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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一生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又很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自己总结出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又很平易近人，善解人意。陈云曾两次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尤其是1961年在庐山期间，留下不少佳话。
感言国家强盛才能立于世界之林
1961年8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从九江乘车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陈云第一次上庐山，1959年他因病在大连疗养，未上庐山参加中央会议。
轿车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庐山疗养院的一栋别墅前。身穿短袖衬衫的陈云从车里出来，环顾着满眼翠绿，摸着顿生凉意的胳膊，对迎候在别墅前的江西省和庐山管理局的领导说：“哦，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刚刚还在‘火炉’之中，一个小时，便从盛夏走回到早春。白居易咏庐山桃花的诗中说‘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看来确是有感而发，不仅仅是诗人的想象和夸张呀。”
陈云看着远处葱茏的山峦、近处参天的绿树，不停地点头赞许。当他转身打量下榻的别墅时，眼中不由露出一些惊奇的神色，说道：“这栋别墅倒有些意思呀！很有些与众不同嘛。”这栋别墅具有较典型的英式风格，主立面呈矩形，石构两层，窗子为长方形，装饰有图案精美的木格条，与粗石垒砌的墙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主立面的南端往外突出一个六角式单亭，单亭与尖形亭顶改变了主立面的单调感。最引人注目的是别墅大门处，不是一般英国别墅常用的敞开式门厅或外廊，而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宫殿式门廊，飞檐翘耸，6根鲜红的圆木柱，完完全全的中式风格。“又是圆亭、尖顶，又是飞檐翘角，很有点中西结合的味道呀！”陈云颇为内行地评价道。
庐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蔡绍玉向陈云介绍道：这栋别墅在设计时，就有意在西式风格中糅合进了明显的中国建筑特色，这在庐山近千栋别墅中极为少见。这栋别墅的主人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从建筑风格角度考虑，更是要满足和宣泄踌躇满志、趾高气扬的胜利者的心理需求。这栋别墅与西方人侵占庐山大有关系。
“是吗？”陈云听着，不由来了兴趣，连声说道：“你给我说说，让我也长点见识。”
蔡绍玉请陈云和方志纯副省长在别墅前的石凳上坐下，解放军疗养院负责管理这栋高级别墅的张子清中尉端来几杯香气腾腾的热茶，放在石圆桌上。蔡绍玉饶有兴致地向陈云介绍起这栋别墅来。
这栋别墅建于1901年，也就是庐山大规模开发的第6年。它的正式名称是：乔治五世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九江领事馆庐山办事处，简称“英国庐山办事处”。就是这个英国驻九江领事馆，当年为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夺取庐山的租借权出了大力。
1886年盛夏，23岁的李德立从酷热难耐的九江上了庐山。庐山的清凉使他又惊又喜，恍如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当时山上还是荒草森森，除了几座庙宇，人迹稀少。李德立发现山上谷宽坡缓，水源充足，很适宜建较大规模的别墅群。颇具商业眼光的李德立认定这是一块“上帝厚爱的宝地”，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他当即重金托中国人与九江政府打交道，商讨在庐山山上购地事宜。起初九江官员以为“李德立”是中国人，乐得出让谁也不要的荒谷赚几个钱，当签了契约后才发现，买地的原来是曾欺凌中国的英国人，便断然毁约。李德立不依不饶，马上找到英国驻九江领事馆帮忙。领事馆立即全力以赴，配合李德立与中国各级官府打交道，直到惊动了总理衙门和慈禧太后。经过整整10年的努力，终于在1895年由清政府九江道台成顺和英国驻九江领事馆代理领事赫伯特签订条约，将庐山上长冲区域一带的土地租借给李德立999年。李德立大获全胜。他依照英语表清凉的词汇“CooLing”的谐音，给租借之地起了一个名称叫“牯岭”，随即成立了“牯岭开发公司”，正式开始了牯岭山城的建设。当时有人评论说“一个人打败了一个朝廷”，驻九江的英国领事馆当然也出了大力。
出了大力的领事馆自然要在庐山最佳地段建造自己的别墅，领事馆还特意在突出本国建筑风格的设计上融入最醒目的中国建筑符号，以显示侵占中国、进而征服中国的得意和野心。每当中外人士问起别墅的独特设计，英国人便可洋洋得意地炫耀起往事。
陈云听完蔡绍玉的介绍，不禁感叹地说道：“一栋别墅，果然大有故事。近代中国是多么懦弱，受尽外国列强的欺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几万人坐船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可以把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搅得天翻地覆。一个二十几岁的英国传教士，却有那么大的本事，仅仅在一个领事馆的帮助下，就可以把庐山名为租借，实为占有。这一段屈辱的历史，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该忘记！”陈云说着，停了停，环顾了一下四周，又接着说道：“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新中国要想真正强大起来，重新自立于世界之林，让外国列强不敢小视，只有奋发图强。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为恢复经济而日夜操劳
陈云在别墅住下后，首先就给别墅管理员张子清中尉下了一道“命令”：时刻保持与大会会务组的联系，邓小平总书记一上山，就要立即来报告，他有要事要和邓小平商量。陈云知道，邓小平可能要晚几天上山，他还在北京准备提交庐山会议讨论的几个重要文件。张子清自是不敢怠慢，一天两次与大会会务组的有关人员电话联系。
三天后的傍晚，陈云想问问张子清邓小平何时来庐山，却没见他的身影。一位服务员告诉陈云，张子清在房间躺着，没吃晚饭。陈云问是不是病了？服务员说不清楚。
陈云随即来到张子清的房间，果然见张子清躺在床上。陈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张子清说不是。陈云见他两只眼圈红红的，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张子清开始怎么也不肯说，在陈云的再三询问下，才说接到家里的来信，母亲去世了，今年，他已连续失去了三位亲人。陈云沉默了一下，又问道是不是家里生活发生了困难？张子清说他老家大别山区这两年粮食特别缺乏，但老家的人再难也不肯出去逃荒、要饭，说老区的人决不能做丢国家脸的事。陈云的眉毛跳动了几下，他攥了攥张子清的手，又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嘱咐他好好休息，便转身出了房门。
