煮鸡蛋……时代变了，拥军的方式变了，但那一颗颗心滚烫依旧。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锣鼓喧天，祝愿凯旋的鼓乐回响大地;扶老携幼，亲人们热泪滚滚地送出一程又一程……
采访中，常常泪水就噙满了眼眶;写稿时，常常泪水就洇湿了稿纸。
这次到山东采访，总编室领导在行前也是布置了选题的，但我想，还有什么比这样的选题更好呢？就在到山东采访之前，领导通知，由我编辑、刊发在《人民日报》一版《凡人新事》专栏的《“才迷”张襄祺》（1984年12月22日）一稿，作者所在单位河北日报决定推荐参评1984年全国好新闻奖（后来获二等奖），带着这份欣喜，我相信这一次自己一定能写出一篇出色的报道。
可以说，我是带着几分自负交出那篇倾情采写、长达五六千字的通讯的。
然而，时任总编室副主任吴元富——之前微笑地告诉我编的稿将参评全国好新闻奖——看完稿子，严肃地对我说：这篇稿不能用，并且，也不准你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往外投。
那时我采访回来，常喜欢写点游记、小通讯啥的投给相关报纸杂志。
“为什么？”主任严肃的告诫与我的心理预期落差太大，我不禁反问。
“不真实！”回答斩钉截铁。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怕是听错了。
怎么可能不真实呢？稿件里大量场景、细节，不少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有的，也是来自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那几天，《大众日报》用很多版面、很大篇幅连续报道这股席卷齐鲁大地的拥军热潮，甚至上了头版头条。和主任谈话前我有准备，这些报纸也都带着，于是拿给主任看。
吴主任接过报纸放一边，说：“你上夜班也有一年多了，问你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大政方针是什么？”
坦率地说，那时我不是很关心时政，但毕竟每天和人民日报一版打交道，脑袋里大概念还是有的，脱口而出：“改革开放！”
“对呀。”吴主任的口气略有和缓。
1984年，是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一年，也是最具标志性的年份。
这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中还第一次出现了“市场”二字，市场经济的大潮由此在神州大地汹涌而起，研究者后来将这一年定义为“中国企业元年”。比如：33岁的王石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4年后改名“万科”;35岁的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40岁的任正非，用2.1万元转业费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即华为的前身;27岁的李东生，在广东惠州租了一个农机仓库录磁带，TCL由此起步;40岁的柳传志，用中科院的20万元投资办了中科院计算所公司，后来发展为联想集团（这一年，北京中关村除柳传志的公司外，还有“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便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前身）;这年11月，武汉市还聘请联邦德国专家、65岁的格里希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顿时轰动中外……
1984年开放方面也是频见鸿篇华章。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后来，全国很多城市的干部分批到深圳这个“窗口”学习，驻华的外国使节也受邀分批到深圳考察。这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对外开放步入一个新阶段。并且，进入1985年，形势越来越喜人。1985年2月，中央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吴元富副主任和颜悦色地说：“中央提出改革开放，一再申明我国和平发展的决心，目前中越边境的战争虽说还没有结束，但我们的方针不是要大打，而是保持一種高度戒备态势，所以《人民日报》上已经很少报道中越边境的战事，偶尔有，也只是一些篇幅很小的动态消息。如果这时发出这样的长篇通讯，那么外界会做什么样的解读呢？唯一一种解读，就是中国的边境战争可能又要升级。这样的话，符合当下中央的政策、符合改革开放的形势、符合我们的大局吗？因此说，这篇稿子不真实，它和中央把改革开放作为压倒一切的第一位的中心工作这个精神不一致。所以，不只是我们不能发，也不允许你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投给其他报纸杂志去发。”
真的是醍醐灌顶！
一篇经过扎扎实实采访、认认真真写作、精心打磨的作品，就这样被毫不留情地“枪毙”了，但听完吴元富副主任那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心里顿觉透亮了很多。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当时便是这样的感觉，在自己的新闻生涯开始之初，就能及时得到前辈这样的点拨、提醒，使人倍感欣慰。
可我还有一个困惑，我指着他桌上那几份报纸问，《大众日报》也是党报，为什么它就能用整版篇幅、用头版头条来报道这件事呢？
“因为《人民日报》代表的是我们国家，《大众日报》是地方党报，国外对它的声音是很难关注到的。”吴主任回答。那时，世界还不是“平”的——那是普通人连“互联网”这个词都还没听说的年代。
我想，如果今天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吴主任对地方党报这样的版面处理，定然也会断然否定。因为，时代变了。
那次谈话已过去30多年，而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吴主任的那番教诲深深地烙刻在了我的心底。我由此而明白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做报道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选题的意义。好故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反映时代精神，能够和时代主旋律同频共振。所以古人特别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时代在前进，而前进的轨迹不会是一条直线。与时俱进，有时也意味着因时而变，或退一步，再进两步，在徘徊中探索，在探索中调整。但无论怎么变，“文章合为时而著”之道不变，及时反映时代的进步和变迁，始终是报道的灵魂。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怎样讲故事》）
《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怎样讲故事》
著者：费伟伟
书号：ISBN 978-7-5115-5504-5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对我来说，1985年春的那次毙稿就是如此。
那年春天，我到山东采访。其时，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一年多，又是在人民日报总编室上夜班，采访机会极少。而一到山东，正好赶上一桩轰动齐鲁的大事——济南军区抽调部队赴中越前线参加战备值班。谁会想到呢，从事新闻工作之初居然就撞上这样的大新闻！我倍感欣喜，顿时激情燃烧。
