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茶聚，问起他身体状况，他笑称，自己是“正常地不正常”。前不久，他做体检，发现多条血管“塞了四成”，血糖、胆固醇偏高。
　　又一位香港官员病了。
　　近来，香港政府官员一个又一个得病了。人称政坛“太极高手”的教育局长孙明扬，被证实患肾衰竭，病情严重，已属末期，肾功能只剩12%至15%，需要俗称“洗肚”的腹膜透析治疗，维持肾功能运作，他健康欠佳，政圈早有所闻，出席立法会会议时，常常一脸倦容，有时忍不住而瞌睡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刘吴惠兰证实患结肠癌，作了切除结肠肿瘤手术，她因病辞去职务；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患泌尿科病而进医院，“接受一项预防性手术”；55岁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林瑞麟，近期心脏隐痛，因一条支血管七成栓塞，接受“通波仔”手术……
　　香港舆论关注的是，高层官员职务繁重，需要有健康体魄才能胜任，他们的健康状况影响履行职务的能力，这便涉及公众利益。制定政策或推动政务的官员，需要良好体能和足够体力应付。政府对他们的病情讳莫如深，便值得商榷了。
　　对此，香港社会展开了一场讨论，逐渐形成共识：政府高层官员，包括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视健康为隐私，不作公布，无可厚非，但他们健康状况涉及公众利益，特别是那些要做手术的，政府有责任向公众交代。政府应制定指引，在保障隐私和公众知情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增加透明度的前提下，让公众知情，这些决策局长以上的高官，是在什么健康状况下服务社会的。至于行政长官的健康状况，社会舆论倾向于应该公开，大多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长官的每年体检结果，都会公告周知。行政首长日理万机，系一地安危于一身，动见观瞻，他们的健康状况，虽属于他们个人，却也属于整体社会，人民有权知情。
　　特首曾荫权的管治团队，当初以“强政励治”为理念，而今相继患病，年龄是个因素，生活方式、工作压力、睡眠不足等，是致病重要原因。香港的官员，要应付排山倒海的工作，出于政商交情，杯觥交错、饮宴酬酢，入胃的是“三高”食品。特别是，在政治激烈冲突的各种场合，应对来自街头、传媒、立法会的突如其来的批评或谩骂，甚至肢体冲突，官员能否自我调节情绪智商，都成了是否生病的一个关键。
　　高官病了，市民痛心，更痛心的却是，病倒的高官，谁来继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主管商贸、旅游、电讯广播、天文台等，辖下11个部门。她因病请辞职务后，一个月了，依然没人愿意接任，或者说没有被特首选定。
　　高官因病请辞，重要空缺悬空，竟然几周来继任人选依然未知，令人警醒：素有政治抱负的社会精英，以各种理由各种托辞，拒绝加入政府，面对社会躁动、街头抗争的种种冲击，身处民众对政府公仆要求越来越高涨的情绪中，精英们敬而远之。那天，香港传媒好友谭卫儿对这一现象提出疑问：这是官员病了？政府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这是警世的发问。这届政府的任期，至2012年6月30日，还有13个月，谁现在加入政府，却不知道下一届特首是否会续缘而留任自己。政府官员的收入确实很高，特首年薪达50万美元，三司长也达40多万美元，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薪只是40万美元左右，但香港高官的薪酬，远远低于香港大财团大公司的高管。举例说，被称为“打工皇帝”的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刚刚披露的2010年收入高达2000万美元。当然，一生中能有那么几年可为民众服务，是一种满足感，难以用金钱衡量，但为官却要搭上自己的身心健康，去应对空前压力，应对随时质疑，应对传媒揭阴，应对恶意羞辱，这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以致渐行渐远了。
　　这个社会病了，有如在闷罐车里，功力不深，难免有窒息感。社会病了不可怕，可怕的是病而不知，更可怕的是病而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