陈云离开张子清的房间，心情很沉重。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清楚中国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并正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形势。
此次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是五月份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延续，重点都是研究调整、整顿国民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问题，继续纠正“大跃进”、“反右倾”以来中央与地方工作中不切合实际的冒进、“左”倾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失误。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陈云深知“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陈云1933年1月从上海来到江西瑞金，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就发现苏区工人运动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倾向，不问实际，盲目推行只适用城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致使苏区很多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陈云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在1960、1961年期间，他经常与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商讨中国经济问题，不断向党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力争使中国的经济进入健康发展的道路。来庐山开会之前，陈云到南方几个省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感问题的严重，深感调整、整顿经济的迫切性，所以，一上庐山，他就急于要和邓小平见面。
8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上了庐山。陈云一接到张子清的报告，马上就要张子清带他去邓小平住处。陈云握着邓小平的手，笑着对他和卓琳说：“你们刚上山，还没喘口气，我就来叨扰，是不是有些不合情理？”卓琳赶忙说：“大家都忙，老邓晚来了几天，就怕误事。”邓小平接着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几天，我也正要与你通气，商讨一些遗留问题。”卓琳请陈云和邓小平到书房坐，她送进两杯热茶后，便关上书房的门。书房里不时传出陈云和邓小平爽朗的笑声。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书房的门开了，陈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该回去了，你也要好好休息一下。”邓小平说：“休息啥子，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嘛。”两人继续边说边走出大门。他们在山道上慢慢走着，兴致勃勃地说个没完，后来索性又坐在山道的石阶上，继续往下说。张子清等工作人员都在不远处等候。邓小平的秘书抓拍了一张两人坐在山道上开心交谈的照片。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又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又称《高教六十条》）等重要文件，对调整、整顿当时工业、教育等方面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在庐山开会的25天里，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除了看文件、看书，更多的是找各省领导前来商谈工作，了解情况。不管工作到多晚，陈云从来不吃夜宵，也不给来客安排。
在陈云离开庐山的第二天，别墅服务员将一个封好口的信封交给张子清，说是陈云留给他的。张子清拆开信封一看，里面是300元人民币和50斤全国粮票。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
9年过去了，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陈云再次上了庐山。山川依旧，中国政局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陈云的境遇、心情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969年10月，在“文革”中失去一切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名称的陈云，因中央军委的一号战备令由北京“疏散”到江西南昌市郊的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
无所事事的陈云，花了大量时间，研读从北京带来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书，认真思考中国当前的形势，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担忧。1970年5月，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同意，陈云到南昌、新余、萍乡等地的工厂、农村进行调研，面对各地存在的“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他感到极为痛心，希望这种状况能尽早得到改变。
1970年8月，陈云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他很想趁此机会，向毛泽东、周恩来谈谈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是会议一开幕，便被林彪一伙大讲“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打乱了议程。陈云明显感到气氛不对，便借口“身体不好”，离开庐山，下到九江南湖宾馆居住，一般不上山参加会议，因此没有卷入会议期间突起的政治风波，但也就没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谈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使陈云感到极为遗憾。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形势开始明朗。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虽然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集团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但并没有减轻陈云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会议结束后，他返回南昌的机械厂，厂领导请他传达会议精神，他摇头说不清楚，你们以上面传达的精神为主。