“最后一口口粮，做了军粮;最后一件老棉袄，披到了担架上……”山东是老解放区，素有拥军爱兵的光荣传统。陈毅元帅曾经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3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情景仿佛又在齐鲁大地重现。缝鞋垫、织锦袋、绣手巾、煮鸡蛋……时代变了，拥军的方式变了，但那一颗颗心滚烫依旧。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锣鼓喧天，祝愿凯旋的鼓乐回响大地;扶老携幼，亲人们热泪滚滚地送出一程又一程……
采访中，常常泪水就噙满了眼眶;写稿时，常常泪水就洇湿了稿纸。
这次到山东采访，总编室领导在行前也是布置了选题的，但我想，还有什么比这样的选题更好呢？就在到山东采访之前，领导通知，由我编辑、刊发在《人民日报》一版《凡人新事》专栏的《“才迷”张襄祺》（1984年12月22日）一稿，作者所在单位河北日报决定推荐参评1984年全国好新闻奖（后来获二等奖），带着这份欣喜，我相信这一次自己一定能写出一篇出色的报道。
可以说，我是带着几分自负交出那篇倾情采写、长达五六千字的通讯的。
然而，时任总编室副主任吴元富——之前微笑地告诉我编的稿将参评全国好新闻奖——看完稿子，严肃地对我说：这篇稿不能用，并且，也不准你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往外投。
那时我采访回来，常喜欢写点游记、小通讯啥的投给相关报纸杂志。
“为什么？”主任严肃的告诫与我的心理预期落差太大，我不禁反问。
“不真实！”回答斩钉截铁。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怕是听错了。
怎么可能不真实呢？稿件里大量场景、细节，不少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有的，也是来自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那几天，《大众日报》用很多版面、很大篇幅连续报道这股席卷齐鲁大地的拥军热潮，甚至上了头版头条。和主任谈话前我有准备，这些报纸也都带着，于是拿给主任看。
吴主任接过报纸放一边，说：“你上夜班也有一年多了，问你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大政方针是什么？”
坦率地说，那时我不是很关心时政，但毕竟每天和人民日报一版打交道，脑袋里大概念还是有的，脱口而出：“改革开放！”
“对呀。”吴主任的口气略有和缓。
1984年，是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一年，也是最具标志性的年份。
这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中还第一次出现了“市场”二字，市场经济的大潮由此在神州大地汹涌而起，研究者后来将这一年定义为“中国企业元年”。比如：33岁的王石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4年后改名“万科”;35岁的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40岁的任正非，用2.1万元转业费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即华为的前身;27岁的李东生，在广东惠州租了一个农机仓库录磁带，TCL由此起步;40岁的柳传志，用中科院的20万元投资办了中科院计算所公司，后来发展为联想集团（这一年，北京中关村除柳传志的公司外，还有“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便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前身）;这年11月，武汉市还聘请联邦德国专家、65岁的格里希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顿时轰动中外……
1984年开放方面也是频见鸿篇华章。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后来，全国很多城市的干部分批到深圳这个“窗口”学习，驻华的外国使节也受邀分批到深圳考察。这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对外开放步入一个新阶段。并且，进入1985年，形势越来越喜人。1985年2月，中央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吴元富副主任和颜悦色地说：“中央提出改革开放，一再申明我国和平发展的决心，目前中越边境的战争虽说还没有结束，但我们的方针不是要大打，而是保持一種高度戒备态势，所以《人民日报》上已经很少报道中越边境的战事，偶尔有，也只是一些篇幅很小的动态消息。如果这时发出这样的长篇通讯，那么外界会做什么样的解读呢？唯一一种解读，就是中国的边境战争可能又要升级。这样的话，符合当下中央的政策、符合改革开放的形势、符合我们的大局吗？因此说，这篇稿子不真实，它和中央把改革开放作为压倒一切的第一位的中心工作这个精神不一致。所以，不只是我们不能发，也不允许你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投给其他报纸杂志去发。”
真的是醍醐灌顶！
一篇经过扎扎实实采访、认认真真写作、精心打磨的作品，就这样被毫不留情地“枪毙”了，但听完吴元富副主任那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心里顿觉透亮了很多。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当时便是这样的感觉，在自己的新闻生涯开始之初，就能及时得到前辈这样的点拨、提醒，使人倍感欣慰。
可我还有一个困惑，我指着他桌上那几份报纸问，《大众日报》也是党报，为什么它就能用整版篇幅、用头版头条来报道这件事呢？
“因为《人民日报》代表的是我们国家，《大众日报》是地方党报，国外对它的声音是很难关注到的。”吴主任回答。那时，世界还不是“平”的——那是普通人连“互联网”这个词都还没听说的年代。
我想，如果今天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吴主任对地方党报这样的版面处理，定然也会断然否定。因为，时代变了。
那次谈话已过去30多年，而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吴主任的那番教诲深深地烙刻在了我的心底。我由此而明白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做报道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选题的意义。好故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反映时代精神，能够和时代主旋律同频共振。所以古人特别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时代在前进，而前进的轨迹不会是一条直线。与时俱进，有时也意味着因时而变，或退一步，再进两步，在徘徊中探索，在探索中调整。但无论怎么变，“文章合为时而著”之道不变，及时反映时代的进步和变迁，始终是报道的灵魂。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怎样讲故事》）
《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怎样讲故事》
著者：费伟伟
书号：ISBN 978-7-5115-5504-5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