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一期王跃生先生的《俄罗斯需要多少艺术家》一文，认为中俄两国“科学、文化、艺术的供给超过了此时社会对它的需求”，而“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等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遇到的困难，不能记到市场经济头上。……怕只能记到计划经济头上”，等等。这说法恐怕容易被理解为对市场经济的过分热心的辩护。
　　至少从西尼尔、穆勒开始，假说演绎模型方法日益成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这一方法论的成功，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经济学中的那些结论(包括最主要的结论：市场的资源最优配置功能)就是现实经济的准确描述。这种错误印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引出“市场万能”的幻象几乎是可能的。
　　出于寻求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的需要，经济学不能不从高度简化极其复杂的、交互作用的无数相关因素开始，即：第一，提出几个最简单、最普遍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即假设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都按照“以最小牺牲获取最大报酬”的原则行事；边际效用递减假设；自由竞争假设；人口增长规律假设等等)；第二，假定某些相关因素保持不变甚至干脆忽略不计。用这种方法得来的基本结论，构成理解无限多样化的经济世界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但是，它仅仅是一个框架。
　　经济现实告诉我们的是：在那些大体上公认为最成功的经济制度中，通行的是混合经济，即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协调(指努力去协调，而不是原则上就是协调的)配合。有不少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明智的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控制、规划和引导，制订必不可少的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甚至，历史上是否曾有过那种听凭科教文卫等极关重要的社会事业由市场供求支配的极端自由放任的制度而能够成功的，似乎还未听说过。
　　总而言之，像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尤其是其中的“雅文化”)这样一些其意义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太过分的“有意义的需求”，恰恰是市场在此会失效的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的“公共财”或准公共财，绝对不可以听任市场供求去支配。不这样做，就是放弃了一个政府应尽的起码职责，走向另一极端，必将遗患无穷！