1972年4月22日，陈云终于结束了在江西两年零七个月的“蹲点”岁月，重返北京。粉碎“四人帮”以后，73岁的陈云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时代洪流中再一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感言国家强盛才能立于世界之林
1961年8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从九江乘车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陈云第一次上庐山，1959年他因病在大连疗养，未上庐山参加中央会议。
轿车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庐山疗养院的一栋别墅前。身穿短袖衬衫的陈云从车里出来，环顾着满眼翠绿，摸着顿生凉意的胳膊，对迎候在别墅前的江西省和庐山管理局的领导说：“哦，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刚刚还在‘火炉’之中，一个小时，便从盛夏走回到早春。白居易咏庐山桃花的诗中说‘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看来确是有感而发，不仅仅是诗人的想象和夸张呀。”
陈云看着远处葱茏的山峦、近处参天的绿树，不停地点头赞许。当他转身打量下榻的别墅时，眼中不由露出一些惊奇的神色，说道：“这栋别墅倒有些意思呀！很有些与众不同嘛。”这栋别墅具有较典型的英式风格，主立面呈矩形，石构两层，窗子为长方形，装饰有图案精美的木格条，与粗石垒砌的墙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主立面的南端往外突出一个六角式单亭，单亭与尖形亭顶改变了主立面的单调感。最引人注目的是别墅大门处，不是一般英国别墅常用的敞开式门厅或外廊，而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宫殿式门廊，飞檐翘耸，6根鲜红的圆木柱，完完全全的中式风格。“又是圆亭、尖顶，又是飞檐翘角，很有点中西结合的味道呀！”陈云颇为内行地评价道。
庐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蔡绍玉向陈云介绍道：这栋别墅在设计时，就有意在西式风格中糅合进了明显的中国建筑特色，这在庐山近千栋别墅中极为少见。这栋别墅的主人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从建筑风格角度考虑，更是要满足和宣泄踌躇满志、趾高气扬的胜利者的心理需求。这栋别墅与西方人侵占庐山大有关系。
“是吗？”陈云听着，不由来了兴趣，连声说道：“你给我说说，让我也长点见识。”
蔡绍玉请陈云和方志纯副省长在别墅前的石凳上坐下，解放军疗养院负责管理这栋高级别墅的张子清中尉端来几杯香气腾腾的热茶，放在石圆桌上。蔡绍玉饶有兴致地向陈云介绍起这栋别墅来。
这栋别墅建于1901年，也就是庐山大规模开发的第6年。它的正式名称是：乔治五世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九江领事馆庐山办事处，简称“英国庐山办事处”。就是这个英国驻九江领事馆，当年为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夺取庐山的租借权出了大力。
1886年盛夏，23岁的李德立从酷热难耐的九江上了庐山。庐山的清凉使他又惊又喜，恍如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当时山上还是荒草森森，除了几座庙宇，人迹稀少。李德立发现山上谷宽坡缓，水源充足，很适宜建较大规模的别墅群。颇具商业眼光的李德立认定这是一块“上帝厚爱的宝地”，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他当即重金托中国人与九江政府打交道，商讨在庐山山上购地事宜。起初九江官员以为“李德立”是中国人，乐得出让谁也不要的荒谷赚几个钱，当签了契约后才发现，买地的原来是曾欺凌中国的英国人，便断然毁约。李德立不依不饶，马上找到英国驻九江领事馆帮忙。领事馆立即全力以赴，配合李德立与中国各级官府打交道，直到惊动了总理衙门和慈禧太后。经过整整10年的努力，终于在1895年由清政府九江道台成顺和英国驻九江领事馆代理领事赫伯特签订条约，将庐山上长冲区域一带的土地租借给李德立999年。李德立大获全胜。他依照英语表清凉的词汇“CooLing”的谐音，给租借之地起了一个名称叫“牯岭”，随即成立了“牯岭开发公司”，正式开始了牯岭山城的建设。当时有人评论说“一个人打败了一个朝廷”，驻九江的英国领事馆当然也出了大力。
出了大力的领事馆自然要在庐山最佳地段建造自己的别墅，领事馆还特意在突出本国建筑风格的设计上融入最醒目的中国建筑符号，以显示侵占中国、进而征服中国的得意和野心。每当中外人士问起别墅的独特设计，英国人便可洋洋得意地炫耀起往事。
陈云听完蔡绍玉的介绍，不禁感叹地说道：“一栋别墅，果然大有故事。近代中国是多么懦弱，受尽外国列强的欺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几万人坐船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可以把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搅得天翻地覆。一个二十几岁的英国传教士，却有那么大的本事，仅仅在一个领事馆的帮助下，就可以把庐山名为租借，实为占有。这一段屈辱的历史，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该忘记！”陈云说着，停了停，环顾了一下四周，又接着说道：“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新中国要想真正强大起来，重新自立于世界之林，让外国列强不敢小视，只有奋发图强。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为恢复经济而日夜操劳
陈云在别墅住下后，首先就给别墅管理员张子清中尉下了一道“命令”：时刻保持与大会会务组的联系，邓小平总书记一上山，就要立即来报告，他有要事要和邓小平商量。陈云知道，邓小平可能要晚几天上山，他还在北京准备提交庐山会议讨论的几个重要文件。张子清自是不敢怠慢，一天两次与大会会务组的有关人员电话联系。
三天后的傍晚，陈云想问问张子清邓小平何时来庐山，却没见他的身影。一位服务员告诉陈云，张子清在房间躺着，没吃晚饭。陈云问是不是病了？服务员说不清楚。
陈云随即来到张子清的房间，果然见张子清躺在床上。陈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张子清说不是。陈云见他两只眼圈红红的，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张子清开始怎么也不肯说，在陈云的再三询问下，才说接到家里的来信，母亲去世了，今年，他已连续失去了三位亲人。陈云沉默了一下，又问道是不是家里生活发生了困难？张子清说他老家大别山区这两年粮食特别缺乏，但老家的人再难也不肯出去逃荒、要饭，说老区的人决不能做丢国家脸的事。陈云的眉毛跳动了几下，他攥了攥张子清的手，又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嘱咐他好好休息，便转身出了房门。
陈云离开张子清的房间，心情很沉重。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清楚中国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并正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形势。
此次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是五月份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延续，重点都是研究调整、整顿国民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问题，继续纠正“大跃进”、“反右倾”以来中央与地方工作中不切合实际的冒进、“左”倾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失误。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陈云深知“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陈云1933年1月从上海来到江西瑞金，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就发现苏区工人运动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倾向，不问实际，盲目推行只适用城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致使苏区很多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陈云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在1960、1961年期间，他经常与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商讨中国经济问题，不断向党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力争使中国的经济进入健康发展的道路。来庐山开会之前，陈云到南方几个省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感问题的严重，深感调整、整顿经济的迫切性，所以，一上庐山，他就急于要和邓小平见面。
8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上了庐山。陈云一接到张子清的报告，马上就要张子清带他去邓小平住处。陈云握着邓小平的手，笑着对他和卓琳说：“你们刚上山，还没喘口气，我就来叨扰，是不是有些不合情理？”卓琳赶忙说：“大家都忙，老邓晚来了几天，就怕误事。”邓小平接着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几天，我也正要与你通气，商讨一些遗留问题。”卓琳请陈云和邓小平到书房坐，她送进两杯热茶后，便关上书房的门。书房里不时传出陈云和邓小平爽朗的笑声。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书房的门开了，陈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该回去了，你也要好好休息一下。”邓小平说：“休息啥子，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嘛。”两人继续边说边走出大门。他们在山道上慢慢走着，兴致勃勃地说个没完，后来索性又坐在山道的石阶上，继续往下说。张子清等工作人员都在不远处等候。邓小平的秘书抓拍了一张两人坐在山道上开心交谈的照片。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又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又称《高教六十条》）等重要文件，对调整、整顿当时工业、教育等方面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在庐山开会的25天里，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除了看文件、看书，更多的是找各省领导前来商谈工作，了解情况。不管工作到多晚，陈云从来不吃夜宵，也不给来客安排。
在陈云离开庐山的第二天，别墅服务员将一个封好口的信封交给张子清，说是陈云留给他的。张子清拆开信封一看，里面是300元人民币和50斤全国粮票。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
9年过去了，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陈云再次上了庐山。山川依旧，中国政局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陈云的境遇、心情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969年10月，在“文革”中失去一切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名称的陈云，因中央军委的一号战备令由北京“疏散”到江西南昌市郊的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
无所事事的陈云，花了大量时间，研读从北京带来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书，认真思考中国当前的形势，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担忧。1970年5月，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同意，陈云到南昌、新余、萍乡等地的工厂、农村进行调研，面对各地存在的“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他感到极为痛心，希望这种状况能尽早得到改变。
1970年8月，陈云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他很想趁此机会，向毛泽东、周恩来谈谈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是会议一开幕，便被林彪一伙大讲“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打乱了议程。陈云明显感到气氛不对，便借口“身体不好”，离开庐山，下到九江南湖宾馆居住，一般不上山参加会议，因此没有卷入会议期间突起的政治风波，但也就没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谈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使陈云感到极为遗憾。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形势开始明朗。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虽然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集团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但并没有减轻陈云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会议结束后，他返回南昌的机械厂，厂领导请他传达会议精神，他摇头说不清楚，你们以上面传达的精神为主。
1972年4月22日，陈云终于结束了在江西两年零七个月的“蹲点”岁月，重返北京。粉碎“四人帮”以后，73岁的陈云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时代洪流中再一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